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争与革命难解难分，交织为历史演进的主旋律。从辛亥革命(共和之战)到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再到土地革命(国共内战)，其间反映的本质，其实是在外有列强侵略压迫、内有传统变迁崩解的环境下，如何将老旧中国转型构建为现代中国。这注定是个艰难的过程，既然历史没有给中国人以改良方式平稳过渡转型的机会，那么以革命方式完成转型，也就成为自然而然之举。其中的奋斗与激情、流血与牺牲、动荡与破坏，等等，也就与这个过程如影随形，难以避免。及至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全国抗战爆发，中国面临的内外矛盾集中表现为外敌入侵与民族抗战，战争似乎压倒了一切。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历史仍然顽强地表现出其内在的本质。抗战的过程，同样是转型构建现代中国的过程，因此，怎么建国，建什么样的国，仍然是国人无以逃避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千回百转，又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相勾连，战争和革命的逻辑因而再次相交。作为当时中国的两大政治力量之一——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战争与革命的逻辑关系的深刻理解，将反抗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与改变中国的革命解放运动有机地联为一体，从而成功地通过抗战而崛起，为最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建国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共的抗战建政纲领建构

1937年8月，全国抗战刚刚打响不久，中共中央便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战时全盘工作方针。张闻天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①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报告，提出争取民族战争领导权，强调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②由此可知，战争刚刚开始，中共已经认识到，这场战争既是反抗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也是建立中共领导的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解放战争，其关键点则在于中共的领导及其独立性的保持。

洛川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提出“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决定”要求中共全党“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③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从而领导群众，是中共在战争初始阶段即提出的重要任务，既为抵抗日本侵略，也为实现革命目标，这也是中共争取战争主导权和领导权的重要方面。

洛川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动摇妥协)；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实行全国抗战、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实现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除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释放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动员人民武装人民)；4.改革政治机构(召集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民主宪法、选举国防政府、吸收各党派团体革命分子、实行地方自治)；5.抗日的外交政策(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同盟及抗日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有钱出钱、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提倡国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7.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农职员教员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调节粮食)；8.抗日的教育政策(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④

面临全国抗战发动之后的新形势，在基本统一的思想认识指导下，洛川会议为中共确定了抗战时期的基本路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着重点，除了实现全国总动员和全面抗战之外，尤其强调动员民众、政治改革、民众参与、改良民生，体现出中共作为当时的非执政党与执政党国民党的政治竞争意识。抗战的发动在客观上为中共提供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两党之间的政治竞争不仅没有消失，反因合作所提供的共同平台而显得更为直观和直接，更需要两党领导层的殚精竭虑及运筹帷幄。洛川会议恰恰体现出中共核心领导层在经过十年内战的残酷考验之后，当面对突发事件引起的全盘形势变化之际，能够审时度势、衡情量己、高屋建瓴，以超前的眼光和政治意识，结合现地的情势演进，提出新形势下的新路线，既使己方立于救国救亡民族战争的新高度，又推动形势向未来可能于己于革命有利的方向发展，以争取民心和民众拥戴为中心，将民族战争与革命建政建立起逻辑演进的紧密联系。虽然中共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还待未来的发展，洛川会议提出的政策方针的具体内容也待未来的落实，但从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中共对于这场战争的布局自始即有的长远考量，尤其是对政治、经济、社会宏观面向的思考。比较之下，这恰是国民党领导层所欠缺的方面，此时此刻，他们多半还在思虑如何因应与日军作战的迫切军事问题(当然这也是应该的)，缺少对于政治格局可能变化的新思考。直到隔年之后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才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抗战时期的政治路线，而因其与中共早先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相当的重合度，从而在体现国民党的领导力和争取民心方面让中共着了先鞭。

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建树

全国抗战的爆发，对于中共而言，不仅是革命实践的重大转变，也是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革命实践，从建基于工农阶级专政、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国民党统治的阶级性武装斗争，转变为建基于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大团结、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联合国民党及所有抗日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民族性自卫战争。对于这样的革命实践转变，如何进行理论的阐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解释体系，并以这样的理论体系转而指导实践，同样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值得关注的是，不是中共党内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种实践转变过程的意义，中共在抗战初期一度出现的“左”的(拒绝国共合作)或“右”的(一切经过国民党)倾向，便是对实践转变认识不到位的结果，从而凸显出建立新的革命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因此，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在延安用了相当的精力从事理论著述，以建立中共对于这场战争以及新的革命的阶段性和全局性的理论认识和指导。

