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从“消灭国家”到“官僚等级名录制”
----苏联解体二十年祭 之二
废墟上的歧路... 1
历史的选择... 3
列宁：民主与专政... 5
理想与现实... 8
“消灭国家”还是“官僚专政”？... 9
斯托雷平改革撕裂了社会，也撕裂了知识界。在罗面诺夫王朝的废墟上，俄罗斯该走向何方？自由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考茨基主义……，当时的知识界提出了各种选择。
知识界的主体，当时最有学术成就，也最有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多倾向于自由主义。然而在斯托雷平专政时期，他们将专政归咎于1905年的革命，认为是革命惊吓了政府，迫使其动用战地法庭。如立宪民主党人、著名的“路标派”理论家别尔嘉耶夫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没能适时地去劝说人民，停止革命,或者说让革命恰到好处地停止。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更极端：
“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知识界主动与民众“划清界限”，期望“告别革命”，结果被民众视为政府的走狗，遭到民众的唾弃。而具有浓厚布朗基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党”却成为第一大党。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是19世纪的法国革命家，他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少数人的“革命专政”，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对布朗基的“革命专政”恩格斯分析道：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
“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标志着整个社会走向极端化。当知识界的主体在专制政府面前日益驯良时，百姓们却日益激进。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入狱的国民中，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
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消灭国家、消灭官僚体系，为此首先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强调：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对思维慎密的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是严谨研究导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对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概括道：
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必须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他们尤其敌视“官僚”、“警察”和“常备军”，称其为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然而“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问道。
列宁的回答有两个基点，其一是：
“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换而言之，“大多数人”对少数压迫者的镇压，不再需要官僚、警察、常备军等“特殊力量”。
其二是：
“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 ‘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换而言之，管理社会与生产不再需要官僚，只需要识字的工人，只需付给他们普通工人的工资。由此可实现“廉价政府”，“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国家与革命》发表于1917年8月，正是二月革命后俄罗斯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它向社会展示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愿景和政治主张。列宁在书中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它那严密的逻辑、可信的证据和美好的前景，为布尔什维克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倒台后，俄罗斯面临着道路选择问题。历史展现的轨迹是：几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中央政权，随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直到1920年，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政权终于稳定下来。
对这一历史轨迹，学界至今争论不已。回顾当时的史料，当今研究俄、苏历史的学者们特别强调以下事实：
首先，二月革命是自发的人民革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即布尔什维克所在的党），都未预料到。当时列宁还流亡国外，两个多月后才赶回国内。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场更晚。一时之间，群龙无首，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从俄历二月到十月，俄国政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临时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一届比一届激进，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
第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是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国家元首、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共和制下的正式政府，应当通过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产生。这也是俄国各色政党的共同追求，各届“临时政府”都以举行宪政选举为主要任务。各政党对“临时政府”的争夺，其实是争夺对选举的控制权。
第三，立宪民主党因在斯托雷平专政时期成了王朝的附庸而声名狼藉，在民主选举中处于弱势，而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选举中都赢得了多数，尤其是社会革命党，是无可置疑的第一大党。在十月革命中被夺权的那一届临时政府，其成员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
第四，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视为“第六届临时政府”，不但民间这样看，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这样看。布尔什维克夺权的理由之一，就是责怪前任临时政府迟迟不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所以他们努力让宪政选举如期（1917年11月12-15日）举行。然而选举结果是：在703个席位中，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立宪民主党17席，孟什维克16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在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仅得到不足1/4（24.9%）的选票。
