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延安

[美]白修德

《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美]白修德著石雨晴柯育辰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在美国记者白修德眼里，1944年10月、11月间的延安，“一场革命正在摸索中逐渐成形；遍布全国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正秘密赶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中共上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是1928年的事了，而这无疑是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主权铺路。”

本文摘录自美国记者白修德回忆录《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第五章。

1944年10月22日，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从这天起，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延安逗留了三周。其间，共产党正在准备组建一个独立政府。所有伟大的中共军事领袖都在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有的已回到延安，有的正从开展地下工作或抗日游击的地区徒步返回。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本就住在延安，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则刚刚抵达。

一切充满了欢声笑语

每天早晨，我在招待所的小房间被军号声叫醒。从窗台俯视，一队队骆驼从北方沙漠而来。集市十分热闹，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

那时似乎一切充满了欢声笑语。以朱德为例。当时的朱德高大魁梧，长着一个狮子鼻，是红军总司令，被称为红军之父。

一天，在会谈结束后，他盛情邀请我留下共进午餐。落座时，他的参谋长叶剑英也来了。午餐就像家宴一样轻松随意，我们走到阳光灿烂的果园里，玩起了文字游戏，彼此打趣。我们比赛谁能在一句话中尽可能多地使用“所谓”这个词。比如，“所谓总统蒋介石在重庆的所谓政府正试图将所谓的国民党军救出所谓的前线”。我们悠闲地吃着梨，喝着茶，笑语不绝。

那几周，大概是这些领导人难得舒坦的一段时间。午餐后，周恩来会邀请年轻的口译员陈家康在大食堂打乒乓球，朱德、彭德怀会因为彼此的玩笑而放声大笑。他们一起挨过饿、受过苦，一起挺过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他们是兄弟。此刻，他们从各种指挥抗击侵略者的战场返回，享受着战时的重聚，洋溢着喜悦，充满自信地昂首阔步而来，参加这次会面。他们是第一梯队的指挥官；他们将自己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转变成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60万人的队伍，身后还有超过百万人的民兵组织的支援。

最能尽情享受这种同志情谊的时刻，就是每周六晚上举办的舞会。在优美的旋律中，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会跳起滑步。朱德不跳舞，他坐在桌边喝茶嗑瓜子。叶剑英带着3岁的女儿妞妞，她与其他孩子一起，在椅子间横冲直撞。叶剑英则在舞池中恣意起舞，他的舞像是探戈与华尔兹的结合体。

他们个性鲜明，思想开放，友好亲切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他们个性鲜明，思想开放，友好亲切。我采访过的，不下11人。

政治局中的高级将领都愿意与我聊天。他们承认自己对使用现代大炮、对航空一窍不通，他们的人员管理方式还非常原始，他们的通信网络还很基础，依靠的都是从日军线路上剪下的电线，或者是用从占领城市中偷运出的零件组装而成的无线电设备。但他们的情报系统强大得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准确知道日军师部的战斗命令，敌人的通信线路，敌占区的范围。

与这些将领的谈话都惊人相似，没有任何相互矛盾之处，而他们对自己在战时的军事部署、计划、移动的毫无保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与彭德怀的对话，足以涵盖其他所有军事对话的内容。

彭德怀个子不高，有些秃顶，满脸皱纹，总是斜着眼看你。他1926年就上了战场，现在已是第十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

他给我上了3小时的战争课。首先给我解释了游击战的原理。然后讲到游击战必须采用的军事战术——与群众全方位合作，这样一来，部队才能分散融入乡村，藏身于群众之中，然后再重新集结。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部队，以及他们的能力水平——从广州城外一个小得让人几乎察觉不到的游击队指挥部，到处于敌占区的海南岛上一个半组织化且更加完善的基地，到活跃于中国中部、隶属新编第四军的正规军，再到在中国北部“解放区”建立起政府。在那里，他可以大量召集并调动部队，人数最多可达12000人。他解释，这只是囿于粮食问题。

