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能故意的，随心所欲地创制造”

曹征路

这一篇先说点闲话，然后再进入中央苏区。

1995年香港出版了一本题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的书，这本以李泽厚、刘开复两人对话形式的书立即在海内外掀起波澜。

该书的主要观点是，告别一切革命，不仅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革命要告别，而且21世纪的革命也要告别。

从内容看，该书既没有详实的史料考证，也没有周延的逻辑论证，通篇反映了谈话者对于革命历史和革命影响的一种否定心理。

类似的观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出现，其荒谬性已经遭遇了大量的质疑和批判，所以并不新鲜。为什么在1995年再次热炒？自然与国内外的新形势新需要有关，我们紧跟着就看到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

按照“告别革命论”的说法，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的好，革命可以避免。显然这与近代史的史实相去甚远，牛头不对马嘴。

中外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尤其是十七世纪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都发生过多次革命，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革命就爆发了，旧制度瓦解了，新制度建立了，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进步了。

革命如暴风骤雨，有人讨厌它，但是不可能避免它叫停它。

“革命不能故意的，随心所欲地创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当社会阶级矛盾没有激化时，革命是召唤不来的。革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方式，想当然说谁要革命就革命了，谁不想要革命就不会发生革命了。诅咒革命讨厌暴力革命，只能反映谈话者对革命的无知无奈，对旧时代的秋虫悲鸣而已。

中国发生革命也是同样，中国不是没有经过改良维新，不是没有经过宪政民主，从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那一天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救国方案就被提出来，也实验过。只不过每一个救国方案的破灭，都成为下一个方案的前提条件。土地革命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到蒋介石的“改造乡村”，都曾经试图解决土地问题。

大革命时期的广东革命政府，以及后来的南京政府也分别于1929年、1930年、1932年颁布过减租的法律。地方各省中提及此事的，有湖南，湖北，江苏等省，但都未经实行就已相继取消。真正付诸实施的仅浙江一省，该省减租的高潮在1928年左右，到1930年中已经完全失败，连减租的口号也不敢再提。也就是说，南京政府在其改造乡村的过程中，无论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只要触动的地方土豪劣绅、官僚买办的利益，就会遭致他们的拼命抵制，无论“土地整理”、“田赋整顿”还是“租佃改良”，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不了了之。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国民政府被迫改变那种可能触动乡村生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的方针政策，而将改造乡村的重点转向纯粹技术层面操作，比如合作社、农业银行、兴修水利、乡村教育和改良品种等等。这些改良措施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一般只能以田赋附加的形式向农民索取。故而在农民看来政府对乡村的改造，只是意味的自己负担的增多，事实上从这一改造中获益的人，还是那些垄断乡村的土豪劣绅。

国民党政府这些举措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官僚买办利益是不可能和平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的严重背离也不可能自动消除。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兴起的客观条件。从1927年到1937年，革命根据地星火燎原，苏维埃运动遍及全国，客观上也是国民党统治失败造成的。

再看共产党。

1928年的共产党仍在幼年期，尽管在实践中工农武装割据已经展开，打土豪分田地已经多点开花，但这样的道路选择对不对？一个农民党员比例占70%、工人只占10%的党，领导不是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还叫不叫无产阶级革命？当年的临时中央仍心存疑虑，渴望“本本”，期待共产国际的指导。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当年的代表除了广东、河南是选举产生，大多数代表都是临时中央指定，所以毛泽东不在代表名单中并不奇怪。除了交通不便，通信困难的原因外，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临时中央当时都有一种认识，认为大革命失败原因之一是党内知识分子即小资产阶级太多而工人出身的干部太少。因此在确定六大代表时，工人出身的六大代表占代表总数52.4%，农民占7.1%，知识分子占40.4%。何况1928年的毛泽东在党内处境不佳，受到临时中央多次处分，认为他“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日子不太好过。

毛泽东也曾自我调侃：“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但不是代表的毛泽东却当选了中央委员，而且得票数高于周恩来、蔡和森、项英、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等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些党史研究家故作惊人之语：毛泽东没有参加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为什么还能当选中央委员？原因找来找去，归结为留守中央的李维汉给共产国际写过一封信，说这是一份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的珍贵档案。该文件的副本被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人，过去这份重要文献被学术界忽略了。意思是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是个偶然事件——没有这封信，一切又另当别论。他们始终将目光对准个人因素、偶然因素，而不愿意面对本质和规律。

但是这些研究遮蔽了一个重要背景：1927年前后，围绕着中东铁路权益不断发酵，中苏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自“4.12”政变之后，蒋介石政府奉行“反共绝俄”政策。在1927年12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对苏绝交决议》。同年底，南京政府又借口苏联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为中共广州暴动的指挥机关，颁令撤消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封闭了苏联在华的大多商业机构。这是直接导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由过去的政治指导转为积极支持的重要原因。要积极支持就必然要在中国寻找更鲜活的实践经验和更靠谱的政治力量。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症结所在，唯有土地革命的成功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准备条件，这个道理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都明白了，共产国际还能不明白吗？所以支持中共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推动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无论从共产国际的宗旨考虑还是从苏联的现实利益考虑，都成为不二选择。

此前共产国际了解中国革命情况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另一条是通过中共提交的国内工作报告。这些消息中对毛泽东及井冈山斗争的评介零零星星有过一些，并不详细。

1928年3月1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米夫曾在《真理报》刊文发表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他认为农民运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革命的新高潮创造了先决条件”；4月6日，米夫就中共土地革命策略问题专门写信给布哈林，主张中共占领和巩固一个地区作为“运动根据地”，再向周边扩大，可以“首先向湖南边境扩大”；并提出在游击战争中扩大红军、开展农民运动、实施土地纲领和建立苏维埃等想法。但这些建议并未得到布哈林的认同，布哈林在次日发给驻上海的米特凯维奇的电报中提出“我们不赞成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地方，最好在不同地区都有一些根据地”。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看法轻蔑，在中共六大开会时挖苦说“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碍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但不论这些消息对毛泽东评介正面多还是负面多，都不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总体判断和意图。这是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

在中共领导层的内部，关于农民革命和农村割据的问题曾在“六大”之前及“六大”期间都有过激烈争论。虽然张国焘明确反对搞武装割据，认为它“实是幻想”，“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其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微小”。但是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对此态度不同。李立三认为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要取得农民群众的大多数，否则“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一定要重视农民运动。周恩来则从广州暴动失败的教训出发，看到了“农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的趋势，“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的对比令人警醒。瞿秋白更是明确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农村割据是有发展前途的，要求全党主动地领导农民运动”，“使他快些长，不可以阻其发展或放任”。对土地革命认识提升是中共成长的主因。

所以，应该说李维汉的信和毛泽东5月2号写给中央的报告，以及米夫转寄的这些文件或许起了作用。但根本的原因还是革命规律使然，即土地革命已经到了不得不如此的阶段，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革命实践是个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

因此，是中国革命选择了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是共产党集体选择了毛泽东。

“六大”决议案对秋收起义做出了如下评价：“秋收暴动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

尽管这以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依然盛行，以及共产国际的米夫通过王明等人企图控制中共的路线方针，那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一个新的现代性方案，在中共“六大”上已经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