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飞跃

鲁品越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1]，世界秩序面临着新的变革。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期，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及其一系列重大国策与举措，不仅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上升到新时代的高度，而且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必将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

一、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

为了理解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梳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如果说西方启蒙思潮以个人主义为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以“社会总体”为轴心。而这一“社会总体”思想最典型的体现，正是马克思的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思想。它伴随着唯物史观的诞生而出现，是贯穿于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再到《资本论》的重要思想。《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伟大预言，正是对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言。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经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然而其“总体性”根源于作为上帝的“绝对精神”自身的整体性。如果说黑格尔的“逻辑学”讲的是“上帝是什么”的问题（他的“绝对精神”就是逻辑化的上帝），那么他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讲的就是“上帝创世说”：从自然史到人类的世界史被他理解为“绝对精神”的“道成肉身”，最后通过人类历史再现其逻辑结构自身的过程。这种总体历史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而黑格尔则反过来，将“绝对精神”的总体性强加于“世界历史”，将世界各国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游魂般的神秘转移和演化所致。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但是将其再颠倒过来：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并非由“绝对精神”先验地规定，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创造的社会联系形成了各个层次的社会总体，并且只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人类历史才真正逐步生成为“世界历史”总体。

这种唯物史观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思想的萌芽，其标志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下述论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共产党宣言》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将“世界历史”的总体性归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这是青年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早洞见。

《资本论》对这些洞见进行了深刻而严密的论证与阐发。在1857—1858撰写的《资本论》初稿中，马克思曾经计划将《资本论》定为六册，其中第五、第六册分别为“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这一计划虽然未能如愿实施，但是马克思仍然将“世界历史”思想贯彻于《资本论》中，论证了资本使人类历史成为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的根本机制及其历史命运。这一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类历史成为总体的“世界历史”，是资本利用人类生产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力量来实现自身增殖，由此进行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历史”是人们通过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根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产品”，这是因为物质生产实践（即劳动）具有二重性：它既是自然物质过程（此即生产力的运行过程），同时也是以此自然物质过程为载体生产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过程（生产关系由此生成）。由此生产出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衍生出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生成了由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而结成的社会总体，又称“社会有机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其为载体的生产关系日益扩大。而作为生产关系的劳动价值一旦转化为资本，便启动了一个无止境扩张的社会关系生成过程：以追求自身增殖为唯一目的的资本，必须为自己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寻求并开拓新的投资空间，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一次又一次的扩张性循环，不断地将整个世界卷入到资本的循环圈中。人类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文明形式从此不断地被资本循环所吞噬，进而被纳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人类历史由此而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社会关系及其产生的“社会总体性”来源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而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则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物质生产实践。这才是对“社会总体性”与“世界历史”的生成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解释。

其次，由资本所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其基础是经济全球化，由此引起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形成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进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在追求经济上的全球扩张的同时，必然要将其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为其资本扩张扫清道路。因此，资本必然追求资本主义文化与政治制度向世界各国扩张，以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向全球推行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共产党宣言》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4]资本的全球化由此成为整个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扩张过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

再次，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是孤立的国别发展史，而是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因此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进程是“世界历史进程”，其中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是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资本论》提出了一个伟大的预言：“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这并非对某一国家（如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预言，而是“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预言，每个国家的现代历史进程都是这一“世界历史”总体进程的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国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中国的社会矛盾亦成为整个“世界历史”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由此引发的中国革命是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率先取得成功，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这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同样，当今我们所迈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在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新时代。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历史”的“总体性”的形成看作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7]

以上四点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主要内容。那么，这种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怎样的世界秩序？它将使人类社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进？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给出了科学的回答。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历史进程对新型世界秩序的呼唤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深刻性与前瞻性，这最鲜明地表现在由此形成的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历史演变中。这种世界秩序的“世界历史进程”，已历经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阶段，当代正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其一，从殖民主义世界秩序到霸权主义世界秩序。

