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民进老人口述：我为周总理治病

陆  琦

周恩来总理与陆琦教授

我原来是一名开业的专科医生，一直从事医务工作。建国后经过历次爱国主义教育，我的旧人生观发生了改变，逐渐认识到医务工作者应为工农开门的真理。于是，我向当时华东卫生部的崔义田部长打了报告，是关于公开我的祖传秘方“内痔插药疗法”的，这个方法的特点是不开刀不吃药，不影响生活。

1954年间，华东卫生部批复交省卫生厅办理，当时省卫生厅李蓝炎厅长亲自批示，要我在二院进行插药实验工作。这个实验做了一年多，经过临床实验，总结了110几例的病例。最后这个报告得到了卫生部的奖励，给我奖状，还发给我3000块钱的奖金，那时候3000块是很高的了。1955年左右，由省卫生厅按排在解放路太平洋电影院召开学习祖国医学表彰大会，参加的是全省各地桥卫人员，大概到会五、六百人，会上省卫生厅代表卫生部颁发奖状和奖金，对我进行表彰，鼓励我，掀起全省学习祖国医学的热潮。后来，接到省人事厅通知，发一个委任状给我，委任我为肛门科主任，在浙二建立肛门外科。1957年院系调整，我随之到浙一院工作。

1956年的时候，陈礼节，当时的杭州市副市长来动员我，找我谈了几次，要我参加民进。后来，由余文光——浙二医院的院长，石华玉——（浙二）胸外科主任两个人作为我的入会介绍人，在1956年底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大概在1960年秋天，我在杭州，有一天突然省卫生厅的同志来找我，同时来的还有公安厅第三处的同志，说请我去会诊。什么事情他们也不讲，而且要马上准备走，我也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从没有遇到过，家里也很担心，当时准备好了就跟他走了。有卫生厅、公安厅三处的同志陪我去，一去就到了飞机场，飞机场有一架专门飞北京的飞机，飞机上就我和保卫人员。到了北京以后，来接我的是保健局的局长——黄树则，他把我安排好后才同我讲，是总理啊，叫我看病，才晓得这个事情。本来我一直担心，什么事情一直都是保密的，从杭州离开到北京，一直在担心，我也是担心，家里也担心。到了北京知道是为周总理治病的时候，才放心一点，我胆子也很小的，毕竟这是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第二天，把我领到总理办公室，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当时总理这个痔疮比较严重，有炎症。而他又正好准备去东欧国家访问的，所以他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我把这个炎症赶快消失，同时提出来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他的生活，在这个前提下，要我采取一些措施。我拿出最好的技术给他配药、开方子，各种看家本领都用上了，经过一个礼拜，炎症很快地消失了。总理也很高兴，因为他整天在忙国事啊，国家的事情当时很多的，基本上都是工作到夜里一两点钟，上午都是十点多才起来，我们都准备好，等他起来，给他处理了。中午基本上都是在西花厅吃饭，有总理的保健医生，叫卞知强，一个保健局局长，有时候部长也来，多数是保健局局长负责的。炎症消退后，我们又给总理设计了一个坐浴的架子，这个坐浴的架子能折拢来，随身好带的，便于他清洁局部。大概十多天后，我回杭州了。回来以前呢，总理给我一张有他亲自签名的照片，当时能得到总理签名的照片也不容易的，这个很珍贵。这是第一次为总理看病。

第二次呢，是1961年接近春节的时候，大概早半个多月，总理到杭州来了，住在西湖饭店，卫生厅又叫我准备好，也住到西湖饭店去。总理同我讲，这次毛主席给他一个月的假期，总算空下来了，过年以前咯，到杭州来休养又治病，他是一心一意要把这个痔疮医好的。而我当时也改进了方法，进一步地把这个药再改进，筛选过以后，给他治疗。治疗期间也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他的生活。他的国事太忙了，在治疗期间还要经常会见外宾。有一次宴请外宾的时候，总理要我也去，而且给我安排在首席的一桌就坐，他对一个普通的医生这样看重，我内心非常感动。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后，总理的病基本上是痊愈了。当时总理考虑到正是接近过年了，春节快到了，就在楼外楼宴请所有参与的医护和保卫工作人员。宴请的时候邓大姐就讲了，我同总理有四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同学关系，她和总理是同学；第二个关系是战友关系；第三个关系呢是同事关系，他们一起工作；第四个关系是夫妻关系。这四种关系，邓大姐是在吃饭的时候站起来讲的。后来总理提出来要吃点酒，他说这么多的人为我个人服务，我要敬陆大夫。那时邓大姐问我了，陆大夫，你看总理好不好吃酒啊，白酒很厉害的。我说，总理毛病基本上好了，身体都很好很健康，稍微吃一点点，也能活血健身。总理听我讲了，说好，站起来喝了小半杯，敬了大家。这个吃饭的过程中，大家都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总理为人，很尊重人民。