革命的性质及由此而导致的革命过程、领导、特点乃至革命的方方面面，首先决定于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环境。熟读中国史书而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解释论的毛泽东，就是从中国历史入手，建立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到：“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这样的论述较以往更为清晰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革命性质、对象、动力、方式等问题。毛泽东还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⑤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已经被毛泽东所反复论述，并在以往的革命实践中得以印证，而且在中共党内形成了高度共识。毛泽东的新贡献则是，将统一战线提到了极端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对过去“左”倾路线时期“唯我独革”、盲目排斥革命同盟军的拨乱反正，而且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特性的深刻认识而得出的结论，即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因此必须关注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必须团结大多数。

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对前述问题的认识和论述又进了一步。他写道：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是革命最基本的动力，贫雇农、中农、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在此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从而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区隔。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一言以蔽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的目标和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⑥

1940年2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一生理论著述中最具开创性的篇章之一，是他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源、性质、目标、路线、方针、政策等之集大成论述，也是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论述。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开篇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然后即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随后，毛泽东论述了建立“新中国”的阶段论。第一步，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为第二步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但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在论述了革命的阶段论之后，毛泽东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诸般特点：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力量，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既非资产阶级专政，也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通过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这个共和国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应为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并不禁止一般性的私营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在文中驳斥了右的、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之路的看法，因为国际国内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而且因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同时，他也驳斥了“左”的、在当时就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之路的看法，因为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在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方面之后，毛泽东总结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⑦

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著述，毛泽东以其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谙熟分析和对当时中国现实的精到把握，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系统地、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以及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和特征，勾画出中共将要领导建立的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这不仅对抗战时期的中共建政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呼应了当时社会各界、尤其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势力的现实关切和未来要求，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吸引力，有利于中共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同盟的形成，更确立了中共未来建国的长远目标和长期革命路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国情，从而使其中国化的产物。从此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便成为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标志和定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也成了中共领导和指引革命的指南。这还表现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盘工作着眼点，既在争取反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也在争取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来长远目标准备基础和条件。

三、中共抗战的政策和策略运用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不仅重视理论建设，提出并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很重视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注重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在毛泽东看来，理论落到实践的环节，很大程度就在于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和策略的运用。所以，他也重点论述了政策和策略对于中共抗战和革命的重要性，并发展出一整套在实践中极具成效、堪称炉火纯青的政策和策略主张。

抗战时期，毛泽东论述的政策和策略的重点在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主阶级左翼)、地方实力派(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作为反帝同盟军，共同抗日；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坚决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降日派，而对其中的抗日派，既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又要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毛泽东提出，国民党不等于顽固派，应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同时，又必须注意遵循一定的斗争规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适可而止，这是斗争的暂时性。总体而言，“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政策和策略的运用，其重点还在于争取中间势力。在毛泽东看来，左右两翼都有其革命和反革命的坚定性，惟有中间势力是需要下大功夫去争取的。所以，毛泽东重点论述了如何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他提出，“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同时，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争取他们，即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一步步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或者成为顽固派的同盟军。“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泽东还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⑧充分认识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在中国的重要性和他们对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对他们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和相应的政策，是抗战时期中共的政治路线有别于战前“左”倾路线盲目排斥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共在政治上不断趋于成熟从而不断取得发展的重要表现。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政策的重点，就在于克服“左”倾路线的影响，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争取并领导最广大的民众投身抗日。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领导人的指示中指出，“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因此，“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冒犯过左错误”，“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此事望你们尖锐的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⑨随后毛泽东也指出，因为过去(指全国抗战前)不认识革命性质和长期性的特点，产生许多过左的政策，如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的盲动政策，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此时他明确提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应该实行政权组织的“三三制”，劳动政策切忌过左，加薪减时不应过多，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按收入纳税，保障人民权利，发展生产，奖励民营企业，发展抗日的大众的文化，实行这些有利于团结人民抗战的政策。“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⑩

正是因为有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又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和策略，同时极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才能在抗战时期获得大发展，并为中共未来的革命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与现实的可能。

