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延安时期的文化运动

　　王二路

　　为纪念、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5月下旬，专程赴延安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学习。

　　通过实地参观，在直感上形成了个人的一种认识或曰结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造、孕育出的最为具体、最为感动、最为宝贵，也最为值得大力继承弘扬的是三大运动：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文化运动。

　　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人的嘴里是很避讳谈“运动”二字的。其实，每开展一项工作或进行一种事业，小范围开展称活动，大面积地进行即属运动。运动，在字面上可简单理解为运作、行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如果不搞大生产运动，党和军队及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就难以生存;如果没有整风运动，党内军内就会出现更多的黄克功，乃至后来的刘青山、张子善，我们的党和军队也就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又欢迎”;如果不开展文化运动，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无从实现。可以说，三大运动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这一点回避不的，更抹杀不掉。

　　在延安参观期间，我特别留意于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在延安开展文化运动时留下的诸多珍贵的图文史料和实物展览。通过实地参观，心灵受到了触动并获得了感性认识。返回后，通过搜阅大量的资料，又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

　　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史称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在这13年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激流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根据地人民，开展了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文化运动，从而，铸就出一部不朽的文化史诗——“延安文化”。

　　延安时期的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来开展的最为有声有色的时段，也是最为自觉、自信、自强的时期。无论对党、对军队、对民众的感染和鼓动，还是对抗战胜利、社会发展的推进等均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延安时期的文化运动是超过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

　　延安时期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深远影响、重大作用等，一言难尽，在此不作详述。仅就当年我党在延安开展文化运动的一些表象、特征，依据前辈贤人的文字记载和本人实地考察得来的一些感受，简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勤学苦读的良好风气

　　所谓文化自觉，我以为最基础、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对先进文化要有一种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学习态度。

　　在延安抗大旧址参观时，更直观、更具体地了解到当年干部战士刻苦学文化，认真钻研马列理论的动人事迹、感人精神。目睹抗大学员自制的学习用具，如：抄写的课本、自制的作业本以及用山上采摘的野果制成的算盘等;默诵着当年战士们编的顺口溜：识字在背包上，写字在大地上，课堂在大道上，课桌在膝盖上……延安时期干部战士勤奋刻苦的学风，由此，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当年，延安的干部战士不仅在识字学文化上勤奋刻苦，就是对马列的经典著作、高深的思想理论，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钉子”、“蚂蚁啃骨头”等精神，攻下一道道难关，取得了惊人、喜人的成果，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为马列主义中国化奠定下雄厚坚实的基础。

　　据资料记载，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抗日战争和党的建设这两大主题，在思想理论战线，发动了五次攻势，实现了五次理论创新。

　　第一次是哲学领域的攻势。时间是1936年到1939年，结果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理论。

　　第二次是战争学领域的攻势。时间是1938年，代表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各根据地广为翻印发行，出现了十多种版本。《论持久战》仅从1938年到1939年春，就在中国印行了19 版。两部著作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发展道路和战略战术，起到了社会轰动效应，有些国民党部队当时都把《论持久战》奉为“经典”，作为战地的最佳读本。

　　1939年到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基本理论领域发起了第三次理论攻势，代表作是《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和文章，结果是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四次是从1942 年春到1943 年10 月，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党风建设的新模式。

　　第五次是从1940年12月到1945年6月，党的高级干部集中四年半的时间深入研究党的历史，开创了用《历史决议》统一全党思想的新举措。通观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毛泽东选集》共收录159 篇文章，其中在延安撰写的有112 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延安文化，都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另据资料显示，延安时期出版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和教科书，这些书都被抢购一空。这些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反杜林论》、《斯大林的早年哲学思想》以及艾思奇的《哲学讲座》、《哲学选辑》，柯柏年、王石巍的《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吴黎平和艾思奇的《唯物史观》、博古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等等。

　　当时，毛泽东主席还专门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来指导读书学习运动。

　　陈云同志后来曾多次讲道：延安那段学习对自己帮助很大，可以说是终身受用。

　　第二、喜闻乐见的大众化

　　所谓文化自信，我以为最根本的标志即是要大众化，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延安时期，文化大众化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就是扎扎实实深入农民生活、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创作材料而形成的一大批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譬如，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便是当时创作完成的。

　　本人喜欢戏剧，新凤霞的代表剧目：评剧《刘巧儿》我是百看、百听不厌的。但多年来一直不晓的此剧的来龙去脉。今年到延安参观才了解到，这个《刘巧儿》竟是延安时期的产物!是根据1943年袁静剧本《刘巧告状》和当年说书演员韩起祥的说唱《刘巧团圆》改编而来的。在展览橱窗里我看到了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一家的“全家福”照片以及相关的图文史料……

　　参观中，我觉的延安时期文化大众化最为耀眼的一个亮点，当属民歌了。民歌这种民间文艺体裁在封建社会只是流传于下层百姓中间,而不曾登大雅之堂,不为圣贤文化所承认。然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这个乡土气十足而又灵性回转的民歌,与当年那个暮气沉沉、垂死挣扎的封建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欢动跳跃并高扬起一向被贵族文化所鄙夷的平民口头文学的旗帜,眼光移向下层,开始大规模地收集歌谣。但是“五四”时期的民谣收集缺少的是对其音乐部分的记录和研究,而真正把民歌作为一种音乐文化进行收集则是1939年延安成立的“民歌研究会”。三十年代的延安,在当时文化人心目中这块热土上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战斗、充满着革命的正义,他们怀着对这块土地的向往来到了这个中国的莫斯科。然而,音乐家们来到延安首先不是为了音乐,而是为了革命——是革命的目的引导着他们走向延安,实践着艺术行为与政治行为的高度统一。1941年冼星海发表的《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对这一时期民歌收集的目的给予了明确的阐述:“……在抗战中谈民歌研究,并不是无意义的。音乐的作用能配合现阶段战争的需要,会具有彻底的斗争性、政治性、教育性、现实性……