第五，选举失败的布尔什维克称到达的代表太少，宣布推迟原定1918年初召开的立宪会议，引发了抗议示威，遭到武装镇压。1918年俄历1月6日，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立宪会议，实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导致全俄大惊，各派反对势力蜂起，俄国陷入了惨烈的内战。
一些论者据此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扭转了俄国的民主进程，使俄国的专制统治又延续了几十年。
然而此论经不起深思。
即使没有布尔什维克上述的行为，由当时的第一大党社会革命党掌握政权，难道俄国就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有悠久的“恐怖政治”传统，党的“战斗队”专司暗杀。斯托雷平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于1911年9月1日刺杀于基辅歌剧院的。这样一个信仰布朗基“革命专政”的政党，一旦自己的主张受阻，难道就不会诉诸暴力？
在那个社会矛盾尖锐的年代，“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是各激进政党的共同信念，那个年代的激进政党根本不忌讳“恐怖主义”。社会革命党巴黎小组的领导，《革命思想》报编辑尤捷列夫斯基（Я.Л.Юделевский），就著文宣扬：“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成为恐怖主义者。一旦成为恐怖主义者，就要按照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的方式来行事。”
事实上，社会革命党左派与布尔什维克在很多方面有共识，是同路人。但一旦观点不一，就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发动了列一系列的暗杀，暗杀对象既包括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又包括德国大使，1917年8月30日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在莫斯科的米赫尔逊工厂开枪刺杀列宁。内战发生后社会革命党发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内战结束后，又组织了一系列叛乱。
事实告诉我们，斯托雷平的“白银时代”给俄罗斯带来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指望“民主”、“宪政”，何异痴人说梦？
“民主”、“宪政”的实施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参与各方有起码的共同利益。所以古罗马“民主”仅限于“公民”内部，与奴隶无关，尽管奴隶占人口的多数；所以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对召开立宪会议迟疑不决，因为他们看到，国民的多数倾向于民粹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选”、“立宪”，势必将这帮老爷们扫荡殆尽。
可见，被撕裂的社会，是造就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根源。列宁被史学家称为“有学历的普加乔夫”，其实连社会革命党人也都是“读过资本论的普加乔夫”。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暴力和无政府主义。金雁在《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中这样描述那个社会：
“俄军队丢弃了战场跑回国内，军队的崩溃使军纪约束形同虚设，军事法庭法不责众，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来，战败和无序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武装的农民自发地涌进地主庄园，在分掉土地以后烧毁庄园同时对地主实行惩罚。整个俄的社会规范在瓦解，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无政府主义宣传动摇了政府的权威，使人民大众变得冷酷无情，他们习惯杀人不受惩罚，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
在动荡的环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会，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竞争的结果，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团获得胜利。
内战基本结束的1919年12月，列宁发表了《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讨论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联合)并同它一起共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
通过分析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列宁指出了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的三个条件:
“(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
但这未能解释另外3/4选票代表的国民动向。所以列宁进一步分析：
“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
这与布朗基的观点类似，布朗基认为阶级社会和宗教的长期奴役使得大多数人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他反对立即进行普选，而是等到人民在他们的“革命专政”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再教育以后再进行。
为此，列宁提出：
“无产阶级为了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
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
第二,应当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
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
列宁的分析逻辑性极强，对缺乏历史经验而热情澎湃的年轻人极具说服力。想必当初到苏联学习的早期中共党员认真研读过此书，所以他们相信：
“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人数众多的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中把许多同盟者吸引过来”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带领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带领农村,能够担当这个任务,以及城市对农村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正是当初王明路线、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两个判断的可信度。
普列汉诺夫是列宁的“老师”，他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帮助过他，后来又成了列宁的论敌、政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既了解列宁，又没有动机为其文过饰非，1918年4月，他在临终前的《政治遗嘱》中这样评价列宁：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
“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
“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
“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
在那时布尔什维克中有许多这样为信念而奋斗的人。在内战造成的饥荒时期，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他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
