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征程，红军如何掌握“制信息权”

毛远志 刘  斌

万里征程，红军如何掌握“制信息权”

——红军长征时期无线电通信保障揭秘

■毛远志　刘　斌

漫漫长征路，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大小近600场战火的洗礼，成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以军事上的胜利完成凤凰涅槃。

回望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军事史，总结红军以弱胜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牢牢掌握了“制信息权”，才能创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战例。

刘伯承指出：“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队指挥。”周恩来则形象地比喻：“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主要靠文武两条线指挥革命斗争，武的一条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长征的血火硝烟已经远去，但红军无线电波飞越万水千山建立的传奇功勋，则与青山同在。

空中桥梁：从“一部半电台”起家的“千里眼、顺风耳”

红军长征中使用过的电台。资料照片

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在《通信战士》杂志创刊一周年之际，为通信兵题词，高度赞誉通信兵：“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殊不知，在长征途中屡建奇功的红军“千里眼、顺风耳”，却是从“一部半电台”起家的。时间还得追溯到红军“反围剿”时期。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的两个旅，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1部15瓦电台。遗憾的是，发报机被红军战士砸坏，只剩下收报机，只算得“半部电台”。

1931年1月3日，红军在东韶追击国民党谭道源残部的过程中，意外缴获敌军一部完整电台。通过这两次缴获，红军已经有了“一部半电台”的器材装备。1931年1月6日，在江西宁都一座农家小院里，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开课。起初学员只有12人，由从国民党军投诚过来的王诤、刘寅等同志负责授课。训练班的教学都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的，一个电码联系器成了主要教具，每名学员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训练电池都是前方电话队用了送到后方的废品，学员们把锌皮捅上几个洞，放在粗毛竹筒里，用盐水浸泡就有了电，而且还能用很长时间，被大家称作“麻子牌”电池。

红军无线电分队使用过的发电机。资料照片

1934年8月，为适应战略转移的需要，红军通信学校整编为通信教导大队。长征期间，通信教导大队以“红星第三大队”为代号，在行军途中坚持办学。

在翻越老山界的行军途中，袁以辉等学员练习收发报，用蜂鸣器的发声在地上划着阿拉伯数字，当周恩来和朱德来到他们身边时也浑然不觉。朱德感慨地说：“好啊，有这股子劲就好办，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

经过数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培训，长征期间，红军无线通信已初具规模：报务、机务人员达200余人，拥有17个无线电分队和17部电台，初步形成三大主力部队相互联通、重点方向可以保障的基本态势。

红色电波的无形激荡，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信息优势”。

1934年12月1日，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遭受严重损失，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时局变化，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动向，集结重兵于黔阳、洪江地区，布下“大口袋”，企图在此聚歼红一方面军。

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的主张，得到中央多数领导同志赞同。关键时刻，红色电波架起空中桥梁。中革军委通过三局无线电分队向各军团发出作战部署电报。随后，红一方面军连续击败黔军王家烈、侯之担的堵截部队并迅速突破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规避了一场灭顶之灾。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无线电队遭遇血火考验。在这段特殊日子里，敌人不断派飞机来轰炸。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电台人员没有一次停止工作，没有一人去躲避轰炸。

一天，第1分队报务员尤静轩、见习报务员袁以辉，正在离党中央开会的地点只有100多米的地方值班发报。敌机突然俯冲下来，一颗炸弹投在了电台的隔壁房子里，接着又是一阵扫射。隔壁房子墙倒屋塌，电台所在屋子里尘土飞扬，看不清人。但他俩不顾个人安危，一面用身体护住电台，一面继续拍发电报，直到将电报发完。

长征期间，一部电台就是一个指挥中枢。红二军团曾在突围中丢失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饱尝信息闭塞之苦。贺龙曾经痛心疾首地说：“我宁愿损失一个团，也不再损失一部电台。”

红军浸泡废电池用过的盐水罐。资料照片

生死命脉：“用兵真如神”离不开耳聪目明的“传令兵”

瑞金坪山岗红军通信学校旧址，当年红军学员经常在大香樟树下上课。资料照片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来华访问。他在与毛泽东交谈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媲美。毛泽东则郑重地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长征组歌》中有句著名的歌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其实，毛泽东“用兵如神”的背后，离不开红军无线电队的坚强支撑。是“传令兵”的耳聪目明，帮助毛泽东完成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得意之笔”。

回望1935年上半年的四渡赤水战役，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智慧勇气大较量。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使蒋介石大为震惊。蒋介石急调150个团共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铁壁合围。

为跳出敌人包围圈，1月29日凌晨3时，毛泽东通过红军无线电队发出《关于我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电报：“我野战军拟于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诸兵团部队区分及今二十九日行动如次：……”

