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研究摘编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4期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正确评价苏联模式
　　
　　吴恩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正确评价苏联模式》一文中指出，必须对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即苏联模式持辩证分析的态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断定“苏联模式”“早已失败、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决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事实雄辩证明：苏联如果不是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优势，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短期内集中调动国家有限资源实现工业化、打败法西斯侵略、拯救自己的国家吗?如果不顾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非要把这说成是“死路一条”，岂不是颠倒黑白?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对斯大林模式的全盘否定不同，近年来俄罗斯对斯大林时期持正面评价的人高达一半以上。如果无视俄罗斯广大民众、国家领导人和俄罗斯共产党对苏联时期的评价，把苏联发展的道路或“模式”轻率地斥之为“死路一条”或“早已失败”，把苏联人民几十年忘我牺牲获得的成果和英雄主义的精神一笔勾销，这不仅完全有悖历史事实，也有点类似当今世界有人把一些国家称之为“流氓国家”、“失败国家”一样，这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傲慢口吻，容易刺伤别国民族自尊。当然，苏联社会在发展的同时，自身某些弊端(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教条主义、特权阶层、脱离群众……)也日益严重，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发展都足以致命、否定自己。但如果说此时的苏联社会只有“死路一条”，或者已经“无可救药”则略显简单。因为同时其自身还存在“肯定”的一面，当时的苏联仍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并不是说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存在弊端就一定灭亡。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政者如何发扬成绩、克服弊端。而戈尔巴乔夫等人却恰恰缺乏这个能力，这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摘自《理论前沿》2007年第19期
　　
　　苏共失败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果
　　
　　张全景在《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及借鉴意义》一文中指出，苏共的失败，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斯大林之后的几代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果。苏共失败的原因概括起来四句话：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在诸多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从根本上来说，问题主要出在苏共党内，又主要是其领袖人物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内背叛苏联人民，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把苏共和国家引入了歧途，葬送了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成果。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1、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苏共领导权，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党和人民，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2、苏共在理论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战线上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苏共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在反苏大合唱中推波助澜，将西方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及攻击列宁、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猛烈地吹向苏联，毁掉了苏联人民的共同理想，加剧了思想混乱，这成为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外部力量。3、苏共没有把党的组织建设好，丧失了党的先进性。苏共中央蜕化变质了，不可能把各级基层组织建设好。苏共基层组织丧失了先进性，在群众中已无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质量下降，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4、党内腐败，严重脱离群众。党员干部的腐化，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5、苏共在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上，严重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错误的干部路线造成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空前混乱，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干部对党的离心倾向。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苏联解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苏共失败的政治教训——兼析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一文中指出，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在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从政治上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假民主、真背叛”、“民主是假、祸国殃民是真”。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没能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没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会形势却持续恶化，政局动荡不安，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最终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现实表明，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超级总统制专权，三权分立名不副实；宪法为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规定与政治现实相差甚远；多党倾轧、黑金政治横行；财阀当道操纵媒体，家族寡头政治盛行；贪污腐败蔓延，黑手党猖撅，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动荡，政局不稳。上述事实说明，俄罗斯宪政民主化进程并不成功，政治“休克疗法”没有导致政治发展，反而造成严重的政治衰退。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叶利钦式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义在政治上都是致命的，在政治路线上是极其有害的。结合苏联—俄罗斯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我们完全同意这样的正确结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
　　——摘自《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执政党变质并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所致
　　
　　吴恩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书林(清华大学)在《也谈苏联剧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文中指出，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具体“体制”，而是其执政党变质并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所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不论苏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其基本制度从总体上说，还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在政治上，他主持修改苏联宪法，明确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公开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实行多党制轮流坐庄，以“9+1”联盟协定否定了苏联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在思想上，他公开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提出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并推行所谓的公开性原则造成思想舆论的失控；在经济上，他实质上已经开始竭力推行私有化。这就使苏联党和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完全背叛了广大党员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使人们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时无动于衷、冷漠相待甚至有的“欢欣鼓舞”。这决不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抛弃，而是对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叛行径的抛弃，进而造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命运。这完全可以说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决不是什么“体制”问题，而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所代表的特定集团使苏共这个执政党变质并最终完成了苏联亡党亡国这一“使命”的。