更重要的是，由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时，为保证党的廉洁和减少政治错误，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列宁在西方侨居了十五年，有很高的民主素养，终列宁的一生,党内可以：
1、在党代表大会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2、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党纲选举党代表。
3、将重大的分歧及疑而难定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4、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驳他,向他提建议。
5、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甚至在激烈战争时期也要“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39卷,第288页。)
6、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
7、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
8、在可能发生决策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不信任中央的表决。
9、在党代表大会上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提出质询、批评领袖。
10、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
11、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审查结果。
12、可以而且必须监察、检查党的最高机关与高层领袖。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委员会平行；中监委要监督中央的决策、决定；同时对总书记到各中央委员,都有质询权,检查文件权。（见尹彦《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
1922年，临终前的列宁开始担心党中央的官僚化，并认真地思考应对之策，他在几天内接连三次留下遗嘱，建议增加几十个人基层工人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2月26日的遗嘱中，他详细地展开了这个构想：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察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会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进机构。”
注意，被列宁寄予期望的人是“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换而言之，是没有被官僚机构污染的本色基层劳动者。而列宁希望他们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期望冀此能“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进机构。”
显然，精通马克思思想的列宁对官僚机构高度不信任，对官僚机构内不可避免的权势争斗高度警惕。
可见，虽然列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但他的目标却是一个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由广大国民自己拥有的民主社会。在列宁看来，专政与暴力只是改造社会的手段，绝非目标。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不能不”“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
然而，1918年1月15日，距《国家与革命》出版后仅几个月，布尔什维克政府颁布法令建立了常备军--红军。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直言不讳：
“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
事实上苏联红军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虽然该法令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直到苏联瓦解，这个“不久的将来”也没来到。
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了秘密警察的机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ВЧК)）。它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历史证明，这类机构也不是非常状态下的应急机构，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来被克格勃所取代，直到苏联瓦解。
至于列宁指望用“识字的工人”来取代的官僚，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既寿且昌。事实上，十月革命后，代表底层公众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但没有强化，反而逐渐衰弱；而职业官僚集团的专制却日趋强化。他们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参与、企业管理与资源分配等方面，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改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让官僚集团“代表”无产阶级，对社会（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实施专政，并堂而皇之地论证这个专制应当长期强化。
从1923年10月开始，托洛茨基在给党中央一系列公开信中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特权化”和“脱离群众”，认为“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老近卫军”有僵化的危险。
再过十余年，连到苏联旅游的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也看出了问题，1935他在《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
“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罗曼·罗兰断言：
“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
布尔什维克的奋斗目标是消灭国家、消灭官僚体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然而，正是在苏联滋生出或许是全球最庞大，最不受制约的官僚体系。这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官僚体系是如何滋生、壮大的？
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一切工作由全体会议选举的中央局领导；那时还没有后来权势熏天的书记处和总书记。俄语中的书记（секретарь）意为秘书、文书、记录员。当时为党中央承担此项工作的是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其具体工作包括担负通讯任务；负责来往文件；党的财务,分发党费；为来访同志办理假护照,寻找住处等纯事务性工作。
1918年3月俄共七大后,党中央建立了唯一的直属机构--书记处。除了秘书事务外，它还兼管组织工作。1919年3月，俄共八大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设立了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
