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全党核心地位的确立，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动和坚持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洛川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带领人民军队成功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实际上确立了一条实现中国抗战胜利的正确路线。王明回国后，即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抗战路线持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并一度在党内产生消极的影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党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为克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党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坚持团结抗战并最终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 抗日战争;毛泽东;核心地位
“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1](P404)而能否形成一个有威信、有能力的领导核心，则对这个“领导者组织”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P310)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核心领导，是从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基本上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开始的。卢沟桥事变后，正是因为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民军队挺进华北、开辟敌后战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坚持贯彻独立自主的方针、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才有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动、坚持和后来人民胜利的结局。
一、全国抗战的发动与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给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遵义会议上，实际“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3](P85)这成为当时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随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成功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实际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转变，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为全国抗战的发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7年7月7日，日本策划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这时，不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就是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人站到抗日方面。事变第二天，党中央即向全国发出抗日宣言，号召各党派、各阶层一致抗日，加强反对日寇侵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还联名致电蒋介石，表达红军愿为国效命、保土卫国的决心;并在随后进行的国共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和苏区改制等问题作出一定让步，提出国共合作三大纲领和中共的四项保证，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最终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4](P364)中国自此进入全国抗战的新时期。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同意联共抗日，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实行了较为积极的抗战政策，这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有功之举。但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蒋介石，仍不愿放手发动群众，更加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壮大会威胁到其专制独裁的统治，以此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给全国抗战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不同，毛泽东及党中央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强调只要坚决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4](P350)8月22日到25日，党中央在陕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提纲，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一是强调中国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必须抛弃单纯抗战方针，“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5](P473-474)初步明确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和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抗战路线，并形成了保证这条路线的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二是制定了一条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确定了以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开辟敌后抗日战场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实现了红军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三是提出了共产党应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等重要思想，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实际上加强了党对八路军等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提出，是毛泽东及党中央站在维护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人民群众的自由有机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初步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及党中央一方面领导八路军等人民军队开赴抗日前线，配合友军正面作战，并抓住有利时机深入敌后、武装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在山区建立战略基地;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妥协、动摇采取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并以多种方式帮助国民党改变错误政策，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1937年11月，太原、上海相继失陷后，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4](P388)毛泽东根据华北抗战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八路军的作战方向，强调“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6](P67)随后，八路军主力向敌后实施大规模战略展开，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等多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关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将争取全民族抗战与实行民主制度、增强人民民主权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问题联系起来，使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全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模范，为抗战胜利后在全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中国抗战一度出现了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与人民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的新局面。这种独特战略布局的形成，关键在于有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广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抗日战争实际出发，结合人民军队自身特点与作战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实践创新，也是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环境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仅有效地遏止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保存和发展了抗日力量，唤醒了敌后民众的抗日热情;还进一步推动了党员队伍和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保证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使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也为扭转国民党正面战场不断失利的被动局面，推动抗战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全国抗战的发动，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一条全面抗战路线，更在实践上证明了这条路线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正确路线，为实现全国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二、王明右倾错误对党中央正确抗战路线的错误干扰

　　正当全党在全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大规模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进行山地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推动统一战线的完善和发展之时，共产党党内对国民党的无原则迁就让步的右倾思想也随之出现。1937年11月底，受共产国际指派回国的王明公开批评和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自洛川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外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右倾主张，致使党在一个时期内形成了一种相当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直接干扰了党中央正确抗战路线的实行和应有作用的发挥。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并另有一个书面报告大纲和口头报告。他认为，有的同志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于国民政府和军队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对统一战线不了解。因此，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解决民生等问题，更不要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要以“抗不抗日”为标准，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实现两党在抗战中“共同负责、共同领导”。1938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应以国民党为中心，要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国防军，达到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具体“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和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7](P579)并强调目前工作的重点是“保卫大武汉”而不是创造敌后根据地。王明这种轻视游击战争、否认独立自主原则、抹煞两党抗战路线的区别，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实质上“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8](P225)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片面认识紧密相连。由于共产国际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低估了当时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于如何实现两党团结抗日、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方面的独立自主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基本的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参与领导”。[9](P13)王明不仅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相关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自我发挥”，导致其“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10](P518)这与王明长期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等缺乏必要的认识，同时长期坚持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见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也是其从“左”转变到右的重要思想根源。
