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和蒋介石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

有个历史学家说过，我们现在研究的历史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于各种因素和合力形成，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是最真实的历史，但这是“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只有老天爷才知道真相；第二种是参与这历史事件的各方，分别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和观点写下的评论和回忆录；第三种是旁观者根据这些评论和回忆录，按照自认为合理的逻辑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

问题是，我们往往不是从研究中得出结论，而是根据结论去研究历史，让历史证明自己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往往又是以谁是谁非为标准的。为了证明这个结论，有的只谈过五关，斩六将，而不谈走麦城；有的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涂改历史，甚至编造历史。比如说，在抗日战争中，谁是中流砥柱？有人说是国民党蒋介石，有人说是共产党毛泽东，大家都拿出各自不同的论点论据进行论证，最后吵得一塌糊涂。其实，抗战是全民抗战，中华民族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不管是哪个党派领导，不管战争会持续多久，在世界潮流下，日本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

研究历史，如同看瞎子摸象。有个瞎子摸到了大象的鼻子，有个瞎子摸到了大象的耳朵，有个瞎子摸到了大象的大腿，他们根据各自的感觉，说出了大象的形状。研究历史，就是了解这个瞎子是不是摸到了鼻子，那个瞎子是不是摸到了耳朵，他们是怎样想的，而不是证明哪个瞎子正确。这种说法有点大逆不道，但实际上，我们在实践中面对一些不明因素，不明情况时，就是“瞎子摸象”，否则何必要“摸着石头过河”？

随着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松动和交流加快，现在有机会接触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些文献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日战争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为我们从国共两党的角度了解历史的真相，提供了条件。现试从国共两方面的角度来说明新四军和蒋介石的关系，以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迫不得已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

第二次国共合作，过去一直认为是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张学良、杨虎城捉住蒋介石的机会，逼蒋抗日的结果。按照蒋介石的性格、他当时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和共产党的实力，蒋是不会轻易就范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历来是“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国家只有统一，才有实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去抗日，而是集中精力围剿共产党，到1935年，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红军被迫长征，蒋介石确实离“攘外必先安内”的“统一”只有一步之遥。当时，中共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几个主要的根据地，如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根据地都丧失了，只有区区几万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而蒋介石此时，占尽先机和优势，通过剿共，包括过去比较偏远的西南各省，以及长期与南京对立的两广势力，几乎都被中央化了，而苏区，已处在白色恐怖之下，他几乎看到了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蒋介石在不得不签署丧权辱国的“何梅协议”后，也清醒的知道，“吾人以国力未充之故，不得不撤兵丧权，失地忍辱。此在革命时代，实无所谓，即天下后世亦能深谅，惟所求者乃在始终保持独立民族之人格，只要不遗点滴墨迹于对方之手。”他深怕后世背上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但是，抗日确实要有实力的，中日的军力相差甚远，日本的年钢产量达到是中国的142倍！日本的航母可以向美国叫板，而中国的很多军队还在使用大刀长矛。蒋介石不得不在外交上寻找大国的帮助。而这时，美英这些大国对日本都采取明显的绥靖政策，绝不可能与中国结盟，唯一与中国一样同样受到日本严重威胁的，只有一个曾与孙中山合作过的大国，就是苏联。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倭寇之目的，使我永其奴隶也。”“倭寇强迫必至，战争准备应从速完成矣。”“倭寇之所最畏者：甲、我抗战；乙、我联俄。”

联俄的最大障碍是中共，而中共的最大障碍是红军。蒋介石又担心象大革命时，苏联一方面支持国民党，一方面又帮助共产党；一方面武装国民政府，一方面又给工农红军提供武器。他和毛泽东一样，清楚地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在中国，没有枪杆子的政党或政权，只能是无权无势，说话不算数的“民主党派和民主政府”，掀不起大浪。

因此，在中国工农红军还未到达陕北时，蒋介石就主动派人和苏联联系，甚至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要求和苏联签订一个互助条约，并要求苏联压迫中共放弃武装，帮助中国实现“统一”。苏联同意互助，但不愿压迫中国共产党。于是，蒋介石继续采取政治和军事的两手来消灭工农红军。只是在日本咄咄逼人，苏联同意援助，国内抗日情绪激愤，中共抗日策略转变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才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迫不得已的合作，他抱定决心：“可联俄，决不可容共！”

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武装的手段　　

1、围剿

这是蒋介石的一贯手段，如：宁青两马对红军西路军的围剿；山西阎锡山（含中央军关麟征）对东征红军的围剿；东北军对陕甘红军的围剿。当他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剿匪不力”时，又急调汤恩伯、刘峙、陈诚、卫立煌的大批部队封堵黄河西岸。当二次国共合作后，他仍时不时地发动反共摩擦，最严重的就是皖南事变。

2、收编

蒋介石认为，将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就是一种“收编”。这不仅仅是红军换装，列入国民革命军的编制，更重要的是要剥夺共产党的军事指挥权。因此，他极力要对这些武装派正职，派不了正职就派副职，派不了副职就派参谋。蒋介石曾成功地收编过许多杂牌部队，但在共产党这里却碰了钉子。蒋介石想把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派到八路军当政治部副主任，被朱德拍了桌子赶出去，坚持由邓小平当副主任。在新四军方面，蒋介石也要派正职，共产党只接受了北伐战争时曾是共产党员的叶挺当军长。

