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当年为什么能够建成？
红 哨
蜚声海内外的林县(现称林州)红旗渠，被世人称为“人工天河”、“中国的水长城”、“世界第八大奇迹”。在航天飞机上腑瞰地球，能够看到中国的两大地标性建筑物，一是万里长城，再就是林县红旗渠。所以周恩来总理70年代曾自豪地对外宾说：“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1971年至1980年之间，到林县参观红旗渠的外宾就达11300多人次，涉及五大洲11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许多是外国元首。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时刻关注着红旗渠，李先念、胡锦涛、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中许多人视察拜访过红旗渠。红旗渠不仅仅是中国的奇迹和骄傲，也是整个人类的奇迹和骄傲，它为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改变生存状态的样板。时至今日，许多参观或听说过红旗渠的外国友人，仍然在记忆中珍藏着对红旗渠由衷的赞叹和深刻的印像，红旗渠对人类心灵的震撼太大了。如果说红旗渠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话，那么她对人类的贡献要远远超越原来的“七大奇迹”，甚至是它们的总和，因为只有红旗渠真正属于人民，只有她是人民为自己而建造，只有她给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对人类而言，红旗渠不但是丰厚的物质遗产，而且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必将以光辉的篇章载入史册，彪炳千秋，永世传颂!
今年“五.一节”，我又一次登临红旗渠。站在红旗渠渠墙上，望着那穿越、跳跃于太行山崇山峻岭之间的渠水，沉思良久，感概万千，许多数字和时空符号涌现在我的眼前。工程浩大的红旗渠，始建于1962年2月，配套完善于“文革”期间，全长1500余公里，共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沿渠兴建“长藤结瓜”式一、二类水库48座，塘堰346座，提灌站45座，小型水力发电站45座，各种建筑物共12408座，挖砌土石方2225万立方，如果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以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和哈尔滨连结起来。更惊人的是主干渠坡度落差仅有1∕8000，设计和测量技术人员的最高学历是一个刚从水利专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测量工具只有2台水平仪和一些水盆之类的土设备。红旗渠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的吃水问题，可灌溉农田60万亩，可满足全县工业、林业及各项事业用水，粮食亩产由解放初的100公斤增加到91年的476.3公斤。十万双长满老茧的手，用一锤一钎，苦干十年，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人工天河”，把一个“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穷乡僻壤，变成一个绿水绕山、林茂粮丰、百业兴旺、瓜果飘香的塞上鱼米之乡，一举建成全国著名的大寨县。这一串串惊天动地的数字和一幕幕翻天复地的变化背后，究竟蕴藏了什么样的神奇力量？这移山倒海之力又源自何种精神的支撑？红旗渠究竞是靠什么建成的？这是当代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有必要、有责任加以探寻和解读的。
一、红旗渠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建成红旗渠的前题条件。纵观林县历史，封建统治者从来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从来不关注老百姓饱尝干旱的苦难，即使逃荒要饭、卖儿卖女、饿瓢载道、人自相食，也无动于衷。其间某些开明的“清官”大老爷，诸如元代潞安巡抚李汉卿曾率众修了“太平渠”，明万历年间，林县县令谢思聪曾率众修了“谢公渠”，这只是他们个人比较清廉，同情百姓疾苦，只具有历史的偶然性，而非必然现象，其目的也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定。再是规模极小，与红旗渠有天壤之别，只能在局部乡村解民难于一时，而不能根本上改变林县人民的生存状态。当时，修不修渠，老百姓作不了主，不修很正常，修也是“清官”大老爷的恩赐。而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史以来人民群众第一次真正当家作了主人，可以自己作主改变自己的生存壮态，有权作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解决水的问题，正是千百年来林县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修不修渠，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所以，修建红旗渠必然凝结成人民群众与革命干部共同的决心和意志，修建红旗渠必然顺理成章地提到党和政府的办事日程上。再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为修渠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组织管理条件。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十分匮乏的条件下，要启动那样浩大的工程，在旧中国办不到，即使放到“千年盛世”的今天，也难以办到。而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依靠实力仍十分薄弱的集体经济的支撑，不向国家要钱，仅用了区区7000万居然建成了红旗渠。假若现在不用农民集体资金(现在也没了集体资金)，全部由国家出资7个亿、甚至70个亿，能建成红旗渠么？为什么？只有一种解释：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它任何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以集体经济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农民，是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团队，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而像小岗村那样各顾各，绝对形不成合力，只能是一盘散沙，国家给再多的钱，别说修建红旗渠那样的工程，即使光坐着吃喝，也难填满那个穷坑。社会主义制度还给修建红旗渠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公有制下“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林县修红旗渠要垮省从山西引水，山西人民全力支援，不但支持劈山开渠，而且提供住房，提供土地，提供水源。为了支援林县修建红旗渠，山西平顺县委毅然更改了修建两座水电站的规划；平顺县石城和王家庄两个公社让出了近千亩耕地，迁移了祖坟，砍掉了一批树木。石城大队贫农社员孔东新说：“咱天下农民是一家，不能看着林县阶级兄弟受干旱的害，过苦日子，咱平顺毁几百亩地，就能救林县几十万亩地，这是一步丢卒保车的好棋。”王家庄大队的王伦说：“毁了树可以再栽，咱少吃点花椒和水果是小事，让林县几十万人喝上水是大事!”山西平顺县的群众让出最好的房子让民工住，拿出自家的毯子让民工铺，甚至拿出自家准备过年的白面和鸡蛋慰问生病的民工。这种以大局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若放到今天，是多么不可思议，是多么不可理喻，是多么不可容忍。到了今天，红旗渠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山西、河北与林县争抢水源，争纷不断。渠上游开了24个放水囗，8个大虹吸管道，甚至有人在两处炸毁红旗渠岸，震惊全国。现在红旗渠水流量只是原来的六分之一，灌溉面积由60万亩下降到29万亩，用水由不要一分钱变为每年向山西交水费数百万元，一手交钱，一手放水。抛弃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后，红旗渠步履维艰，命运堪忧。
