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革命史之二十三：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懂经济工作

曹征路

宁都会议以后，在博古等人的计划中，毛泽东被排除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之外，加之以不断升级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一定会消沉下去。只给他一个空头的主席做不成什么事，所以戏称毛泽东为“中国的加里宁”。

可对于一个胸中有蓝图的革命家而言，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本来就是“三位一体”实践过程，回到后方正好可以补上根据地建设的短板。

所以他读书，调查，引导查田，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狠抓经济工作，很快各项事业就搞得风生水起。

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写道：“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苏维埃政府先后召开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这在中央苏区战事繁忙时期可谓景观奇特。

毛泽东尖锐批评那些声称战争忙，没有闲功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论调，呼吁苏区“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两次大会的召开为苏区经济建设定了调，标志着早期井冈山的经济斗争向跨省区的经济形态转变，工农武装割据由战争筹款向群众性生产建设的转变。为此他要求大家，要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

他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要求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都要设粮食调剂支局。

“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他算了一笔账：“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

在贸易局和粮食局的努力下，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同时苏区经济政策在井冈山经验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鼓励工商业参与经济活动，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发行的公债除了支援军队100万，另外200万资金借给合作社，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在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很快恢复，钨砂、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食盐价格明显下降。到1933年底，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1934年农业生产也是丰收在望。

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的方针是，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目标。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结论部分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来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在他看来，一些人老是抱怨没有懂行的干部是说不通的。关键是要克服官僚主义，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已经是涌出来无数的干部，“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应该说，整个中央苏区时期尽管有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的存在，尽管有种种不尽人意的事件发生，但没有这些反复没有这些教训共产党也是长不大的。总体而言中央苏区是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探索、并奠定了坚实执政基础的时期。在井冈山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只是开端，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方向，确认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在中央苏区时期，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总结，井冈山时期的思想才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明确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思想。共产党的许多理论认识以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产生于这个时期的艰难困苦的实践。

首先是毛泽东思想的发育成型就在这个时期。

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在理论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包括建党思想、建军思想、以及后来被视为其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主要在这个时期成形。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看作一个历史过程，那么理论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在中央苏区。

其次，中央苏区时期是开始磨砺和造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期。

大革命最后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遭受的几次挫折表明，党在幼年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精神上还不能独立自主，在群众运动中还不能实现完全领导，虽然有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和党内斗争的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领导人逐渐凝聚靠近，虽然当时还不是主流，还屡遭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但反复出现的血与火的洗礼，使党的高级干部逐渐认识了毛泽东，从而为在长征开始后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再次，中央苏区时期是共产党第一次以国家政权形态，积累治国经验和锻炼执政能力的时期。

尽管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毕竟是长期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翻身成了社会主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次预演彩排。

第四，中央苏区时期是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脱颖而出的时期。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阶段，面积达8.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有450余万，辖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红军12.5万人，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系统约有干部1.3万人，党团系统干部约2万人。

这些人中的不少幸存者是新中国的骨干领导力量。建国后中央领导集体的不少重要成员，都曾是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干部。10位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7位，都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军事领导人。

此外，有130多人担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以及首批驻外大使，1955年被授予军衔的从少将到上将的588位将军，都曾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战员，其中上将和中将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少将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这个时期的斗争实践，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