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瞻仰一大会址时问到的“那个人”是谁？

导读

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政治局常委们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复建的南湖红船。这次初心之旅引起了强烈反响。（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ID：xuexixiaozu）、人民日报 ID：rmrbwx）

在一组照片中，有这样一张：总书记正在弯腰仔细观看一件重要展品。

这个展品很特殊，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之一。

习近平多次讲述，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这是“真理的味道”。这次，习近平等人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了解到这本1920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是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方才保存下来的。 他连称很珍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

保存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人叫张人亚，原名张静泉，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的文件和书刊，如今很多都成为了国家级文物。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讲张人亚的故事。

（一）

1898年5月18日，张人亚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霞浦镇（现北仑区霞浦街道）。父亲张爵谦给他取名静泉，“人亚”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

因为家里生活拮据，年仅16岁的张人亚辍学去了上海，在老凤祥银楼当了金银饰品制作工人。期间，张人亚同顾玉娥结了婚，但几年后妻子病逝，张人亚自此孤身一人长住上海。

1921年，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上海最早的也是仅有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也就是说，他的党龄和党同岁。

1923-1928年，张人亚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地委直属第二党小组组长、中共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和上海浦东部委书记，后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领导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筹备工作。

1928年后，张人亚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并受命到芜湖建立中共中央金库，指导安徽沿江和江南地区34个县的党组织工作。

1931年底，张人亚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与董必武、刘少奇共事。1932年6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但半年后，不幸病逝。

（二）

张人亚喜欢看书，也有意识地保留图书等重要物品。其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居多。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危急关头，张人亚不是考虑自己如何隐蔽自保，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

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将这些文件书报，冒险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镇海乡下去，托自己的父亲代为保管秘藏。

1928年冬，张人亚秘密回到宁波镇海霞浦老家，对父亲张爵谦说，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请求父亲将他带回来的一批书刊和文件收藏好。张爵谦问他藏到何处时，张人亚说“到时再说”。

几天后，张爵谦装作很伤心地对邻居说，他的二儿子张人亚长期在外不归，已不在人世。由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牺牲了不少同志，后来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更有大批工人遇难，而张人亚自从妻子顾玉娥去世后，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所以邻居们也都深信不疑。

张爵谦在家乡的长山岗上，为张人亚和顾玉娥修了一座合葬墓。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安放的是藏有他带回来的书刊文件的空棺。张爵谦知道此举事关重大，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守护着，等待儿子回来提取。

张人亚与妻子的合葬墓，早期党的重要文献就藏在墓中

（三）

在把这批文件和书籍送回家之前，张人亚已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当时，所有党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都必须由内交员进行沟通，不准自行往来。

张人亚到任后，立即对中央机关的联系接头办法全部作了改变，重新整顿内交员队伍，对政治不可靠的人员予以清退，已暴露或即将暴露的联络点一律停止使用，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此外，在他任职的一年多期间，几次顺利完成护送和迎接中央领导人的任务，没有发生过内交工作失误。

1929年7月，张人亚调离中共中央秘书处，开始在芜湖等地秘密从事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的工作。他设法在芜湖公开开办了一所金铺子，表面上是对外加工金银、收购和出售金银饰品，实际上是作为地下联络站，和从苏区收集上缴中央经费的中转站。

虽然经手那么多的金银钱款，还守着一个金铺子，但张人亚和同事们却过着非常艰苦节俭的生活，轻易不敢动用一分钱公款。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张人亚离开芜湖，前往瑞金。在苏区，张人亚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部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

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赴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由于路途遥远且艰险，途中张人亚终因旧疾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时年34岁。

1933年1月7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悼念张人亚的文章《追悼张人亚同志》，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1931年成立一年多来，第一次在其机关报上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专门发表的悼词，也是临时中央政府替这位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竖立的一座永远的丰碑。

（四）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通讯不畅，殉职后的张人亚埋在何处无据可查，时至今日仍不得而知。直到2005年，张人亚的亲属们在《红色中华》报上，看到这篇《追悼张人亚同志》，方才得知张人亚的下落。

但在这之前，张人亚的亲属们从未放弃寻找他。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到了1950年，全国大陆都已基本解放，但张人亚还是没有消息。

张爵谦估计儿子可能牺牲了，而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他心想，“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

张爵谦亲手将这批珍贵的文件书报取了出来。随后又把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回来，将这些文件书报，再加上那一张在房间里挂了近三十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一起交给他，要其带回上海，交给共产党，以了却他二十多年来的心愿。

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为了纪念张人亚和他父亲的这一英勇壮举，专门去刻了两枚纪念章。长方形的纪念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18个字，正方形纪念章上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9个字，盖在各种文件书刊上。

（五）

1952年7月初，张静茂将部分文件、书报捐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9年，张静茂又把其余文物捐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

这批由张人亚生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中，一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两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中共“二大”、“三大”文件集各一本被中央档案馆收藏，另一本“三大”文件集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言》和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批文件中，还有一件珍贵的文物——《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将《宣言》译成。同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面世，首印1000册，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很快售罄。9月再版，加印1000册，马克思肖像的底色变成蓝色。

据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档案记载，收到此书时，其纸张除因年久泛黄、发脆外，整本书基本完整，无明显残损。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鉴定，确认为一级文物。

2001年，中央档案馆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两个文件，作为珍贵档案，全文影印收录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一书中，所用的底本就是张人亚的珍藏本。《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75页刊载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最后一条左侧，还清晰可见“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的正方形纪念印记。

2011年9月6日，“日出东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暨人民出版事业90周年纪念展”中介绍，张人亚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出版人。的确，一句“不能忘记”，承载了太多。

内容综合自论文网、东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