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给党的工作造成严重的干扰。第一，王明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积极鼓吹和宣传他所谓的“新政策”，并在未经中央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了包含许多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试图以“六大口号”替代洛川会议上党中央制定的“十大纲领”，并私下把持党的《新华日报》，一度造成党内在抗战思想上的严重分歧。第二，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直接干预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组织分工，会后又私自留在武汉，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擅自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长江局，开始在武汉“向全党发号施令”，直接干扰党中央对长江局及其管辖的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正确领导，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组织上的团结，而“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11](P67)第三，王明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主张，还在实际上将其直接运用到党和军队的具体工作中，对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各项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直接妨碍了南方各省及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也成为新四军后来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
面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干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这一时期，党中央仍然坚持了洛川会议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了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同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并领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直接推动了全国抗战形势的向前发展。在长江局内，由于周恩来等人对王明错误主张的抵制和纠正，并做了大量统一战线的工作，实际上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与此同时，毛泽东先后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对王明的右倾错误，以及抗战中先后出现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等错误论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一是毛泽东集中总结了抗战以来十个月的经验，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及发展规律，强调中国既不能速胜也不会亡国，中国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二是毛泽东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必将经过的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战略阶段中战争的主要形式、基本特点和任务等问题，指明了抗日战争的发展方向。三是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P511)并以此提出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四是毛泽东着重提出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P441)的战略方针，并对抗日战争三个发展阶段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战略纲领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总体来说，虽然在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王明的右倾错误并未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但王明的右倾主张毕竟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提出来的，一时间仍然迷惑了不少同志，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这样，能否在全党及时克服和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则成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全民族抗战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核心地位的确立

　　随着党对王明右倾错误认识的不断深入和王明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清楚地显露出来，在全党范围内纠正和解决王明右倾错误的条件已初步具备。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共产国际说明相关情况，以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
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并对相关情况作了口头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取和讨论了任弼时的报告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以限制抗战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目的，“首先要求全面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共产党本身。党的加强、党的独立性和团结正是进一步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进而胜利地继续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保障”。[8](P99)同时，还肯定了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做法，并对党在军队的政治工作、组织敌后游击队和游击区、在统一战线中同分裂分子作斗争、保持党与八路军领导的团结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说明。随后，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与任弼时、王稼祥的谈话中，特别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12](P372)这就为王明右倾错误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13](P561)“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13](P563)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确定了会议的基调。会议在总结抗战经验、认清抗战形势、明确抗战任务的过程中，主要是贯彻了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批评和斗争，采用温和的同志式帮助和正面说理的教育方式，集中批判和否定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以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抗战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战略规划，成为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要文献。一是毛泽东重申了中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战特点，要在坚持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原则下，争取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保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实际明确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二是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4](P534)要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实际提出了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三是毛泽东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经验，分析了在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过程和主要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要求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四是毛泽东着重强调了维护党中央及各级领导机关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的领导干部团结的重要意义，要求积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实际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经过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实际上批准了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成为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六中全会期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1年零3个月的战略防御中，经过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连续抵抗，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日本在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缺乏和不足日益严重，已无力发动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开始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而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妥协投降倾向迅速抬头。国民党顽固势力先是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等错误主张，“企图把中国各个党派统一于他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溶化共产党”;[14](P181)接着，又通过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反动方针，先后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尔后，则在实际上频繁地制造反共磨擦，发生了多起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后方工作人员的事件，并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打压和特务破坏活动。
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错误方针的制定与实施，给全国抗战蒙上了一层阴影。它不仅影响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削弱了抵抗日本侵略中国的抗日力量，而且造成了广大群众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担忧和迷惘，直接影响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和坚定决心。这在客观上也进一步证明了王明路线的错误，使全党逐步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制造的大规模反共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人民军队在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一块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系统地提出了包括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和前途等问题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和方向;并通告开展全党整风运动，基本肃清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了抗日根据地的生产、生活问题，为党领导人民渡过抗战相持阶段的严峻困难、争取人民胜利的结局奠定了重要思想和物质基础。
历史经验证明，领导核心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根本性的作用和独特的历史地位。领导核心能否顺利形成并得以正式确立，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能否得到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以致全党的实际认同和拥护，领导核心自身的重要作用在党及各项事业中能否正确发挥以及发挥的程度如何，都直接关系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站在新的历史点上，深入探讨抗日战争与毛泽东在全党核心地位确立的关系，对于当代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政治本色，坚定永远跟党走的政治信念，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实现新的伟大征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王明言论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 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10] 毛泽东传，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任弼时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0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14] 任弼时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