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明代西南治边的重要教训
张文木
明朝的时候缅甸北方有一个麓川国[1]。1384年，麓川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明朝册封麓川国王思伦法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赐伦发朝服、冠带及织金文绮、钞锭”；不久改“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2]，麓川遂成为明王朝的属国。
15世纪40年代，麓川国对明朝廷滋生反意，明廷一气之下反复出兵重创麓川势力[3]。在打败麓川的战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缅甸、木邦两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载：“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为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4]明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率大军北上迎击瓦剌却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为了得到缅人的支持，还许诺事后以麓川地补偿缅人：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等。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贼首者，予以麓川地。[5]
明军占领允姐兰(今瑞丽以西)，以捷报班师。明朝为绝后患撤麓川宣慰司，在陇川置陇川宣抚司，升原南甸州和干崖长官司为宣抚司，芒市土目放氏因从征麓川有功，也升为芒市长官司。为了酬谢缅人参战麓川战役的“贡献”，明廷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6]，景泰二年(1451年)“加赏锦币，降敕褒奖”[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明廷对麓川国下重手的结果是打破了缅甸北南的力量平衡。而没有平衡则无制衡。北南失衡导致南面的缅人东吁政权迅速崛起并乘虚北进，随后就与明王朝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冲突。
1531年莽瑞体继承明吉瑜为东吁国王。由于北方大国麓川势力严重受挫,由于北方压力大为缓解，东吁国调头南向,1539年顺锡当河南下攻占勃固并立都于此。1541年，东吁军队进攻马都八(今缅南的马达班)，1542年占领卑谬，1548年西征阿拉干,1549年、1555年北上占领阿瓦(治所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灭阿瓦王朝。至此南方大体统一。
1557年东吁东征兰纳王国(位于泰国西北清迈)，打通进入泰国的门户。1563年、1568年，两次东征泰国，阿瑜陀耶王朝臣服缅甸。
1575年，东吁挥师北向，木邦、蛮莫、陇川、干崖等地先后为东吁王朝控制，1579年，缅军攻下孟养。此时由于没有北方其他势力与南方缅人相制衡，明廷只能一味“好言慰谕之”[8]地不断忍让，以至西南效忠明廷的抗缅力量“以无援败”。[9]
驱虎岂能喂猪。明廷的忍让引来缅人更大的进攻。
1581年，莽应龙为东吁国王，向明朝发起更大规模的边界侵犯。1582年，东吁军“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10]。攻下干崖，入姚关(今云南施南县姚关)，进顺宁(今云南凤庆)，明廷指挥吴继勳、千户祁维垣战死。又破盏达(今云南盈江县莲花街)，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属皆尽”[11]。接下来东吁兵锋直指滇边战略要地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等。
西南边事十万火急，明廷急调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军，率数万官兵赶赴云南前线，大败缅军于攀枝花，随后乘胜进击，于1581年底至1582年春“斩首万余”，“复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12]。1584年，孟养、陇川、木梆三地宣慰使和孟密的安抚使在威远营筑坛誓言：效忠明廷，保边境平安。由于没有其他力量制衡，而明廷在西南又边长莫及，1585年始，蛮莫、孟养、孟密等先后又倒向缅甸。1589年、1591年，东吁缅军复攻孟养、蛮莫、思化等地，均为明军挫败。17世纪初，东吁缅军与明军双方在北缅展开拉锯，明军劳师征远，能击败缅军，但守不地盘。1602年，东吁军队出动十几万军队大举北进，占领莫蛮，次年为明军击退。此时，东北努尔哈赤崛起，明廷捉襟见肘，对西南控制力弱。明军收复蛮莫后，当地土司在强大的缅军压力下无力支撑，缅军攻占孟养、孟密。1606年，缅军30万攻木邦，明廷兵不至，木邦失陷。原麓川、孟养、木邦所据地区转入缅军之手。
由此，缅甸今天的版图也大体奠定，而这一结局的起因又可以明廷重挫麓川势力为始点。
明廷在西南失衡的治边政策给后代留下巨大的边境压力，以至清朝乾隆时期就不得不与缅甸产生更大的冲突，多次西南用兵，牲牺非常大，但版图不进反退[13]，以至乾隆也不得承认征缅之举“未为深思远计，不得不引为己过者”[14]。乾隆晚年总结说：
予以古稀望八之岁，五十三年之间，举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缅之事，以其地卑湿瘅疠，我兵染病者多，因其谢罪罢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未成也。[15]
可以看出，乾隆对征缅的结果是极不满意的：这场战争支出太大而收效甚微，仅是边境的表面稳定。究其原因，非乾隆不为也，乃前朝治边失策也。西南缅地力量南北失衡，是清以降西南边地治理难度倍增的主要原因。
1918年11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赞同这样一个联盟，只要我们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16]。在这则故事中，明廷不是驱逐而是打残了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可交给狼管理。这样的治边政策的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7]。
这份跨越三百多年的血写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我国的周边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我的形格势禁的形势，不能意气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区域力量平衡。这是老英国的经验。英国人将政治看作一种机制或格局，在其中使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多；如果不出这个机制或格局，那对朋友尤其对盟友就不要要求过高，不然就会落个或者“水至清则无鱼”，或者与昔日盟友反目为仇的结果。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18]，治理周边要深思。
[1] “麓川”是汉文对傣族联盟国家“勐卯龙”的译写。 “勐卯龙”直译为汉语是“大卯国”，因元朝曾在“勐卯龙”王城所在地“勐卯”(卯地)设立过“麓川路”，故将“勐卯龙”(大卯国)译写为“麓川国”。 麓川国(勐卯龙)是傣族先民在云贵高原西南部、缅甸中北部于1312年建立的政权，曾多次击溃入侵的元朝军队。与明朝军事对峙了近十年之久，实力严重削减，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麓川国王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1413年，思行法让位于其弟思任法，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于1428年开始向周边扩张，欲恢复祖地。1440年多次击败明军的进攻，占领干崖、南甸、腾越(腾冲)、潞江、永昌(保山)等地，遭明军重创。随后麓川国衰落并于1604年被东吁国(缅族)所灭。
[2]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页。
[3] 史称“麓川之役”。明朝朝廷四次对云南麓川宣慰司叛乱出兵征讨的战役，分别发生在1439年(正统四年)、1441年(正统六年)、1442年(正统七年)、1448年(正统十三年)，明朝经过连年征战，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期间连续发动数十万人的进攻，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
[4]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5]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页。
[6]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7]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8]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9]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10]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11]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12]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13] 1762年冬缅甸入侵中国云南普洱地区，清军自卫反击，1769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停战合约。历时7年，清朝虽然取得了缅甸名义上的臣服，但是并未能获得战争的真正胜利且损失惨重。
[14]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页。
[15] 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页。
[16]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7]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18] 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