四、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施政改革

全国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地域和人口不断扩展。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中共已经管理着19块根据地(另有统计为18块)，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在这些根据地中，中共实行了有别于战前苏维埃时期的一整套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为标志的独特的根据地治理模式。这样的治理模式，不仅适用于抗战时期，取得了相当成效，奠定了战时中共大发展的社会基础，而且中共总结其中的经验，修正其中的不足，使其不断发扬光大，又为战后国共相争中的中共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直至为1949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和建政提供了坚实而可靠的基础。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的建政实践，是中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征程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一环。因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形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11)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的施政，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实行了一整套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教和社会政策，集中体现了中共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并且明确这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而提出的，尤其是1941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三三制”、保障抗日人民的人权、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保证土地所有权和减租减息、发展农工商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税收、尊重知识分子等各项政策。(12)如胡乔木所言，这个纲领的制定和发布，“不论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更加全面也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路线和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13)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对于中共根据地的施政变革当有更全面的认识。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的施政，与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停止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改为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也“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14)为了更好地实行这个政策，中共还提出，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应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政府法令不应畸轻畸重，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能抗不缴纳。(15)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相较于苏维埃时期的土改政策，看似有所后退，但是却适应了动员全民、一致抗日的形势要求，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而且，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非是完全不动封建剥削，而是限制封建剥削，以便在未来形势变化时再实行土改，消灭封建剥削，又体现了革命阶段论的特点。这项政策的实行，不仅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和支持，使他们成为中共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基本力量，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地主士绅和有产阶级对共产党建政的担扰和抗拒，从而消减了中共在建立尤其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阻力，并以渐进的方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根据地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为中共未来实现彻底的土地改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减租减息”这项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在其实行过程中也非一帆风顺，也会遇到中共党内“左”的或“右”的阻碍，遇到农村中的地主士绅和有产阶级的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抗拒和阻挠，需要中共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才能将减租减息真正落到实处。在那些过往中共革命从未波及的地区，即便是温和的、比例有限的减租减息政策，也仍然使地主士绅和有产阶级失去其既得利益和真金白银，也会引起他们的反对甚至反抗，需要通过一定的斗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才能使这项政策得以贯彻。这就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对地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16)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内容和方式虽然不同，但达致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仍有其相似性，温和平缓的方式也只是相对而言的。

中共还在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具有社会改革意义的施政举措，如建立廉洁政府、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妇女地位、提倡自主婚姻、发展文化教育等等，从而使根据地民众能够实际体验到一个不同于过往的新社会。为了实行这些政策，就要“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具体口号之下，一步一步的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改良生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17)从而获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奠定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社会基础。

中共还特别注重根据地的基层组织建设，要求“将最大多数群众一步一步的组织于工会，农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儿童团体及民众武装团体(自卫军少先队)之中”。(18)如晋察冀根据地有1600万人，其中约300万人参加到中共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如农会、工会、妇救会、青救会、童子军(儿童团与少先队合并)、抗敌后援会等组织中，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有余。(19)中共根据地民众的组织性，远远高于国民党统治区，确保了根据地在中共领导下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原本松散的乡村基层社会被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再通过中共由上而下的集中统一的领导，由中心到末梢，如身使臂，可以充分发挥根据地的各种内在潜力，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未来的发展直至最后的成功，也是有力的支持。

五、普选制的实施与“三三制”政权建设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政治实践的独创性和实践性，以建立广泛的、包容各阶级各阶层的民主参与为中心，集中体现在普选制的民主选举实践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两方面。

全国抗战开始之后，中共各根据地先后都实行了普选制和参议会制。中共提出，“民主的第一着，就是由老百姓来选择代表他们出来议事管事的人”；选举“是老百姓行使自由的头一桩事，我们要发展老百姓的自由，就得大量宣传，耐烦诱导，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凭着自己的意愿去进行参政，选举代表”。(20)实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民主选举方式，使根据地的广大民众得以秉承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并监督政权机关，可谓多少年来的破天荒之举，得到根据地民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事实说明了人民是需要民主，而且善于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的，一切反对民主的借口，都被事实粉碎了。”(21)同时，也只有“尽力作到乡、区、县政权真正民选，才能使政权从豪绅地主手中转移到广大抗日民众手中”。(22)通过这样由村、乡、区、县直至根据地大区层级的各级民选，也有利于中共将组织体系扩展到乡村基层，发动群众，打破千百年来的士绅统治格局，重塑以中共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基层政权体系，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奠定广大的社会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可谓中共根据地普选制的代表。全国抗战爆发前，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公布，规定边区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以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依人口比例选举产生，凡年满16岁的边区公民(1939年改为18岁)，除卖国者、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外，无论其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府对议会负责，由议会选举、任命、罢免各级行政长官、批准政府预算和各项建设计划、决定征收地方捐税及发行地方公债，创制、复决单行法规。(23)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人民应拥有的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在边区的制度设计上得以体现。边区议会既是民意机构，又是权力机关，体现了中共在根据地政权建设设计中的独创性。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对此的解释是：“边区参议会、县议会、区代表会、村民代表会都是人民代表机关，都是权力机关，都是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的权力机关。一句话，基本上都是把立法与行政统一起来的政权机关，政府为其组成部分。”(24)徐特立说，我们“就是要打破历史上形式主义的民主议会，建立真正有革命意义的，敢言而且敢做的议会，树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的基础”。(25)

