韶山来人，毛泽东并非有求必应

丁晓平

毛泽东外祖家一共有8个表兄弟，他都十分关心，百忙中抽空给他们写了很多信，并多次接他们到中南海做客，寄钱赠物。但当他们提出找工作、入党、上学等额外要求时，毛泽东从未答应。今天出版的《解放军报》披露，对韶山来人，毛泽东要求极为严格，但他绝不是那种坐视亲友困难而不顾、没有人情味的人。毛泽连是毛泽东韶山亲友中最贫穷也最为牵挂的一位，也是来京次数最多的一个，共11次，但毛泽东从未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其解决任何个人问题，只是连续10年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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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客人了？韶山来的？”听到秘书叶子龙的话，正在批阅文件的毛泽东停下来，惊喜如阳光洒在脸上：“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是谁来了？”

自1927年就一直没有回过韶山的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离家22年，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刻，他日夜思念的家乡竟然有亲人来北京看望他。

“客人是昨天到北京的，据介绍，一个是您的堂弟毛泽连，一个是您的表弟，姓李。”叶子龙说。

“呵，是九弟润发来了!”毛泽东掩饰不住兴奋，“太好了！”

因为正在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当天没有时间和毛泽连见面，就定于第二天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见面。

在韶山，毛氏算是个大家族。在堂兄弟中，毛泽连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特殊，因为毛泽连的胞姐就是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

1949年8月15日，韶山解放，人民解放军来了，老百姓欢欣鼓舞。第四野战军一三八师师长任昌辉派人去韶山打听毛泽东亲属的下落，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毛泽连。于是，毛泽连和姑表弟李祝华就成了第一批去北京的韶山人。

一见面，毛泽连激动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话未出口泪先流：“主席三哥……”

毛泽东激动地说：“你是泽连润发九弟吧？”

“我是润发呀！”毛泽连声音颤抖着，“我这次和表弟一同来京，是代表家乡人民来看望您的。”

“好！好！”毛泽东激动地说，又关切地问李祝华，“你父亲叫李星明吧，还在不在？”“家父已经去世多年了。”李祝华也激动不已。“那姑妈呢？”“还在。”坐下后，毛泽东感叹地说：“几十年不见了，都有些认不出了。我很想念你们，也很想念家乡。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

当得知毛泽连患眼疾几乎失明却没钱医治时，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和秘书田家英将毛泽连送到协和医院，治好了眼疾。

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后，毛泽连和李祝华觉得麻烦三哥这么久了，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主动要求回家。临行前，毛泽东特别叮嘱毛泽连说：“九弟，你有困难，回去以后，不要去麻烦政府，你的困难我知道，我今后如能接济点就接济一点。你是我的亲戚，凡事要在乡亲面前带个好头，不能大事小事都去找政府。”

毛泽连身体不好，母亲也疾病缠身，家庭生活负担确实重。这位纯朴的农民始终牢记毛泽东的话，安心种着几亩水田，勉强维持生活，在乡亲面前带了个好头。1950年9月，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等人到北京，谈及乡亲们的生活时，特别提到了他的困难，请求是否可以让地方政府给予适当照顾。毛泽东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现在也不是泽连一人有困难，我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一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当然，泽连的困难我自己会尽力接济的。”

对韶山来人，毛泽东要求极为严格，但他绝不是那种坐视亲友困难而不顾、没有人情味的人。毛泽连是他韶山亲友中最贫穷也最为牵挂的一位，也是来京次数最多的一个，共11次，但毛泽东从未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其解决任何个人问题，只是连续10年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到了晚年，患病躺在床上的毛泽东把李敏、李讷姐妹俩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我快不行了，有件事情只好请你们去做，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

题字：张 继

这两个叔叔，一个就是毛泽连，另一个叫毛泽荣。

毛泽荣小名宋五，比毛泽东小4岁。这个性格耿直血气方刚的堂弟，在三哥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参加农民协会和平粜活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荣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被迫改名流浪他乡，直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才回韶山。新中国成立后，韶山乡亲们到北京去了一拨又一拨，却偏偏没有他毛泽荣的份儿。尽管毛泽东也给他寄来了钱物，但他内心还是犯了嘀咕。直到1953年11月，他终于进京见到了三哥。