　　延安文化大众化，表现的最为热烈火爆的是延安秧歌。1942年，在新文艺思想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鲁艺秧歌队开风气之先河，采用新道具、新内容，有力地推动了新秧歌的发展。1942年2月9月，鲁艺秧歌百余人到杨家岭、中央党校等地拜年，伞头旧貌换新颜，改为手持斧头镰刀的工农形象。内容均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生产运动为主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观看了表演。毛泽东说：“这还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么样?”朱德赞道：“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艾青、肖三、周扬、贺敬之、张鲁、安波、王大化、李波等艺术家们都为新秧歌运动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5月24日，马可在《解放日报》撰文介绍陕北佳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来延安途中用“骑白马挂洋枪调”编写秧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红》。1944年3月21日，周扬发表长篇文章《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从理论上总结了文艺座谈会的延安秧歌运动。他说，就形式而言，它加进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要求，溶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是一种新型的、小型的广场剧。延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著名的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郭沫若曾回忆说：“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周恩来飞来的”。周恩来组织延安青年文艺工作者给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人员举行秧歌演出，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自扭秧歌，把这一文艺活动带到了边区以外的广大地区，被重庆界称为“使今日的演剧运动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延安秧歌，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群众文化的新天地。不但是“秧歌闹得欢”，在秧歌剧《兄妹开荒》之后，又有大量以吸收民间艺术形式作为基本语言模式，以塑造工农群众作为新文艺的主人翁的艺术作品产生。最为突出的为歌剧《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小说《李有才板话》等。

　　2011年5月22日傍晚时分，我在延安火车站附近的广场上，见到一大群粉墨浓妆、举伞舞扇的秧歌队。挤进人群，观赏了多时，并拍下了一些照片。更重要的是让我回忆并见证了昔日延安“秧歌闹得欢，百姓乐翻天”的盛事。

　　第三、激越昂扬的主旋律

　　所谓文化自强，我以为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具有奋发向上、激人奋进的主旋律。

　　在延安参观，使我切身感受到延安时期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是中国革命的主题。因此，对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事迹的讴歌，必然是延安文化的重头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立足延安，在国家半壁江山沦陷的情况下，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成为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中流砥柱。是时，陕北的山城，“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进河边的流潆，春风吹变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跨过万水千山，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从大后方，从南洋、欧美等地奔向延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市。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走散到各个方向去”。从此，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到反对妥协投降，再到抗战后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的革命斗争，始终是延安时期爱国主义战歌的主旋律。

　　第四、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要真正实现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我以为最关键的是要在文化层面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实现百花齐放、勃勃生机的良好局面。有言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

　　延安时期的文化运动，开创出的生动局面，结出的累累硕果，许多史料、文章(包括亲历者的回忆录)都有详尽、生动的描述。但通过认真阅读，我觉的由西安政治学院编写的《延安文化——先进文化第一乐章》一文，既简洁又相对较全面，现摘抄如下：

　　哲学领域，其学科“领军”人物是毛泽东、艾思奇、李达等理论家、哲学家。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通过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三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以“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历史学领域，通过毛泽东、范文澜、郭沫若、伊达、杨松等理论家、史学家的不懈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动性地应用于史学研究，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文献编纂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历史学科体系。中国的史学，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马克思主义现代史学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新体系发展的基础。

　　在中国的传统史学领域，自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奠定《史记》治史的基础以后，基本上是以“二十四史”为基本骨架结构，儒家思想是史学的灵魂。在延安文化中的中国现代史学领域，史学家、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创造性地融入《中国通史简编》、《中国代近史》等史学作品中，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新史学的灵魂。同时，史学的分期与分类——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也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

　　文学艺术领域，通过毛泽东、周扬、丁玲、冼星海、艾青等理论家、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努力，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形成了革命文学艺术的源泉、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评判标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与世界观问题等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艺术的基本原则，规定了中国新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在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创造了不朽的《黄河大合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白毛女》、《生产大合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屈原》等名篇佳作。从延安文学艺术的基本方向、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到硕果累累的延安文艺，使得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艺，在延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新闻传播学领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建党与大革命时期、江西苏区四个历史时期的新闻报刊发展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博古、艾思奇、舒群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开拓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艰苦奋斗13年，确立了“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和“全党办报”的方针，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新闻宣传的真实性、战斗性”，卓有成效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胜利地粉碎了来自各方面的宣传战，培养教育了人民，动员了千百万民众投入到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新闻宣传事业不断开拓了人民大众新闻宣传的新领域。

　　所有这些，都使中国近代发展起来的新闻学实现了革命性的历史变革，形成了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延安的军事科学，是延安文化最灿烂的一个领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深入扎实的理论研究，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和党指挥枪的“军魂”及人民战争的思想，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以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

　　中国共产党建设学领域，通过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艰苦卓绝的奋斗，成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确立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系统阐述了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抓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等基本理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学的基本科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作出了伟大贡献。

　　此外，延安时期的内政、外交、教育、经济、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也都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迸发出了灿烂的“火花”，从而完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第一乐章”的创作。

　　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展的文化运动，其历史地位和不朽意义，她的核心内容和历史价值，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否定不了的!延安文化运动中打造出的延安文化即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