1937年、1941年、1945年，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普选，选出了各级参议会，参选率都达到了选民人数的80％-90％，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根据条例的规定，参议员任期为3年，每年开会1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参议会闭会期间，设常驻委员会，由常驻议员代行议会职权，监督政府的工作。边区参议会之下，县、乡均设有参议会，村设村民委员会，与各级政府机构相配套，议行合一，决定各项地方事务，形成为完整的制度体系。广大乡村民众对于政治参与也表现了较高的积极性。在陕甘宁边区，“在参议会中最受责难的是乡政府工作太不民主，乡上一切负担动员工作，都是由支部书记召集会议决定后，命令群众执行，群众非常不满这种秘密会议决定一切的办法”。(26)由此表明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提高。

普选制和参议会制在中共各根据地的广泛实行，确为政治上的一大创举。此举不仅大大扩大了根据地民众的民主参与度和政治动员度，提升了广大民众对抗战和共产党的支持度及满意度，从而使中共能够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领导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而且也是对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和政权理论的实践检验，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政权建设方面，中共在各根据地陆续建立了各级政权机构。其大体架构是在具有战略性的根据地(大区)建立类似省级的政权，其下建立县、乡级政权；在大区和县政权之间，视情形建立管理若干县份的“行署”或“专署”，在县之下设管理若干乡镇的“区署”。这样的政权结构设计，与当时国民政府治下的行政区划和政权设计，有其相似性，从而维持了在国共合作格局下的相对“统一”。但是，行署、专署、县、区、乡的区域划分，根据中共管辖的区域不同和实际需要，与过往的区域划分也有不少相异之处。更关键的是，这些根据地政权完全是在中共独立自主的领导之下，实行的是中共制定的政治、经济、文教、社会政策。通过这样的建政实践的试对或试错的过程，不仅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而且为战后中共在各根据地建政范围的扩大和实践的深入乃至中共在1949年建国以后的建政和执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基本的干部队伍。

中共特别注重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因为“政权建设是关系根据地能否生存的根本大计”。政权“这面大旗一竖，就使广大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有了坚强的依靠。……至于贯彻各种政策法令，掌握财政经济，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必须有一个职能健全的政府机构，而不能只由军队出面。从长远来看，新生的革命根据地还要为未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经验，更必须锻炼人民掌握政权的能力”。(27)

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政权，与全国抗战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相适应，包容了中共之外其他各阶级、各阶层、各界别的政治代表人物，可以理解为是在全民共同抗日大格局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用毛泽东的话说，“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28)这种政权形式得到了根据地民众和社会各界的认同，曾经到过根据地考察的各界人士包括外国人士，也对中共治下的根据地政治生态有相当正面的评价。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抗战中期以后，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逐渐加大，国民党对中共的限制日甚一日，中共根据地面对的内外环境越发严峻。这就需要中共更广泛地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广大民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因应形势的要求。为此，毛泽东在其建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明确提出应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在抗战中期提出了根据地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习称的“三三制”政权。毛泽东还提出：“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毛泽东特别强调：“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29)

在“三三制”政权主张提出后，为了在选举中也实现“三三制”原则，中共在实践中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改进。如在选举前通过协商的方法，各方联合提出候选人；利用共产党的组织和威望，做群众的工作；在选举后实行共产党员退出及增聘党外人士的方式，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落到实处。这样的模式，实际就是协商民主、多党合作、全民参政的民主实现方式，并在实践中逐渐完善，成为中共治下各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不过，中共提出的“三三制”政权构想，并不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是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必要途径。所以，毛泽东也提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同时，“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执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30)如何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社会下层是基础，所以毛泽东特别注重社会下层的政权建设，而且越到基层，情况越复杂，地主豪绅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越大，也就越需要通过共产党对政权的实际掌握，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力，而不是机械地要求人数比例的限制。中共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力的，不仅推动根据地的三级(省县乡)政权建设，而且也相当重视根据地的行政末梢——村级政权和村支部的建设。这与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共建军之初，在“三湾改编”时就提出“支部建在连上”是同样的道理。中共不仅在军队中所有“连”级单位，而且在其他系统中相当于“连”级的单位，都建立起党组织，以确保党的领导落到实处。恰恰是在这方面，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力和对领导力的看重。据统计，当时中共党员约占根据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五，他们以支部为基层单位，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再通过各种外围组织，形成为党领导下的严密而有效的组织网络架构。“有了严密组织和有效动员的结合，即便是在抗战期间以统一战线为出发点，以‘三三制’为人事准则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党同样能对它进行有效的控制。”(31)