毛泽荣敢说真话，多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实际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1960年9月，一见面，毛泽荣就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社队干部虚报产量、不科学种田、盲目下令密植造成减产、谁提意见就给谁扣“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还将大队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养家禽全部没收等情况，一一汇报给毛泽东。最后，他跟毛泽东说：“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饿死人哩！”毛泽荣这次进京“告状”，引起毛泽东和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一个月后，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坚决纠正错误，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

毛泽建是1929年8月20日牺牲的。生前，她和丈夫陈芬将牺牲的胞姐陈淑元、梁泽南夫妇遗孤陈国生收作养女。陈国生也因此喊毛泽东为舅舅。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个外甥女。1951年5月，应毛泽东邀请，陈国生进京见到了她的三舅。谈话中，毛泽东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当毛泽东讲到母亲给他取名“石三伢子”的故事时，陈国生提起了为毛泽建修墓的事情，说：“泽建妈妈的墓埋在衡山金紫峰麓，墓上只有一块石碑。三舅，是否可以跟政府讲一下，请他们拨一笔款，把墓修一下。”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全国烈士很多很多，有千百万人。现在百废待兴，万事开头难啊。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去修墓啊！对牺牲的烈士，我们纪念他们，怀念他们，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以后，我们要为他们修墓立碑，刻石铭功，让后人都记着他们。可现在不行，国家还困难啊！我父母的墓也是一个草坟，有好多人建议重修，我不让哩！”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每次韶山来人，毛泽东都格外高兴。但韶山来人，毛泽东并非有求必应，而是经常当面拒绝或回信婉拒。对于毛氏家族的堂兄弟如此，对外婆家的表兄弟，也是如此。

长毛泽东12岁的表兄文涧泉，精明能干，曾参加过毛泽东在家乡开展的农民运动，打土豪斗劣绅，1927年还曾陪同毛泽东考察湘乡的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7次进京与毛泽东相会。

文涧泉一生务农，极少离开乡里，如今有了表弟主席，去了京城，大开眼界。但他并不知道他在北京的开支，都是表弟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支付的，并非公家报销。因此，他又有了新想法：到上海等大城市去转一转瞧一瞧。他向毛泽东提出这个要求，并请表弟帮忙将一位亲戚安排到北京读书。毛泽东一口回绝：“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法。”还有一次，文涧泉在菊香书屋看到韶山来的乡亲穿上了毛泽东给他们做的新衣服，个个喜出望外，心也动了，就说：“表弟，你给韶山的老乡每人做了一件，就把我这唐家圫的表兄忘了，也给我缝制一件长袍吧？”毛泽东摇了摇头说：“现在平均每人只有一丈多布票，哪有这么多布来缝什么长袍啊！”文涧泉一听有些不高兴。毛泽东知道表兄心里不舒服，就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旧长袍送给了他。

来北京次数多了，坐过汽车、火车的文涧泉又向毛泽东提出要坐一下飞机，开开洋荤。毛泽东耐心地劝道：“坐飞机太贵了，还是坐火车的好。”文涧泉不让步，说：“你堂堂一个国家主席，我就不相信买不起一张飞机票？”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现在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我是主席，更应带好头啊!”

要新长袍，主席没做；要坐飞机，主席没让。这并不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个表兄有意见。恰恰相反，这正是毛泽东处理亲友关系的原则——亲亲，但不为亲徇私；念亲，但不为亲谋利；济亲，但不以公谋私。亲者严，疏者宽。对有恩于自己的表兄文运昌，毛泽东亦是如此。

文运昌一共6次进京，每次都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1954年秋，文运昌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仍舍不得离开。这时，毛泽连、邹普勋几位乡亲在北京小住一段时间后准备回家，毛泽东便叫他们同行。文运昌一听有些不高兴，说：“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呀!”毛泽东听了，生气地说：“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文运昌没奈何，只好打道回府。

韶山来人，毛泽东这么下“逐客令”的情况，真是少有。后来，他曾有些难过地说：“我的亲戚，过去为了我受了苦。现在有缺点，应该批评。我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管了，他们有意见，但不管也不行，我还得要管。”

毛泽东外祖家一共有8个表兄弟，他都十分关心，百忙中抽空给他们写了很多信，并多次接他们到中南海做客，寄钱赠物，深情无限。但当他们提出找工作、入党、上学等额外要求时，毛泽东从未答应。

韶山来人，左爱右亲，有公有私，上分下明。毛泽东是个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的人，也是一个讲人情味的人！诚如他在与堂侄毛远翔谈话时所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要懂得，每个人天天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历史的好坏，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