二、毛泽东思想是修渠人的精神支撑。建成红旗渠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建渠工地就是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光辉著作是民工的主课。正确的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读了毛主席的书，民工懂得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修渠是人民改变自己命运，自己解放自己的一场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壮举；读了毛主席的书，懂得修渠是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巩固人民政权；读了毛主席的书，懂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保证；读了毛主席的书，懂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读了毛主席的书，有了全局观念，有了无私奉献精神，有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有了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勇气；读了毛主席的书，胸怀宽了，眼光远了，信心足了，斗志强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唤发了人民群众巨大的智慧潜力。民工们运用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变全线开工为分段施工；运用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思想，调集精兵强将，一举打通了红旗渠咽喉通道—青年洞，为全线通水奠定了基础；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等哲学思想，用打竖井的方法，扩展工作面，为提前建渠通水作出了重大贡献；学习毛主席“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等唯物辩证思想，大胆依靠学历不高的工程技术人员，土法上马、因陋就简，解决了工程设计、测量、施工中的技术难题。毛主席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创建的社会主义人生价值观，净化和提升了民工的思想境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勇于奉献、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不为名利、不怕牺牲、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爱党爱国爱社、热爱社会主义、敢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这些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成为广大民工的价值取向，铸造为他们的灵魂，成为他们的行动准则。工地上充满了欢声笑语，燃烧着奋发图强的革命激情，每日每时创造着奇迹，每日每时涌现着英雄模范事迹。以身作则、真抓实干的指挥长马有金；舍小家为大家，为红旗渠而献身的吴祖太；舍身忘死，把生命交给革命事业的除险英雄任羊成；哪里有危险就在那里干的钻洞能手王师存；因陋就简，知难而上，为红旗渠测绘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土工程师路银；舍己救人的李改云；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神炮手常根虎；踏着父亲的血迹，完成父亲遗志，13岁投身红旗渠工程建设的“小黑豆”张买江；迎险而上，专捡重担挑的王磨妞；著名红旗渠劳模，“铁姑娘”郭秋英、韩用的……这些著名的红旗渠英模，犹如一组光芒闪耀的群雕，永远镌刻在太行山的崖壁上，他们的英雄事迹，无处不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红旗渠的诞生，用铁的事实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使男人变成铁汉，可以使女人变成铁姑娘，可以让一切不可能，转化为成功，可以使一切恶劣的环境和条件转化为动力，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赋于“奋斗”、“苦干”、“奉献”等优美词汇以崇高而神圣的含义。那些热衷于鼓噪“效率”的精英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具有的创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高速度高效率，那些“普世价值”的吹鼓手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普通民工的伟大情怀，在他们的心目中，红旗渠只是永世不能破译的神话。
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建渠的根本保证。中共林县县委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与人民同甘共苦，正是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县级领导核心，加上红旗渠的决策者杨贵同志这个核心中的一员，才给建渠提供了根本保证。1965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长篇通讯《党的领导无所不在》，并配发社论，赞扬“林县县委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林县县委之所以能够完成领导修建红旗渠的历史使命，之所以深得民心，是因为他们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人民当作自己的主人。得民心是因为知民心。县委决策修建红旗渠，是他们知道解决水的问题，是林县人民根本利益的关键之所在，是当家作主后的林县人民最迫切、最重要、最强烈的要求。修建红旗渠是县委决策与人民群众利益要求共同凝成的坚强意志，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2005年，在红旗渠精神巡回展的北京展厅里，一位来自大连水产学院的日本籍教师，长时间凝视着一幅巨型照片，这是40年前成千上万人聚集在红旗渠岸上欢庆通水典礼的场景。他指着一位老人的笑脸说：“中国有条成语叫‘心花怒放’，就是这样吧？可以看出，这个工程是深得民心的，要不然，完成这样的工程是不可能的!”这位眼光独到的日本人一语中的。可以说，红旗渠是真正的民心工程!也可以说，不能知民心、得民心，共产党干不成任何事业。换个角度说，人民群众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只能是一盘散沙，也是干不成任何有利于自己的事业。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同志说：“我是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渠。”可以说，没有一大批杨贵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作中流砥柱，红旗渠是建不成的。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风雨同舟，处处以身作则，处处起带头作用，哪里有困难、有危险，那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这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这种冲锋在前的带头作用，深得民心，形成了一种无声无形的、最有效、最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事实证明，共产党只要有一条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就能具备无坚不摧的领导能力，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党组织的决心，就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当年的县委书记杨贵同志，于时隔几十年后的九十年代重返林县，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成千上万的群众闻讯后，从数十里之外的山村蜂拥而来，甚至山西、河北的部分群众也从百里之外赶来，礼堂内外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杨贵同志讲话十几分钟，群众流着热泪鼓掌27次，长达半个小时之久，如果不是会议主持者善意制止，恐怕会议难以收场。这种台上台下心灵共振的场面，使在场的现任省、市委官员感到震惊和汗颜。欢迎会结束之后，群众并没有散去，又跟随杨贵同志来到修渠死难烈士墓前。杨贵同志琉着泪，跪在地上，每个坟头添一捧黄土，以示祭奠。在场群众无不泪流满面。如此动人的场景，折射出一个县委书记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同时也反证了当时林县县委和大批党员、干部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为什么对杨贵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忠实于人民。修渠十年，他们与民工同吃一锅饭，同在山崖下砥足而眠，同拢一样的铁锤，他们没有贪污老百姓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