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主席会见英国二战名帅蒙哥马利时，后者对他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表示叹服。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最得意之作!”虚虚实实，声东击西，调虎离山，金蝉脱壳……这些蕴含着中国军事智慧的作战元素，在四渡赤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令人击节赞叹!

　　一渡赤水

　　四渡赤水，原本不在党中央、毛泽东计划之内，甚至第一次也不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师建立新的苏区。1935年1月28日，由于对敌军兵力、地形等估计判断有误，红军在在青杠坡受阻，国共双方伤亡都很大。一渡赤水由此而生。为避开强敌，红军采取迂回前进之策，于1月29日凌晨从土城向西渡过赤水，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再寻机北渡长江。

　　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大量歼敌

　　1935年2月9日，我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敌之侧击，于10日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以开展战局。因为国民党派重兵防守川黔边境并封锁长江，毛主席判断蒋军主力大部被红军吸引至此，黔北出现兵力空虚，红军可以出其不意打回去，红军随即放弃渡过长江与四方面会师的计划，于2月中下旬在二郎滩、太平渡东渡赤水回到贵州，打响遵义战役，重占娄山关、遵义等地，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俘敌三千，获得大量物资。一个月内两渡赤水，红军来了个“折返跑”。

　　三渡赤水，突破天险，摆脱敌人

　　如果说一、二渡赤水还是被动“随机应变”的话，那么三、四渡赤水，则完全是主动让敌人绕圈子。遵义战役后，红军几次寻求机动，准备打击国民党军，敌却小心防守。为争取主动，1935年3月中旬，红军强打鲁班场，牵制敌军，又西进北上，于16日至17日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再次向川南古蔺、叙永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红军此举成功地将国民党主力引向赤水以西地区。蒋介石料红军又将北渡长江，急令在川黔滇边修筑碉堡，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由东向西追剿。

　　四渡赤水

　　但实际上，红军的举动不过是个幌子，摆出过江姿态的只是小部分兵力，大部分主力则在深山老林进行秘密行动。我军成功迷惑敌人后，迅即又在太平渡、二郎渡四渡赤水，再次向东重返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9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这时，红军出其不意，不沿公路直趋贵阳，而是向东进发，敌军纷纷向东调动，不料红军又突然转向西南，向云南方向急进，敌军担心红军进逼昆明，火速调集民团来守昆明，金沙江已经无国民党军队，5月9日中央红军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成功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红军三、四渡赤水的战果，完全在毛泽东的计划之内。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记叙，在部署第三次渡过赤水前，“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他早已构思把滇军调至贵州腹地，绕个大圈子把红军带出敌人大包围套小包围的绝境!四渡赤水，后来引发无数兵家品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虚实相生正是毛主席的高明之处。而这也体现了他后来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经遵义会议取得党的实际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后的一次精彩表演，也终于令全党全军衷心折服。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等根据情况的变化，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刨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胜利原因分析如下：

　　政治原因

　　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二渡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参与领导了三渡与四渡。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行动的胜利也是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军事原因

　　四渡赤水战役，红军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主席等人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又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其次，红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造成了红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的战略计划。最后，红军在运动战中，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关系。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消极避战，实行逃跑主义，只走不打，始终摆脱不掉敌人的围堵。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直接指挥下，红军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红军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