彭德怀回顾了他过去20年的红军生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对抗日本侵略者与对抗国民党军队间战斗战术的差异。他很随意地提到了“这个夏天，我们消灭了第61军（一支蒋介石的军队）下属的两个团，且伤亡极小”，并给我讲了战斗过程。接着，他把对话引回1944年10月当下的情况。他说，仅八路军就有40万正规军人，且都在华北沿海可调动范围内；他们还可以再召集到100万武装民兵，这些民兵因为家庭牵绊，平日都在自己的村庄和城镇活动。“有了这些武装力量”，彭德怀说，“我们可以帮助乘飞机降落在中国华北的任何美国人。”他说，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彻底切断了日军在华北的一切铁路交通线，逼迫日军不得不花3—6个月的时间去重建。如今，1944年，他们甚至可以做得比当初更好。彭德怀说，如果我们（美国人）选在上海到山东半岛间的任何地点降落，只要提前足够时间通知到他们，“我们就能保证提供100万正规军，外加民兵，在你们的降落地点接应支援”。

延安首先是个思想工厂

我从最基础的说起。高自立与南汉宸是两位官员，管理着延安根据地的当地政府。在我看来，“根据地”指后勤基地，即安全地区，武器、物资、食物和支援都从这里送往前线。但延安并非“大后方”。高自立和南汉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延安根据地并不往前线运输任何东西，延安唯一向外输送的是人——可以传播思想的“党政干部”。

举个例子。“皖南事变”后，延安决定印刷自己的纸币。拥有货币管制权是自治地区的必备属性。因此，共产党在不知不觉间碰到了一个国家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金融、货币、储备金。由此，延安开始培训相关的军政干部，以便将他们派往解放区主管金融和经济事务。

延安就是一个一切都需“自己动手做”的政府所进行的一场实验。他们在实验的过程中慢慢学习如何选出适当的人来管理其他人——或者即兴创作出管理所需的诸多技术。他们要如何在一个山村制造印刷书籍、传单或钞票所需的纸张？他们自学。当你从传统油坑里舀出一桶桶油，并试图用它们制造灯用煤油时，你会怎么做？因为提炼太粗糙，导致家用煤油灯的煤油点燃后火星四溅，你会怎么做？你会如何提炼石油？你会如何熔铁造枪？你会如何护理伤病员？如果没有思想，你要如何发动革命，建立新的政府？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让个人在该根据地内各部门轮转，再轮转，教会他们新的思考方式。

延安根据地生活着40000人。其中12000是当地人、农民、商人，剩下的都是党员文官、领导人、军官以及人数众多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年龄分布很广，从18岁到45岁。有的是刚投奔延安的青少年，他们原本就读的学校位于敌占区城市或国民党地区。还有的是已人到中年、头发灰白的游击队指挥官。

延安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培养医生的，培养护士的，培养指挥官的，培养政委的，培养党政官员的。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肩负着某一个部分的思想训练工作。

历史朝他思想所指的方向前进

一天，早上7点我被叫醒，来人告诉我，如果我想见主席，就得马上去和他共进早餐。

毛泽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强大气场。他的发际线有些后移，唇上留着几不可见的胡须，下巴上长着颗小痣，虽然身材高大雄壮，但绝对算不上英俊。他平时说话的声音轻柔，没有什么变化，与站在台上发言时不同，而且也感觉不到想要说服你的意图。他说话实事求是，而他所说的都会被认可为真实。他走路时喜欢拖着脚慢慢走，身子轻微摆动，从容悠闲。

我拿出了采访国家元首的一套例行问题，他的回答则很直接，比如：“这个结没法子解。”正式采访只持续了一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随意聊了起来。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泰然自若。闲聊中，他想到什么便说什么。

与他的对话中，能看出他是个自学者。他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谨来探讨西欧的土地私有与封建制度，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将土地重新交还给农民后法国资产阶级的突然转变。紧接着，他转换主题，对比了现在外国记者在延安看到的中国，以及过去外国记者在乔治•华盛顿司令部所在地福吉谷看到的美国独立战争。他说，外国人在延安看到的，很像过去在福吉谷看到的简陋，却没有意识到华盛顿的思想会带领他成为战争最终的赢家，因为得道者多助，人民站在他那一边。我意识到，这个人了解他的国家，知道能让人民拿起枪的是思想，枪杆子下出政权。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争的原则，在游击战中是没有中立者的，男女老少，无论是否情愿，无论是否身着军装，都必定会被卷人战火中，都必须奋起反抗。他是这场革命的原则制定者，他比我所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

原以为采访会很快结束，但他打开了话匣子。他问我是否留下午餐。当然要啊。

在延安的那几周我见了毛泽东好几面。一年后，在重庆又见到了他。只是那些都是正式会面。真正令我难忘的还是我们初见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有思想，能拿枪，而且可以迫使历史朝他思想所指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