各军团接电后迅速脱离当面之敌，从元厚（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川滇敌军得知红军动向，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2月7日，“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下达《作战方略》：川军主力防堵红军北渡川江；川军3个旅依托金沙江、横江，防堵红军西渡；黔军一部防堵红军东进。

面对敌军再次形成的水泄不通的大包围圈，2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利用敌人错觉，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

毛泽东之所以能提出这一针锋相对的进军计划，是因为红军高层已经掌握了龙云的绝密电报《作战方略》。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通信兵无线电台中负责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红军在长征中，通过无线电队，严密地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而敌人却浑然不觉。

2月11日，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回师东进，从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争取了作战主动权，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将十倍于红军的敌人抛在长江北岸和乌江西岸。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再次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然而，蒋介石的这些部署命令刚刚发出，红军无线电队就侦获了这一调兵遣将的重要情报，立刻掌握了敌军的全部动态。

毛泽东在研究敌情的基础上，决定“避实就虚”，大胆作出“三渡赤水”的决策。

3月16日，毛泽东通过三局无线电分队发出《关于我军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电报。各军团即回头向西在茅台镇三渡赤水，给蒋介石造成红军“意欲北渡长江”的假象。

红军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坐镇贵阳指挥的蒋介石果然上当，纠集大军加速西移，一厢情愿地准备“围剿”红军主力。

此时，南边设防的国民党中央军果不其然“露出缺口”。神机妙算的毛泽东，于3月20日通过三局无线电分队发出《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电报。红一方面军主力悄然向东回师，于3月21日晚、22日四渡赤水，终于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

红军“四渡赤水”期间，中革军委三局和各军团无线电分队通过快速收发电报上令下达、下情上报，仅总部与各军团之间就收发电报300余份。有力地保障了中革军委高效指挥3万多红军的机动作战，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大包围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赤水河畔，敌我兵力之比达到了空前的13∶1。然而，这场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悬念的围歼之战，却被毛泽东导演成了一幕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历史活剧：一渡赤水“避敌”，二渡赤水“歼敌”，三渡赤水“诱敌”，四渡赤水“甩敌”……红军“插翅高飞”后，1935年5月，龙云在发给蒋介石的一封急电中检讨叹息：“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当然，这封密电也被红军截获并破译了。

红色电波在空中的无形传送，成为红军的“生死大命脉”。

特殊纽带：在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中立下传奇功勋

毛主席为《通信战士》创刊一周年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资料照片

红军长征途中，无线电台不仅是对敌作战的利器，也是沟通上下、维护红军团结的法宝。其间，红色电波发挥特殊纽带作用、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就是一段明证。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川西北地区到处是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前往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丰富的陕甘地区。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会后，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然而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

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为照顾红军的团结，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随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

8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率领右路军的毛泽东通过前敌总指挥电台致电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从阿坝出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通过总司令部电台于9月3日复电中央，开始公开反对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则多次致电张国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但张国焘拒不执行。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脚木足）宣布另立“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为加强指挥联络，中革军委曾统一调整5个电台分队加强红四方面军，原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无线电分队调整到了红军总司令部。然而，电台呼号和通报密码被张国焘下令收缴控制。由于张国焘的操控，转战中的红二、六军团一度与中共中央失去了无线电联络。

1936年1月21日，周恩来在致张国焘的电报中提出：“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之，以便直接通报。”但张国焘为隔绝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的直接联络，于2月9日回电以 “对二、六军团大的行动方向与政治上有何指示，请直接发我处转去。因他们在行动中，时间宝贵，电台甚忙，勿耽误其时间……”为由，公然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

风雨如晦，终有晴时。幸运的是，1月27日夜里12时左右，中革军委三局经过苦苦搜索，终于找到红二、六军团指挥部电台的信号，并发去一份周恩来致任弼时的明码电报：“弼兄：我们已到陕北保安，豪密留老四处，弟豪。”电报中的“豪密”指由周恩来用化名伍豪编制的通信密码，“老四”则代指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

这一份万分珍贵的电报，让贺龙、任弼时知道了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豪密”密码本留在了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并不代表中共中央等诸多重要情况。

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虽然恢复了，但因没有密码本，双方就用打哑谜的办法，约定用共产国际纲领作密底通报。期间，张国焘对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直接无线电通信联络十分“关切”，千方百计予以阻挠。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任弼时态度坚决地向张国焘要来了“豪密”。中共中央即发电指示红二、六军团和第32军（原第9军团）合并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经过艰辛曲折的斗争，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化为泡影，只得率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与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师。

在这场历时一年、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中，中共中央的红色电波，像一条无形却又坚韧的风筝线，将意欲“单飞”的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用力拉了回来，建立了不朽的传奇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