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

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来到西柏坡。从此，中国革命的步伐在这个太行山东麓的小山村作了短暂的驻足，然而正是这次短暂的驻足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实现了历史的大跨越、大转折。在这里建立和执行了党的规矩、制度的建设，在党建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尤其是1949年3月5日至13日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召开的党的全会，是被誉为“铲地基”并筹划“起房子”的一次全会。七届二中全会定下的诸多规矩和筹划的制度设计，为党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时至今日，仍然为全党所铭记、所遵循。

（一）关于国家与政党体制

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有明确的论述。在建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关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申，要建立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全会还明确了各阶级的地位和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批准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全会报告提出：“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对于共产党领导，全会报告重申：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报告鲜明指出，有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人民群众对现实制度的认识，对政党纲领的理解，是从执政党提供的价值理念中获得的。执政党必须向民众宣传、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全会上，毛泽东重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他指出：“马、恩、列、斯在中国的威信很高”，“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与此同时，不应走到像王明那样教条主义地对待经典作家的错误道路上去。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毛泽东自信地指出：“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是理论定位很重的一个判断，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自觉的理性追求。

（三）关于学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主要工作从城市转到乡村；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不断聚集力量，现在已面临着夺取全国政权、以城市领导乡村的新任务。对于长期在农村根据地艰苦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党，走向城市执政全国后，能否担当起建设的重任？国内外有很多人在观望。毛泽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指出，一部分人认为：“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面对这种质疑，全会表达了一个雄心壮志：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全会提出加强党的学习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党务、外交等等多领域多方面，但学习的重点、中心是经济工作，是生产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这种全局性与导向性的结合，也是建国以后党在学习上的一个突出的时代特点。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秘诀、应对任何挑战和风险考验的法宝。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学习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和课题，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建设学习型政党，未有穷期。

（四）关于进京“赶考”

列宁曾经把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比作“新的升级考试”。面临着由革命胜利转向建设新中国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也需要“新的升级考试”。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进驻北京、完成新中国建设大业，实现由城市领导农村的大转折形象地称之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多次提醒大家，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出好成绩。七届二中全会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漫长曲折、难度空前的“赶考”序幕，成为党战胜风险挑战，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并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赶考”起点。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也是七届二中全会开启的进京“赶考”的延续。作为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继续“赶考”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五）关于“两个务必”

党执政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党的队伍自身都将有深刻变化。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四种情绪”可能表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全会特别警戒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为此，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作风，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倡导和培育的作风。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把它概括出来，体现的是一个历史规律性认识，为的是使全党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防止“四种情绪”的滋生蔓延，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危险，坚持立党为公，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搞以权谋私，杜绝腐败，防止人亡政息。“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成为共产党人时刻警醒、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良药。

（六）关于六条规定

为了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防止歌功颂德，力戒骄傲，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几条没有写进决议然而又十分重要和具体的规定。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详细谈了这几条规定，他说：“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据杨尚昆回忆，会场最初悬挂的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第二天就只挂了四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说法不一，于是，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几条规定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提倡和坚持，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日常行为的规矩。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一一对照六条规定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六条规定是一面镜子，时常对照“正衣冠”，就能防微杜渐，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七）关于党委会工作方法

革命的胜利，建设的开展，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党如何实现正确领导？毛泽东提出了依靠民主的思想。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毛泽东系统讲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1、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2、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3、“互通情报”；4、不懂的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5、学会“弹钢琴”；6、要“抓紧”；7、胸中有“数”；8、“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9、“精兵简政”。会议不要开得太长；10、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11、力戒骄傲；12、划清两种界限。其中，1、2、3、4、8、10、11条都是谈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涉及书记这个“班长”与其他委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委员之间团结沟通关系，以及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议事决策制度等。主张尊重委员们的平等权利，通过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来预防胜利后骄傲、个人专断和过分突出个人等容易导致的错误。这些工作方法，仍然是发展党内民主行之有效的、需要继承和借鉴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