3、借刀杀人

这是蒋介石最善使用，最为得意的手段。他曾想把“抗日的红军”赶到外蒙边境去，也曾要求八路军正面去和日寇作战，最后，面对一天天发展壮大的八路军、新四军，要求他们统统到旧黄河以北去，让日本人来消灭之。这就是皖南事变的起因。

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方法：　　

到敌后去，到前线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力量虽小，也要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但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

1、坚持游击战――反对面对面的阵地战，

2、坚持独立自主――反对一切服从国民政府，

3、坚持山地――反对无根据地作战，平原和湖泊没有山，那就“水不藏人人藏人”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

因此，在共产党内，凡是对蒋介石放松警惕，自以为是国军，想打正规战，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自愿服从战区领导的，都是吃了亏的。

蒋介石如意算盘的失算――皖南事变　　

    国民党想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有二个方案：

1、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赴旧黄河以北；――10月19日――蒋方案

2、剿灭黄河以南匪军――11月14日――何白方案

蒋介石极力想采取第一方案，这是最合算，最没有风险的方案。这是因为，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至旧黄河以北，不但可以逃脱“破坏统一战线”的骂名，还可以戴上抗日的美名。即可避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张，巩固国民党的地盘，又可借日本鬼子来消灭共产党武装，不费自己吹灰之力，真是一举多得。但国民党军事高层打乱了他的部署。

苏北的反顽战役（黄桥战役和曹甸战役），对皖南事变有很大影响：对蒋介石，苏北打的是桂系，不是他的嫡系，无所谓；对国民党军事高层，对新四军的扩充咬牙切齿；对皖南新四军军部，北撤的路线就颇费心思。向北（西北），要遇到日本鬼子和桂系，向东（东北），要遇到顾祝同的二个师；向南（西南），完全是南辕北辙，兜圈子还是要走回去。也就是说，黄桥战役断了向北的路，曹甸战役断了向东的路，现在只有向南一条路好走。能不能走得通，项英做好了打游击的准备，“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而这正是蒋介石最担心的，即新四军“绝不渡江准备串扰后方”（徐永昌）。新四军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三年游击战争的闽浙赣，如游击回去，如同放虎归山！只要愿意北撤，一切都好说，给钱给粮给弹。曹甸战役直接影响到叶挺、项英决定向南转移，给了国民党以口实，结果撞到枪口上去。等蒋介石知道新四军军部已全部消灭后，干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这也给他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被动。

我们从中共领导人的资料中，也证明了蒋介石的想法。

“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概，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蒋介石对周恩来）

“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刘少奇）

“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毛泽东）

皖南事变后，由于莫斯科的态度，和随后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希特勒进攻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蒋介石从依靠苏联转向依靠美国，中国共产党只得在政治上坚决反攻，而军事上须取守势。但是，这也为摆脱右倾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提供了大好机会。从此，共产党我行我素，继续高扬新四军旗号，彻底独立于国民政府的指挥系统。国民政府不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经费，促使共产党另立银行，发行边币，自行收税，再不与重庆发生请示汇报关系，在政治上完全脱离了国民政府的统辖。几年后，蒋介石发现，当年未消灭的新四军竟这么强大，除了20多万主力外，还有近10万的地方武装！

泼向新四军的脏水

以上事实说明，蒋介石虽然是抗日的，但也是一贯坚持反共的，各个时期手段不同，但目的始终如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但要一直提防蒋介石的反共，可谓腹背受敌。国民党消灭新四军的目的没达到，就给新四军扣上“游而不击，不抗日，只打顽”的帽子。65年过去了，还有些人在张牙舞爪地挥舞着这顶帽子。

说新四军“只打顽”，无非是说黄桥战役、皖南事变、天目山反顽。那么，究竟是韩德勤进攻黄桥的新四军，还是新四军进攻黄桥的韩德勤？是国民党围剿皖南的新四军，还是新四军攻打国民党的三战区？是国民党进攻天目山的新四军苏浙军区，还是新四军去攻打国民党的顽军？谁打谁都没搞清楚，被打者却被扣上“只打顽”的帽子，这种言论没有依据。

说新四军“不抗日”更是可笑。有些人一方面大谈国民党抗日的淞沪战役、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中条山战役、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等等，高歌国民党的丰功伟绩，一方面又想方设法贬低新四军的战绩。他们闭口不谈新四军从不到一万人起家，而谈抗战胜利时新四军有20多万人；他们闭口不谈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万多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的事实，而从新四军的作战案例中抠数字，算出新四军八年抗战只消灭2千日军，得出20万人才消灭2千日军的离奇答案。新四军不想抹杀国民党抗日的功劳，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但也不允许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新四军抹黑。在八年抗战中，光牺牲的新四军团以上干部就有121人！试问，作为统辖新四军的国民党顾祝同第三战区，辖三个集团军，22个师，他们究竟和日寇打过几仗？消灭多少日本鬼子？也说来给大家听听。

最近，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要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为我们研究历史指明了方向，也划出了红线。我们从国共两党的不同角度来分析，更能看出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历史地位和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