由资本扩张形成的最初的世界秩序，是野蛮的殖民主义世界秩序。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种世界秩序的根本目的是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财富和开拓国际市场，由此维护本国资本运行与扩张。这一根本目的由资本的本性所致———因为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必须寻找其“体外”的扩张空间才能转化为新的资本，由此通过“体外循环”来维持自身运行。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一是在政治军事上用坚船利炮公然侵略他国领土，迫使他国“割地赔款”；二是在经济上靠掠夺他国资源以供本土制造，用其生产的“洋货”靠不平等贸易分割与攫取落后国家的剩余劳动；三是在精神文化上宣扬“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公然支持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使这种殖民主义世界秩序发生内部分裂，发达国家资本之间争夺殖民地和扩张空间的矛盾愈益尖锐，以致必须用血与火来解决，两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裂为不共戴天的两大集团。在这种分裂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产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生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在二战结束之后，被奴役的殖民地国家掀起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浪潮。这些力量相互交错，最终导致野蛮的殖民主义世界秩序彻底瓦解，由此演变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霸权主义世界秩序。

霸权主义世界秩序所追求的根本目的与殖民主义并无区别，同样是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财富和剩余劳动价值，以维护本国资本的运行与扩张。究其原因，在于资本必须通过“体外循环”来实现自身扩张的本性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军事上，不再主要依靠直接侵略扩张来占领他国土地，而是采取对国际社会的关键资源的控制与对相关国家的武力威慑，比如占领全球各个关键水道，使用密布太空的卫星通讯系统（空基系统）来控制全球国际交往渠道，并以核武器作为其最终威慑手段。在经济手段上，不再主要通过直接掠夺他国资源来进行本土制造，而是依靠资本输出，直接利用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通过垄断国际产业链和金融链来分割超额剩余价值，由此在攫取高额剩余价值的同时，避免物质生产过程对本国环境的污染与本国资源的消耗。这些是维护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硬实力”。同时，它的理论基础不再是赤裸裸的“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经过精心的形而上学理论设计与精致包装的“普世价值”。这是维护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软实力”，其危害性尤其巨大。

其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

与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发展脉络相似，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同样面临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不可避免地要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霸权主义国家追求的只是自身资本的扩张，追求“本国第一”，而罔顾对世界各国人民乃至全人类造成的伤害；而这必然导致其陷入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的分裂。要实现霸权，霸权国家必须建立军事结盟来巩固自己对世界的统治，由此必然导致整个世界分裂为“同盟国”与“假想敌”两大部分，并且通过制造两者的对立与冲突来强化“同盟国”对结盟的依赖，进而巩固霸权。这势必导致错综复杂的国际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愈演愈烈，并在部分地区导致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蔓延；同时，这些矛盾也导致霸权国家自身的资本扩张运动遭遇巨大阻力，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本国表现得日益尖锐。

（2）霸权国家的寄生性扩张方式导致其内部产生就业危机与基本实力衰退，同时也导致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尖锐。垄断资本依靠霸权垄断国际产业链与金融链，推行产业空心化与经济虚拟化，大幅度减少制造业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分配领域中瓜分全球剩余价值来满足其自身消费与资本扩张，从而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由此导致三个方面的自我否定：一是造成制造业工人的失业及其劳动能力的衰退；二是其在实体经济中的基本实力衰退；三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霸权国家则依靠其政治、军事和法律上的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由此造成两者间的国际矛盾日益尖锐。

（3）产业链霸权和金融霸权的过度膨胀直接导致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国家债务危机和就业危机，使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的西方国家自身产生了“逆全球化”潮流。这种潮流的实质，并不是真的要脱离全球而孤立发展，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离不开全球扩张；而是既要通过加强全球政治和军事威慑力从而瓜分全球资源与剩余价值，又不愿承担由此必然产生的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的后果；既想用金融资本和国际产业链攫取他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分割超额剩余价值，又要吸引制造业资本来解决这种国际产业链导致的发达国家工人失业问题；既想通过国际联盟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的瓜分，又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福利负担、难民危机；既想依赖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维系其福利体系，又不愿承担这种福利体系面临着的债务危机风险。总之，只想得到霸权主义秩序给霸权国家带来的好处，却要拒绝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些由资本扩张本性导致的问题，被他们归因于全球化，致使“逆全球化”潮流在西方世界蔓延。总之，这些复杂现象充分说明，以“普世价值”为精神基础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正在趋向式微。