　　文章认为，如果说具体体制在苏联解体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的话，那么，到底是哪个时期的“苏联体制”在苏联垮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适应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进而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得苏联取得工业化和卫国战争等伟大胜利。后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个体制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但这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和完善。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的历届继任者对这个体制没有采取唯物辩证的态度，不是全盘否定一切，就是因循守旧，使这个体制逐步僵化、变异，弊病不断增大。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体制已经与斯大林时期的体制大相径庭了。戈尔巴乔夫等人是在背叛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把一定历史时期的体制或僵化或变异的过程中垮台的。事实证明：苏联的解体，虽然不能排除各个苏联时期体制弊端的影响，但这都不是根子上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党的变质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背叛造成了苏联解体。
　　——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1期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是苏东剧变的主要甚至决定性的因素
　　
　　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在《苏东剧变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危害》一文中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是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的主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苏联东欧国家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指引下，把共产党改造为社会民主党，从而丢失政权、改变制度性质，甚至造成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的。
　　戈尔巴乔夫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代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因而在本质上同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原则的区别。但是，这股思潮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执政的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因而也具有一些特点。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从意识形态来说，它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来说，它主张实行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历史作用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社会民主主义(包括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推行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
　　戈尔巴乔夫是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的。然而，社会主义因素，作为社会主义特有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产生的，更不可能越来越多。戈尔巴乔夫鼓吹西方国家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了，正好表明他与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伯恩斯坦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叛徒，而他在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从社会基本制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替代关系：或者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或者在特殊条件下，由于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像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剧变那样。在现实生活中，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允许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成为一种新的制度，即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竭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重新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苏东剧变正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趋同”，只是某些人的幻想，而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事实。
　　戈尔巴乔夫是竭力反对阶级观点，淡化意识形态、主张阶级调和的。他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坚决抛弃同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主张超阶级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在这种淡化“阶级定性”的阶级调和的思想指导下，在阶级敌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使得苏联共产党看不清楚斗争的实质，不能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而采取调和、妥协的办法，结果步步退让，最终拱手让出政权，导致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而苏东剧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了低潮，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事实表明，正是放弃“阶级定性”的思维，在“阶级调和”思维的指导下葬送了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使得社会主义的“阵地不断缩小”。
　　——摘自《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应归咎于十月革命
　　
　　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在《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指出，苏联模式的成效与挫折，都不能直接与十月革命挂钩；时隔数十年之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更不应归咎于十月革命本身。鉴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在欧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而十月革命却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非常落后、小农占绝大多数的俄国，加之面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破产的严酷现实，于是所谓的历史“超前性”便成为引发对十月革命看法争议的诱因。其实，列宁并非“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一定是工业发达国家)获得胜利的理论，确认在落后国家，在国家被战争和经济破坏推向灾难深渊的时刻，应当是也可能是采用革命的方式改变通常的历史程序，不必拘泥于期待社会主义物质前提完全成熟，首先把旧政权推翻，然后在新政权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列宁的这个科学构想和革命创举终于获得了成功。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突破，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十月革命开辟了新道路，但它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问题。后来被称作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是在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又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党内外、国内外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种模式。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产生过辉煌业绩。可是，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化，面对科技的迅猛发展和资本主义表现某种活力的严峻挑战，以思想理论僵化、经济管理凝固化和政治生活不民主为特征的这种模式，弊端日益凝重。加之，苏共长期以来在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犯有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严重“左”的错误，这些错误与体制弊端相互作用，恶性循环，造成的后果越来越深重，于是改革也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可是，战后苏联历届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能承担起领导改革的使命，结果在戈尔巴乔夫手中葬送了苏联，葬送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
