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联社会主义演变的原因

作者：张英岗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认真总结其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的一些局限性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苏联当时处于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迫使苏联不得不集中本国的一切资源和力量尽快实现工业化，为了确保将有限的资源和生产能力用于当时最急需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必须依靠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来实施。再者，苏联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结构较简单，企业数目有限，因此，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作出有效控制也有一定的可能性。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历史上是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它使苏联在30年代高速度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以后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高度集中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弊端也就出来了：主要是过分强调集中，计划统得过多过死，排斥市场机制，用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手段，地方的经济自主权太小，企业缺乏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在地方、企业和职工内部缺少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经济效益低下。另外，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挤压甚至剥夺农业，消费品生产落后，国家经济比例失调。此模式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这类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此模式在经历了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已经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的阻滞作用。
 
二、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及其改革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进行经济改革，企图完善社会主义体制，但指导思想和原则仍是改革前的苏联模式（1985年3月——1987年11月）。为了给推进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调整。例如：强调改善美苏关系，表示要发展同美国的联系，主动提出削减核武器和裁军，为恢复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努力。
（二）全面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基本思想，向民主社会主义倾斜，导致出现严重问题（1987年11月——1989年11月）。
1.形形色色的政党组织纷纷成立，迅速发展。共产党的力量被削弱，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党的威信下降，党的联邦化趋势发展，处境十分被动。
2.在苏联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否定苏共、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的浪潮。社会主义历史被否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邪恶势力十分猖獗。
3.在对外政策方面，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外交政策不再强调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裁军问题上，苏联作出了较大的让步，1988年底，苏联在联大发表单方面裁军50万的声明，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美国记者时声明，苏联准备不再把美国看作敌人了。
（三）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走向危机，苏联解体（1989年11月——1991年12月）。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全面阐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构思。文章指出：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实在在地切实实施人道主义”，所以“如果改革初期我们认为基本上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歪曲现象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革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政治方向转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宣言书。
在此以后，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提上了日程。12月8日，列宁格勒的人民阵线集会提出了取消1977年苏联宪法第6条中关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条款的要求。12月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会上讨论了这个要求，表示由于苏共正从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领导核心变为政治先锋队，因此宪法第6条的某些提法确实已不符合党目前的改革。接着在12月12日的苏联第2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些代表建议立即把修改宪法第6条的问题列入议程。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结束对立陶宛的视察时公开说，“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1990年2月5日—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报告，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给党的第28次代表大会的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报告和草案中指出，“苏共是一个自治的社会政治工作组织，是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的自愿联盟，是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其思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必须根本改变苏共在社会中的地位……将放弃任何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权”。3月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苏联宪法第6条作了重要修改，删去了“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一句，为在苏联实行多党制铺平了道路。关于苏共的目标，文件规定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
在7月2—13日召开的苏共28大上，通过了苏共的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同时对取消宪法第6条也从组织机构上加以落实。从此领导权转移到总统和最高苏维埃，这时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在政治上制定了新联盟条约，使苏联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盟。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随后，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也先后宣布独立。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声称本共和国法律“至高无上”，接着白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一批加盟共和国先后发表了“主权宣言”。
1991年6月18日，戈尔巴乔夫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并决定在8月20日由各共和国签署实行，条约首先改变了国歌，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去掉了“社会主义”一词。条约规定，苏联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条约的各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军事和贸易关系。这实际上使苏联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个条约没有等到签署，就发生了“8•19”事件。
2.经济改革步调紊乱，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一时期随着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朝着非国有化、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然而这些经济改革方案都是纸上谈兵，经济增长速度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逐渐下降的局面，并由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越来越多，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普遍下降。
3.在对外政策上采取迁就退让方针。苏联由于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外交上过分热心地追求美苏合作和建立欧洲大厦，在内外政策上都不得不先考虑西方的态度，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特别是在1989年秋开始的东欧演变问题上，主动迎合西方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2月9日召开的苏共全会上说，东欧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合乎规律的结果”。12月22日，在苏联第二次人代会上，他又对罗马尼亚的剧变表示坚决支持。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不仅表示统一以后的德国享有“充分的主权”，而且有权决定自己参加什么集团。这实际上起了鼓励西德放手吞并东德的作用。这一切使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严重的削弱，使自己沦为二流国家。

