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医疗路线令我刻骨铭心

　　
　　今天是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发表四十五周年。因为我是毛主席医疗路线的得益者，否则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终身坚定不移地做毛主席的“粉丝”。如果教育是“道性”，那么医疗就是“德性”。如果人或者群体的“德行”不好，其它乃至全局，还能好到哪里去呢？
　　
　　我从1963年血吸虫普查，查出得了血吸虫病起到1970年为止，先后治疗过６次。我生活在上海远郊与浙江交界处一个公社小镇上，没有大江、大河，全是蜘蛛网般的小河，这样的地域是血吸虫的重灾区。在1963年的血吸虫普查中，我被诊断为血吸虫患者（家里除了幼小弟妹没有患过，其他成年人都患过，而我是患的次数最多的），普查对象是学龄儿童起到老龄人，结果普查结果得病者占普查总数三分之一还多。公社卫生院的那几十张床位怎么能对付几千病人呢？我的表哥是晚期转县医院治疗，并作了脾脏切除手术。重病人入院治疗期为３周，一般病人入院治疗期为１周。由于“锑剂”毒性比较加大，所以都需要病床的。公社利用学校寒暑期，接纳病人。我第一次治疗血吸虫病就是在自己的小学里进行的，往日是孩子一大帮，现在是病人一大帮，可以说是一种震撼，这种震撼来自于共产党、毛主席的医疗路线，是大恩大德！
　　
　　由于血吸虫没有消灭，这病也就无法根治。我是治疗好了再得病，先后有四次住院打针治疗，两次在家吃药治疗。四次住院治疗唯独一次是住进了公社卫生院，结果还把我分插在妇女病房，一个男孩与那些婆婆妈妈们住在一个病房。可想而知，这浩大的场面，比起大战中的战地医院毫不逊色，唯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医院才能发生，而且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我家离卫生院也不愿就是百十来米，尤其是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之后，一批批上海大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下农村，那番景象如今还都历历在目，这种震撼是刻骨铭心的！当我从内蒙兵团回上海上大学暑期回家，得知我们公社消灭了血吸虫病，而且还评为上海血防战线先进单位时，我流泪了……
　　
　　虽然年幼，但住院治疗多了也就知道的多了，看得也多了。比如我们江南得的血吸虫病种类是日本血吸虫（其他有埃及血吸虫、湄公血吸虫、马来血吸虫等等），家乡小河河面上也种植一种叫做“日本草”（也叫东洋草），嘿嘿，把日本血吸虫与日本草联系在一起，主要还把家乡海边打上来的日军三个师团联系起来，归纳起来，日本草与日本血吸虫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种族灭迹犯下滔天大罪，我们金山县平民百姓死于日本屠刀达到上万人，金山卫镇在日军上滩后就杀了千余号之多，此时在病房里足以开批判小组会的。后来上海下乡医生耐心地说，这是两码之事，本地区血吸虫淞沪战争以前就有了，作为血吸虫分类，把我们这个地区的血吸虫类型也称为日本血吸虫，你们说的我没有这方面资料。得，谁也没有这方面正规说法，也只能说说而已了，批判会是开不成了……
　　
　　当年的医疗条件虽然还不行的，但治疗血吸虫病都是免费的。医患关系特别好，出院时都要向医生道谢告别，有的农村病者出院还下跪致谢，医生怎么承受得起呢？医生们说，要谢的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我们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上海的医生除了治病，还必须完成他们下生产队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必修课。“三同”是一种谁也回避不了形式，通过这一形式了解农村医疗、防疫、卫生习惯等现状，体验农村的疾苦。后来的“伤痕文学”都把这些描绘成为政治迫害是违背事实的，包括后来的“五七干校”除少量背负“专案”的例外，多数是属于体验生活、劳动锻炼类型的。就血吸虫病流行而言，金山县农村把这种病称为“水鼓胀病”，严重的有全家灭门，甚至全村死绝的悲惨境地。到1983年金山县宣布全县境内消灭血吸虫病。危害人民千百年的瘟疫终于消除。我的那个公社是最为严重也最早（1978年）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因此成为全市血防先进单位。接待过国际卫生组织与许多国家的医疗考察组，都让这些考察人员感动过。西德医疗考察组不仅感动，而且要赠送一套小型医院的医疗器械，好让县中心医院羡慕不已。
　　
　　我们公社是血吸虫病重感染区，患者达1.1万多人，占总人口的80％以上，人均治疗数几乎是１次，全县人均治疗数为0.75次。从1958年至1977年间，一个30多万人的县却有29万人次接受血吸虫病的治疗，血防经费总投入为350多万。从每年难以完成征兵计划，这就能看出灾情的严重性了。然而到70年末，征兵体检中血吸虫病已是免检项目了。
　　