　　——摘自《当代世界》2007年11期
　　
　　戈尔巴乔夫“列宁主义观”的转向是右的错误路线生成的深层诱因
　　
　　张士海(山东大学)在《论戈尔巴乔夫的“列宁主义观”及其启示——兼谈苏共“文化领导权”丧失与苏联解体》一文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对列宁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求教于列宁”到“重新认识列宁”再到“完全抛弃列宁主义”的转变过程，实现了从“肯定”列宁主义到“否定”列宁主义的惊险跳跃。考察戈尔巴乔夫列宁主义观的转向，从客观上看，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重评斯大林”运动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正是从肯定斯大林到否定斯大林，来完成他对列宁主义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向的。从主观上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没能正确对待列宁主义的历史地位和精神实质，因而随着改革艰巨性的凸显导致了他对待列宁主义立场的动摇。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执行的右的错误路线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直接原因。在改革实践中，戈尔巴乔夫列宁主义观的转向，是戈尔巴乔夫右的错误路线生成的深层诱因。戈尔巴乔夫借口现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新变化”，否定阶级对立和科学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精神垄断”，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作为原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带头在“重评斯大林”运动中主动放弃对新闻等舆论领域的控制、支持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活动。苏联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丧失，不仅仅表现在舆论领域阵地的丢失，更表现在人们对“重评斯大林”运动中对于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等种种错误言论的冷淡与麻木。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由于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没能使人们真正理解和把握列宁主义的历史地位和精神实质，因而当列宁主义受到攻击、诽谤时，社会上也就没能自发地组织起对保卫列宁主义的力量。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列宁主义观的转向，导致了原苏联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丧失，使前苏联改革方向发生逆转，直至出现亡党亡国这样的灾难性事件。
　　——摘自《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l期
　　
　　苏联解体是由于主观因素
　　
　　[俄]米·伊·科京在《苏联解体、苏共失败的原因》一文中指出，苏联解体并不存在客观必然性——无论是经济政治的，还是思想或者其他什么方面的，都不存在解体的客观条件。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经受了卫国战争的严峻考验，她是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并没有像现在试图描绘的那样陷入了停滞；苏共在社会中始终保持着领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新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也可以科学地论证促进苏联社会发展的近期任务和长远目标；苏联的国际地位总体上来说也是稳固的；苏联人民的精神境界很高，一直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巨大热情。既然如此，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回答只有一个——是由于主观因素。
　　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苏共主观地规定建成共产主义的期限，渴望社会均等制度的到来，培养具有科学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新人。党和党的领导人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对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到来，表现出一种盲目的态度。苏联人中肯地认为，苏联的解体与西方的“挖墙脚”行为是分不开的，与西方特工组织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在这一方面，国内的“第五纵队”确实给一直与社会主义苏联作斗争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帮其忙。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人，出卖了苏共、出卖了苏联、出卖了苏联人民。扎索霍夫、伊瓦什柯、利加乔夫、马纳耶恩科夫、法林等领导人，他们一心想的都是钻营往上爬，对苏联共产党的“一把手”又假忠诚。他们也不能抵挡解体的进程。在强大的广泛展开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把苏共当作“犯罪的”党来败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当作反科学的教条来诋毁的时候，很多共产党员放弃了自己的阵地，人民在政治上失去了方向。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9期
　　
　　苏共的败亡根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失败和失控
　　
　　王立新(南京师范大学>在《对苏共改革与意识形态失控的历史反思》一文中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保守僵化和改革过程中多元社会思潮的泛滥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丧失，是苏共败亡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对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由过去长期反对和批判“多元论”转为赞成“多元论”。他先是提倡“利益多元论”，后又提倡“意见多元论”，把“多元论”同“民主化”和“公开性”作为苏共三大“革命性倡议”。把多元论引进意识形态领域，必然导致人们的思想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出笼，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也趁机出台，并利用苏共过去的历史错误大肆攻击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影响下，党内外反对派步步紧逼，进而要求政治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先是强烈反对，后来又步步退让，1990年1月，他宣称“我们不应像魔鬼害怕烧香一样害怕多党制”。1990年2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在苏联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宣称党将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放弃政治垄断地位。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中苏共表示“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苏共从思想多元走向政治多元，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悄然丧失后，苏共的领导地位也就难以维持了。
　　——摘自《理论学刊》2009年第10期
　　
　　舆论安全状况对苏联演变的影响
　　
　　赵强(中国人民大学)在《从舆论安全视角看苏联演变》一文中认为，苏联国家舆论的传播失效、引导失灵及自我更新失当，使解体前夕苏联国家舆论的各种功能紊乱，舆论安全出现严重危机，最终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动荡，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1、传播失效。苏联国家舆论虽然基本覆盖了目标受众，但却因为其传播效果不佳，使其与受众的良性互动大打折扣。国家舆论传播失效对苏联的舆论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不断激化，这种威胁又逐渐转变为受众对国家舆论的信任危机，成为苏联舆论安全失守的重要表现。2、引导失灵。苏联解体前夕国家舆论的引导能力几近衰竭，已经难以发挥引导作用。其主要原因：(1)各种负面舆论的恣意冲击，使国家舆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损失殆尽；(2)苏共主动放弃了对媒体的领导权，最终丢失了必需的舆论引导阵地；(3)戈尔巴乔夫等人不仅放弃了舆论引导，反而将国家舆论引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方向。3、自我更新失当。在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下，苏联盲目强调社会舆论与国家舆论的一致性，使社会舆论无法发挥对国家舆论的能动作用，苏联国家舆论失去了通过社会舆论反馈进行自我检视的机会，也失去了借助社会舆论监督进行自我更新的动力。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客观上对于检验、校正国家舆论，增强国家舆论的自我更新能力是有利的。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没有政治界线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推行，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严重失控，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代替。原本封闭、僵化的国家舆论虽然面貌不佳、作用有限，但毕竟还是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现在却掉头转向，引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走上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方向。
　　——摘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