对于“三三制”政权的建设，中共实际更强调上层政权的“三三制”对中间势力的示范和拉动效用，而对下层政权则更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并实行社会改革，以争取最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实践的结果也不无偏差，中共力量在下层还不能完全掌握乡村政权，而在上层中间势力代表的政治参与度又不够。这是需要在实践中努力解决的问题。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得到最早和最普遍的落实。1939年，“第一届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只临时聘请了少数的党外人士”。(32)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新区行政工作之决定》，要求“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33)1941年1月，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要求“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的实行‘三三制’”，“仔细的有步骤的大胆的选举非党进步人士到政府机关为行政人员”。(34)实际执行的结果，乡级政权大体达到了要求，县级政权和边区政权的中下级干部中，中共仍占较高比例，边区政府的中上层干部则基本保证了“三三制”的比例。当时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等，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

为了推动“三三制”政权的建设，推动与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中共下大力解决“以我为主”的习惯性的“左”的倾向。当时，因为“党内认识不一致，思想有分歧”，“‘凑数’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三三制不过摆摆架子”，“拉几个上层人物凑凑数吧”。(35)而且，非中共人士参政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有职无权。所以，中共中央就实行“三三制”发布的指示中，明确要求“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诸如“不承认中间分子的地位。对非党干部表示不信任，不接近，没有同非党干部共同工作的习惯”。(36)毛泽东还特意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他坦诚地向到会的党外人士说：“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37)

“三三制”政权不仅保证了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且争取了中间阶级阶层及其政治代表力量的支持，使中共根据地内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得到合理的、充分的照顾，根据地的内部团结得以巩固，并且可以此批评国民党排斥其他党派政治参与的垄断独裁统治。实际上，“三三制”政权的最重要意义，是对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的争取，而他们的态度和立场所向，不仅对于抗战的胜利，更对于中共领导革命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曾经多次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38)在中国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39)而这恰恰是中共在全国抗战之前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具体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40)刘少奇亦提出：“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中间势力在今天能对我们守中立或倾向我们，主要的是要使他们在战后为新中国的斗争中能赞助我们或善意中立。我们今天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主要是为战后斗争做准备的。目标应该放远些。”(41)这表明中共领导层力图通过实行“三三制”政权等政策，大力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既关注抗战时期的当下，又着眼于战后中国的未来。所以，“三三制”政权，“既不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消退，也不代表背离过去。它代表最重要的一步是扩大各界的支持和利用他们的行政和领导技巧。与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照，共产党通过‘三三制’表明他们有能力与无党派人士分享权力和共同有效地工作”。(42)

六、余论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为因应抗战胜利尤其是规划战后中国蓝图而未雨绸缪。大会召开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就大会政治报告作了说明，其中说到，“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43)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侵略压迫，逼迫所有还不甘心亡国灭种的中国人只能起而抗争，所以说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之后，“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毛泽东在这里说到的“如何抗日”，实际上，就是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有利于人民革命的前景。正如他当时对外国记者说的，抗战就是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新的政治制度，为此必须改组政府，使其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44)其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这条抗战路线表述为“全面抗战”，其含义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45)以区分于国民党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建构和指引，最后“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46)从而“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47)

应该说，毛泽东在1945年4月这样说，完全为中共全党所认可所折服。但是，在1937年7月毛泽东刚刚提出这样的设想，不说国民党完全不以为然、不当回事，即便是中共党内，也“有同志不赞成”。这恰恰说明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共公认的领袖之预见性与领导力。如同毛泽东所言，如果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48)中共的抗战崛起之路，真正反映出预见和领导的重要性，这又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天才、理论和实践，也反映出中共整个一代领导集体的成熟和进取，反映出中共全党上下团结一心、努力奋斗的精神和苦干。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全国抗战时期中共在其治下的各根据地实行的一系列建政、施政举措，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指导下付诸实践的，既考虑到现实中战争时期的特殊性，着眼于抗战的胜利，又放眼战后未来更长远的革命目标，追求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想，形式与内容统一，目的和手段一致，在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使根据地得到了大发展，而且为未来的革命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如同有研究者所论，中共“在战争中确实进行了根本的革命，尤其是乡村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他们“在村、县建立了新的政权”；“党组织最终变得更团结、更复杂，不仅扩大了社会吸引力，而且扩大了党，尤其是建立了重要的农村基地”；“抗战期间的经验产生了数千干部”；“中共一个村一个村地逐步获得了拥护”。(49)因此，中共的抗战崛起之路，其来有自，虽然十分艰辛，却也大获成功。中共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后短短四年间即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其胜利的密码其实就蕴含在抗战时期的奋斗之中。