其三，“世界历史”发展呼吁新世界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使中国进入新时代，而“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逻辑正在使国际社会也产生了进入新时代的强烈需要。如上所述，“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证明：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必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取代霸权主义秩序的新型世界秩序，究竟是怎样的秩序？这是事关全人类未来命运的大问题。正是在这一历史关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为“世界历史”指明了前行的道路。这是由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可以确定，这种能够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的新的世界秩序，既不是那种“由新的霸主取代旧的霸主”的霸权主义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同样面临当代世界秩序遭遇的问题；也不是几个大国争当霸主的混乱局面，因为这无法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更不是增加几个新的霸主来共同主宰世界秩序，因为这种秩序一方面为现有霸权国家所不容许，也不能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拥护与响应，最终并不能解决当代国际秩序面临的重重矛盾与冲突。上述各类世界秩序模式的共同之处都是仍然以“霸权思维”为基础，仍然局限于旧的霸权主义模式范围之内，因而它们都已经被当代霸权主义面临的困境所否定。

同样可以确定，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人类交往实践所形成的当代高水平的生产力与相应的国际联系网络，如国际产业链、金融链、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发达的国际交通通讯网络系统等物质系统本身，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它们必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日益发展，而绝不可能随着霸权主义秩序的式微而退出历史舞台。人类历史只能越来越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不可能退回到各国孤立发展的原始状态中。各国人民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必将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休戚相关。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确信：“世界历史”趋势决定了新的世界秩序应当是一种与霸权主义模式不同的、建立在当代发达生产力水平上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的新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这一伟大构想表明，当代国际社会正处在由“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向“新时代世界秩序”的伟大历史转换的进程中。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世界秩序的本质与世界历史方位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这一范畴在时空上的延伸和扩展”[8]，是建立在各个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最高层次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下所讲的“命运共同体”，既有其共同内涵，也有不同层次的含义。2017年他在给台湾同胞的贺信中强调：“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9]此处讲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由此推而广之，各个民族与国家都是“命运共同体”，这是作为世界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2013年，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东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息息相关，应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共同造福于本地区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10]这里指的是跨国的区域命运共同体。2013年，他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中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11]这里指的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的历史、发展任务与战略结成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习近平在浙江乌镇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就“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五点主张。由此推而广之，可以得到由互联网、物联网、交通网、能源网等各种网络系统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载体。2014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2]这是最高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是由上述各个层面的命运共同体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进而共同构成的整体。

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也即构建“新时代世界秩序”的过程。这个过程及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与“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具有本质的不同。这些本质差异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构建“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的驱动力，不是某国或某个国际集团的资本扩张动力，而是世界各国与相关当事国的人民的共同福祉和互利共赢，是世界各国之间在和平发展过程中的共同需要。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各国人民之间利益相互依存，并且在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和平安全、金融秩序、交通通讯系统等公共领域面临着共同的需要与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秉承的理念，是“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它所追求的世界秩序不是由一国与多国主宰世界的治理模式，也不是由一个或几个霸权国家主宰的世界秩序，而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共同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3]中国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正是这种倡导与推进的具体体现。中国绝不谋求在这种“新时代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地位，因为反对霸权主义正是这种新的世界秩序的本质。

第二，构建“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物质载体，不是那种不平等的国际产业链和金融霸权的国际金融链，而是通过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由相关国家共同建设并将各国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的交通纽带、能源纽带、经济纽带与文化纽带，它们通过各种作为硬件与软件的基础设施，编织起各国之间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人民平等地发展各自的优势产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4]，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种建设的典范。

第三，“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不是某种由少数天才人物发现并强加于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而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人们休戚与共而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为了自身利益与各方共同利益，通过平等协商与交往而形成的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5]这一共同价值不是那种由先验理性决定的“普世价值”，而是实践的产物，是人类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实践得到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共同价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随着时代的发展，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逐步扩展。”[16]

第四，“新时代世界秩序”的政治军事基础，不是靠霸权国家在世界各国建立军事基地，通过军事同盟制造“保护国”与“假想敌”之间的国际对立来维系霸权主义地位，而是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它所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17]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包括各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总体”，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整个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个“总体”自身并不否认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寻找用最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与矛盾。因此，这个共同体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将使世界各国人民在实践中有权探索和决定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根据自身的实践所创造的新型发展道路与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8]中国绝不会输出自己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将会被人类的实践所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从资本主义世界到社会主义世界过渡的漫长历史过程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为人的解放创造前提，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0—54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页；第3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74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542页。

[8]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第3页

[9]习近平：《致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10周年的贺信》，《人民日报》2017年5月25日，第1版。

[10]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

[11]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6日，第2版。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61页。

[13][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5]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16]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第3页。

[17][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