　　1970年我中学为了在教育改革中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我有个把月学当“赤脚医生”的体验，我的师傅恰恰是我小学同桌的同学，他可是已经当了两年的赤脚医生了。我们三四个人天天跟着他转，转遍了本大队十多个小队。正赶上给猪打防疫针，忙得不亦乐乎，原来赤脚医生连家畜的病也管了。他可是拍巴掌地乐，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帮了我的大忙了。人多力量大，三天功夫全解决了。他是公社新合作医疗时培训的赤脚医生，到1969年全社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了新的医疗保障（劳保、公费、合作医疗），请注意是“保障”而不是“保险”。我们总免不了问长问短的，他告诉我们，劳保医疗费用水平是最高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年人均40～60元，公费医疗（机关与事业单位）年人均水平为30元，合作医疗的水平大概是10元，但是这10元有它自己的优势，草药许多自己种，吃药以中药为主，而且重在防病，这10元中多半用于转院治疗的费用。合作医疗1970年水平是农民每年缴纳3元，隔壁苗圃缴纳4元。在赤脚医生那里看病，农民是免费的，转公社卫生院直至上海市级医院原则上50%自费，但都不是现钱结算，都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完成，用“秋后算账”是恰当的（不存在“拒之门外”的事）。所谓“秋后算账”也是很人性化的，没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可以“透支”，也没有“逼债”一说。由于特殊疾病和天灾人祸，及其家境长期贫困等，社队都酌情照顾（一笔勾销）。
　　
　　举两个例子。我的祖母1971年患“甲状腺癌”转上海中山医院，她参加的是街道合作医疗（性质与大队合作医疗相同），出院后与街道结算，祖母是当家人，也有支付能力，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支付了多少钱？也就是她回家一次付清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的舅母，雨天挑稻子摔断了大腿，后感染（浙江）平湖县医院治不了转上海华山医院，由于她感染的病毒是个先例，华山医院非常重视，建立课题小组，拿出“吃奶力气”终于治愈了，然而医疗费用高达八千多（在当时对于一个农民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了），舅舅是乡下小学老师，月工资40出头点，每年向大队支付百十来元，支付三四年后（舅舅说总支付还不到500元），后来给社队酌情照顾掉了。医生乃至医院与欠帐没有多大关系，出院后三年内医生每年远涉百余里进行随访，每当与舅母说起，都让我舅母泪流满面……
　　
　　什么是七十年代中国达到的医疗保障呢？像我六次血吸虫病治疗分文不取；像我祖母不带钱可以看病；像我舅母没有钱照样还是可以看病，而且几乎用遍了上海华山医院国产与进口的抗生素。人道主义首先取决于体制，而体制取决于强权制约，那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是强音！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强权恰恰是划时代的进步！史无前例的！也许在西德考察组眼里，我们公社卫生院除医疗器械差，其他达到保障水准不在中等发达国家之下，那个“转移支付”老外们搞了许久才搞清楚，原来这“转移支付”是条“通天河”。“转移治病”的原则是医院治不了的也包括缺门医疗科目，转移范围直达省、市、自治区的最高级别对口医院。我的祖母癌症可以转移到上海中山医院；我的舅母可以转移到上海与平湖县医院的对口医院，上海华山医院。病人有没有钱怎么支付与医生没关系，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为什么七十年代初，国际红十字会与各国医疗考察组对中国医疗从怀疑到高度评价，自有她的道理。
　　
　　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中国人不就是“东亚病夫”吗？最典型照片是“肚子像蛤蟆”、“四肢如麻秆”，这不就是典型“血吸虫病”的晚期患者吗？然而短短廿多年不见了，编着号的爆发性传染病基本根除了，防御免疫的针都打起来了，社社有卫生院和防疫站，队队有赤脚医生和联络员。上哪儿看病或转院，“钱不转”而“手续转”。老外看得眼睛发直，近30万的血吸虫患者不要病人一分钱，国家也只拿出了350万（人均十多元），难道这不是奇迹？！当一位“中国通”的老外提出，还有一种病叫“血丝虫病”的现在怎么样了，就是那种“大脚疯”、“橡皮退”的？解放前说他“中国通”没错，现在他应该“中国重新通”才对，“血丝虫”仅次于“血吸虫”，“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当他们问及天花、霍乱、鼠疫、血吸虫、血丝虫、钩虫、蛔虫、流脑、结核、传肝、脑炎、麻风、疟疾……他们问及越多，也正说明毛主席的医疗路线越是正确无比，“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大恩大德震撼全世界！用西方学者一句评语：“人类历史上有谁在解决社会公平、维护下层人民利益方面比毛泽东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在本文不想评价现有的医疗问题，但也必须提出一点，钱圩人民公社卫生院现在已经成为一家私人医院了，除了门诊已经没有住院部了，令人吃惊的是这家往日“红旗医院”却成为一个“戒毒所”，用我母亲的话说，“已经没啥讲头了”，也就是彻底无语了……
　　
　　然而，我还是愿意说说，曾经感受与经历的毛主席“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个火红年代。最棒的要数“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那个诗句。依旧是从前的“绿水青山”，依然是自然的“花开花落”，可在他老人家眼里就可以如此这般，随人心意翻起锦波浪流，座座青山架起彩虹般的桥。一个新时代，人人皆为舜尧，山水也焕发青春。这番壮景，也让我永世地感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