苏联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国家在政治上陷于四分五裂，经济上面临崩溃的边缘，在外交上处于被动退让的局面，引发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全面危机，导致了“8•19”事件的发生，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些力图保持苏联的力量为了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定和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的继续执行，将戈软禁在克里米亚别墅，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但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扭转形势，最后失败了，这最终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过程。
戈尔巴乔夫在短短六年多的时间内把列宁创建的作为全世界劳动者解放旗帜的苏联共产党解散、使屹立在世界上与国际帝国主义对垒了近七十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瓦解，他确实全面实现了他自己宣称的“一生的主要目的”——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送进了坟墓，而他自己作为一个空前的掘墓人而感到“安宁”。②领导层的叛变确实是苏联解体的直接的主要原因。
 
三、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欺骗了一些群众，并被接受。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就提出了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和实行了某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例如在国内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必要、全民国家、全民党、全民民主、全民管理、全民监督等思想，在对外政策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口号，他还强调核战争没有胜利者，积极主张苏美对话。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谈“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鼓吹“多党制”、“全民国家”、“多元化”，它们的核心就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否定当代世界存在着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鼓吹东西方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
在苏联，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利用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和具体制度中存在的某些缺陷与弊端，夸大错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无是处，称之为“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根本否定斯大林、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说什么斯大林建立了“极权主义制度”③，选择了“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④，它脱离生活，毁坏了千百万人以及整个民族的命运，因此苏共毫无保留地谴责斯大林主义的这种罪行，认为他强加给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⑤，“必须根本改变对社会主义的全部看法”⑥，“与过时的意识形态和陈规坚决决裂”⑦，经验没有提供共产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成为现实的理由，要求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⑧。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用这种社会主义来改革现实的社会主义，克服它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这种论调欺骗了苏共和群众中的许多人，因为苏联过去在这两方面确有深刻的教训，标榜人道和民主往往容易赢得人心。这一点能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能被接受和获得通过，为什么在“8•19事件”中许多群众阻拦军车进城，举行示威游行，军人倒戈。
 
四、苏联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使民族矛盾激化，各共和国纷纷独立，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苏联社会主义遭到致命打击。
苏联是世界上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苏联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十月革命前，沙俄素有“各族人民的监狱”之称。十月革命后，苏联在解决历史遗留下的民族问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也存在严重的失误。
长期以来，苏联存在着民族问题“已经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错误认识。他们不适当地夸大了民族的共同性，忽视了各民族的特殊性，认为苏联已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为了尽快消除民族差别，建立“苏联人民共同体”，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的不切实际的政策。
例如，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扼杀了各共和国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严重侵犯了各民族的经济利益。而对某些民族不信任，不适当地迁移它们，伤害了这些民族的自尊心。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给了少数民族“公开申诉自己担扰和要求尊重他们的民族利益的可能性”，“改革的反对派”利用民族问题“投机”、“煽动狂热”、“制造骚乱”，国外反苏势力“煽动和支持”民族分裂主义等，这一切使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最终招致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
 
五、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是苏联社会主义演变的外部原因。
布什在1989年5月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即所谓“布什主义”，称“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抓住苏联东欧国家进行改革和出现困难之机，采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手段，其中突出的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用和平改变的方式将苏联东欧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推入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去”。⑨布什狂妄地宣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是一种思想结束、共产主义试验最后篇章结束的见证人”。⑩“8•19”事件中，美国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最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对苏联社会主义演变起了重要作用。戈尔巴乔夫也说，我们的伙伴（美国）在苏联的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负有责任，贝克也没有否认。真是“不战而胜”，不过不是在1999年，而是在1991年，使1991年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沉重的一笔。
以上是苏联社会主义演变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有其他许多方面的原因。苏联社会主义的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空前严重的事件，其教训极其深刻，我们必须认真研究。■
 
注释：
①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② 同上，第35页。
③④⑤⑥⑦⑧ 1991年7月25日—26日苏共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报告和《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
⑨⑩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政策现行文件（1989）》，华盛顿政府印刷所1990年版，第11—15页。
 
［张英岗：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