中共在战时的昂然崛起是作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国民党也不能不感知者，尤其是面对国民党统治的明显衰落，他们的感受更复杂、更痛苦、更忧心忡忡。不止一位国民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主、团结、抗战’宣传于国内外，颇收成效”。(50)国民党“何以不能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党的上层干部，对于主义政策的认识，并不彻底。由革命到取得政权，思想和观念已为之大变，现在大家的观念是现实问题。上级干部在追求权位，下级同志在追求生活。主义、政治、革命，都已忘却了，消失了!”(51)“国民党的革新希望甚微……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52)蒋经国则认为：“工作中心没有将广大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作为重点……专为刮农民的、吃农民的之各种设施。”(53)甚而国民党内已经有人意识到，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最大的可能，“就是国民党垮台，共产党当政”。(54)坚决反共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研究了中共七大文件后，也承认“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上级与下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55)说到底，国民党也意识到服务群众、争取群众的重要性，但格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无法付诸实践。关于这一点，其实早在一年前中共就已公开告诫过国民党。1944年8月8日，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而终告失守，《解放日报》随即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写了一段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之士其思之。”(56)

事实上，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夕，中共又在酝酿和规划又一次的工作重心转变。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他还直白而恳切地对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说：“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57)当时局即将面临大转换的关头，这又一次考验着中共领导层的预见性和领导力，而以后的历史演进，则说明中共对这次转变的因应也是成功的。这样，由国内战争(土地革命)过渡到对外战争(民族抗战)再过渡到国内战争(解放建国)，历史经由一个轮回完成了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对于其中的主角中共而言，领导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是其奋斗目标，革命则是其中的主旋律，而革命的步骤、完成革命任务的方式和方法，则又由主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可以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抗战中的中共崛起之路，说明了这些，也诠释了中共的成功之道。

注释：

①《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4日)，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349页。

②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9页。

③《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26页。

④《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7-330页。

⑤《〈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606页。

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650页。

⑦《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709页。

⑧《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4-752页。

⑨《中央关于防止执行政策中左倾错误的指示》(194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18-519页。

⑩《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2-769页。

(11)《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59-460页。

(12)《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70-573页。

(1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130-131页。

(14)《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1940年12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15)《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80-289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95-298页。

(17)《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92页。

(18)《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92页。

(19)刘澜涛：《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工作》(1945年1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74-976页。

(20)《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指示信》(1941年1月30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0页。

(21)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22)《王稼祥关于对地主阶级政策的报告》(193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214页。

(23)《新中华报》1937年5月23日。其他根据地参议会的选举办法及职权也大体同于陕甘宁边区。

(24)《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胜利完成各级选举的指示信》(1940年6月24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上)，第352页。

(25)徐特立：《边区参议会应有的任务》，《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日。

(26)《西北局对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工作总结》(1941年12月4日)，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319页。

(27)《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76-577页。

(28)《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1页。

(29)《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743页。

(30)《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743页。

(31)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94页。

(32)《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与三三制(报告提纲)》，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4年)，1994年馆存本，甲5第446页。

(33)《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174-175页。

(34)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3-414页。

(35)《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1944年3月25日)，《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380页。

(36)《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431页。

(37)《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810页。

(38)《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3页。

(39)《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8页。

(40)《毛泽东关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40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475页。

(41)《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1942年7月20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0页。

(42)[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43)《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7-98页。

(44)《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2-385页。

(45)《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页。

(4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17页。

(47)《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0页。

(48)《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01页。

(49)[澳]大卫·古德曼著，田酉如等译：《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279页。

(50)《陶希圣致胡适》(1945年4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26页。

(51)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4月28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页。

(52)《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5年5月31日，第514-515页。

(53)蔡盛琦、陈世局编校：《胡宗南先生日记》上，1945年3月1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438页。

(54)《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5年4月3日，第500页。

(55)《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16日，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56)《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2页。

(57)《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7-218、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