在这次吃饭以前，总理又请邓大姐到我家里来。总理同我讲了，他说我们就要回北京了，叫邓大姐到你家来看看你的老母亲。我说这怎么担当得起呀，我只是个小医生。但是总理交付下来了，邓大姐第二天就到我家里来了，看看我的老母亲，看看我的老伴，还有四个孩子，我当时很感动。邓大姐还征求我老母亲的意见，说请陆大夫同总理到北京过年。这真正是我意料之外的，总理很尊重我老母亲的意见，所以我们全家非常感动，觉得我们家里做喜事一样的，喜事临门，非常激动，又高兴，又感谢总理的为人。

于是年前我就跟了总理一起去了北京。总理有专列，路上还安排我一个人一个房间，一路过去，经过上海、苏州、无锡各停留一天后，一直到北京。在北京的时候，我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仍旧早上为总理换药与痔合处理，吃饭都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到了年关接近的时候，要过春节了，总理交代秘书，打电话到杭州，把我爱人接过来，一起在北京过春节。我爱人到了北京以后，总理也接待了我两个人，夜里亲自点菜，招待我们两夫妻。当时他点的菜，有些我们从没吃过啊，比如那个黑米粥，我不晓得米还有黑的，可烧成粥的，我毕生还是第一次吃到黑米粥，当时冬天北京很冷啊，里面当然有暖气，外面很冷，吃到黑米粥特别惊奇。这个黑米粥哪里来的呢，是四川那边出产的黑米。还有新疆带过来的哈密瓜，我也没吃过，我只晓得有哈密瓜，也没尝到这个味道，也没有看到过。当时是冬天，都是使我非常新奇的，一个小医生能吃到这些东西，确实是不容易，而且还是总理亲自点菜。

在北京的时候，一般晚上总理会都叫秘书——那个秘书姓成，成功的成，成元功，又是秘书，又是卫队长，他是保卫总理的——叫他每天晚上安排送我到人民大会堂小剧场，人民大会堂有很多小剧场，总理喜欢看京戏，也送我去看看。他一般工作好了来，要迟一点。有时候小剧场会演爱国主义的话剧，内容都很好的，叫我去看。而且第二天早上换药换好了以后，总理还会问我，你看了这个剧本有什么感想。我说我看了以后，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太好了，很生动，演的非常生动。当时这些剧本选出来首先要在小礼堂演，领导人看过以后才好经过审查批准，才对外面演，所以演的都是很精彩的。这样我每次看过表演后，上午为总理治疗，都要向总理汇报我个人的感受。另外一次呢，总理又安排我夫妻两个人，安排车子送我们到十三陵水库去看看，看看这个雄伟建筑。当时邓大姐说，这样吧，把我的车子让陆大夫夫妇两个人去，我同总理拼拼（车）好了，去上班我同总理拼拼，免得再麻烦车队里又安排。在十三陵的时候，那个司机特地给我们拍了照片。总理对我这样信任，这样爱护，真是感受深切的。又有一次，总理晓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就和邓大姐一起，跟我们夫妇俩专门拍了照片。总理有个专门的摄影师。在杭州的时候，我一个人也同总理拍过，总理对我非常爱护。

平时我同总理接触比较多，每一天早上九点多就去，等总理起来。总理夜里总要工作到两点多钟，早上十点多才起来，起来洗澡。等他洗好了，我们再去为他治疗。跟他接触的时候，看到他的日常生活，比如他的衣服，作为总理，我想总是应该穿新的，但是他不是这样，他的衬衫，好补的总要补一补，这个也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能看见，平时谁看见呀。比如他要去接见外宾了，才带好的手表，一个金表，平时在家里都是戴普通的表。这些都说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很节约的，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的。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但是我们接触，我看在眼里的，外面是想不到这种事情的，说明总理真是鞠躬尽瘁啊，为国家、治理国家，一心一意的，所以我们想我们国家有老一辈的，这样的领导人把国家创建好，我们国家强大了，中华民族复兴了，以后我们才能享福。

我还想起来，北京回来以前，总理请我们吃了饭以后，邓大姐提出来，这段时间的粮票要我们收回去的，当时我们国家吃粮食都要定量的，我们当时带去一些全国粮票，吃多少天就交给他们多少的粮票。走的时候，邓大姐还拿出了工分券，当时买东西都要工分券的，是国家发的，每个人定量发多少，比如说每个人买几尺布啊，当时我们国家建国不久，物资还比较缺乏。她拿出工分券，拿给我爱人，说你要回杭州了，买点礼物，买点实用的东西带回去。所以邓大姐想到了，我们没有带工分券，粮票是随身带的，吃一顿是要粮票的。走之前还送我的礼物啊，邓大姐把她参加国际妇女节的时候，会上发的一条围巾，作为礼物送给我爱人。总理东欧访问带回来的一个工艺盆子，也送我做纪念。这些都是小的事情，说明细微之处显他的为人啊，关怀爱护真是感人心扉的，总理、邓大姐的情谊使我永远怀念。

（口述者陆琦，1956年11月加入民进，曾任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委，浙江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陆琦教授今年已98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痔科（肛肠外科前身）创始人，也是我国痔科事业的开拓者，对我国痔科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整理：朱敬平 陈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