十月革命前后，中央全会几乎三五天就举行一次,一直到1922年,俄共实行了地地道道的集体领导。后来中央委员会变成每月开两次，再后来变成每两月开一次，而政治局成了党的、因此也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实际主宰机构。不仅决定紧急问题,而且决定一切问题,只不过把决定通知中央委员而已。
那时的中央委员会有19名成员，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各由5位中央委员组成，且有的委员同时兼任多个局的工作。如斯大林，同时为这三个局的成员，并兼管组织局，还担任书记处的总书记。敏锐的列宁这时已经嗅出了“寡头政治”的味道：
“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出的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组织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列宁选集》第三版,第4卷,第157页。)
然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党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热衷于著述和演说，托洛茨基甚至还有心情研究文学。很少有人重视组织局、书记处的“事务性工作”。于是勤勉而精力充沛的斯大林控制了党和国家机关人事权。临终前的列宁意识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几经犹豫后才建议将其换掉，但病危的列宁已无能为力。等到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他们已是砧板上的鱼肉了。
控制了组织局、书记处，斯大林事实上控制了党内的人事权。利用组织局、书记处的干部任命权，斯大林专心于人事问题的研究,他收集许多人事资料及档案，并且把他们分门别类的归置於自己所建立的名单上，因而获得了“同志档案柜”的昵称。在耐心、巧妙而持之以恒的人事安排之后，斯大林控制了各省、军队与保安机关，进而控制了中央委员会，清洗了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的98人和1966名党代表中的1108人被枪毙,或者关进了集中营。
于是斯大林成了绝对权威，他在党和政府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沙皇在罗曼诺夫王朝中的地位。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荡然无存，理想主义和理论探索让位于忠诚与服从。
在1919年3月的八大党纲上,还强调干部必须由基层选举，而非上级任命：
“苏维埃国家要实现广泛的、无处可与之比拟的地方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2页。)
俄共十大更明确了“排斥一切委任制度”。但在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制定了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单词在俄汉词典里译作“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讨论俄罗斯问题的专业论文里往往将其译为“官僚等级名录制”。它包含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
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
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
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
苏联的官僚体制由此建立，它事实上承担了这个全能政府的几乎全部职能。而自发革命时期建立的苏维埃，只剩下形式上、礼仪性的职能。
一些学者由此出发，将苏联官僚体系的形成、壮大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然而试问，当时的布尔什维克能否不设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之类的机构？在社会矛盾激化，党派之争你死我活的背景下，党内高层不进行适当的分工，不组织有效的机构，根本不可能应付局面。
在那种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只有委任制能使中央控制全党去实现既定目标；而实施普选制，在意见纷纭的环境中只能形成一个分散而软弱的党。苏联瓦解后，研究斯大林的人往往抨击苏共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官职等级表”是彼得大帝于1722 年颁布的，它把文武官员分为 14级。根据每个官员的知识水平，才能高低、贡献大小来选拔和任用各级官员。多数学者对此却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他们强调，正是这一制度使“儿时的猪倌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了陆军元帅。”这是彼得克服封建贵族的阻力，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措施。正如拉伊夫指出的：
“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进一步思考，如果没有斯大林为人痛恨的“大清洗”，也没有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苏联的精英阶层会是什么状态？是“大清洗”造成的政治恐怖，使精英阶层的成员不敢放肆地以权谋私，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给官员们以明显的利益激励，使社会上潜在的精英分子们甘冒政治风险也要争取当官。于是斯大林有了一个指挥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队伍。
官僚政治的理论奠基者韩非曾指出，控制官僚队伍的关键是诱之以厚利，禁之以重罚：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乃无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那些赏不可使、罚不可禁的理想主义者，在官僚政治的价值体系下，显然是“政治素质低下”之人。
自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来，斯大林的劣迹已经广为人知。但有多少人意识到：在斯大林开始接管权力的时候，俄罗斯处于内战中，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当他离开人世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在“恐怖”的斯大林时代，俄罗斯完成了工业化，抗击了法西斯德国，当时除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国以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法西斯德国征服。
而完成这一切，斯大林依靠的正是这个官僚体系。
观察整个20世纪，它最鲜明的特色是工商文明在全球的高速扩张。工商文明毫不留情地吞噬着它遇到的一切其它文明，每个社会都被迫作出回应。积极改造自己，接受工商文明的，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强权，它一方面会遇到老强权的遏制，但另一方面会劫掠、征服尚未转型，或转型不成功的社会。对此，中国人有痛切的体验。
斯大林的官僚体系，正是俄罗斯适应工商文明的应激反应。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思考这样的问题：当时的俄罗斯各种思潮泛滥、政党林立，为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潜在领袖群星闪耀，为什么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道理很简单，无论斯大林本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他的追求，他的举措，乃至他的性格，在当时的备选者中是最适于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而布尔什维克党期望的“消灭国家”，在当时根本就不现实。于是现实主义的斯大林战胜了耽于理想的老布尔什维克们。
苏联政体的本质是官僚政治，只有直面这个现实，才可能解释苏联的成功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