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各种社会危机空前深重，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振衰起颓，再铸辉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夙愿。在急剧变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振兴事业的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始终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坚强信念，确立了全国各族人民矢志不渝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导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循着毛泽东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导向，坚定不移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
近代以来的中国，面对各种挑战与机遇，经历各种发展阶段的交相更替，最终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而不是别的其他任何道路，是因为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当时的中国所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1894年，革命先贤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在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创了新局面。但因为主客观条件所限，尤其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所开辟的走向共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历史的挑战面前难以延伸下去，其后的各种政治力量同样找不到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毛泽东在深入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创建起人类发展史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使中华民族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从而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扫清了一切政治障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
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既需要推动社会蓬勃发展，又需要实现人自身的解放。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就体现在这两个维度上。从个人而言，就是要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社会而言，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了这两个方面的目标，才称得上一个民族的复兴。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把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价值。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中国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振兴，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多次强调，近代以来的中国为摆脱内外交困的窘景，也曾效法西方，力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其结果却是“先生总是欺负学生”，作为学生的中国不但没有走向独立与富强，反而愈加丧失独立性与振兴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另觅他途。这时，一个震撼世界的大事变发生，即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同为东方大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走俄国人的路，成为毛泽东所说的“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而实践证明，中国一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逐步摆脱了积贫积弱，倍受异国侵略的屈辱历史。当然，找到了这条道路，并不等于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并不代表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会在这条道路上自然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正如毛泽东所言“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未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开展的，这一点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诞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设想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存在着汪洋大海般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以及众多的城乡手工业、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必须直面的历史课题。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面对艰巨的任务和纷繁复杂的局面，通过合作化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改造；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并运用和平赎买、公私合营等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虽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过过急过快等问题，但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可谓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壮举，不但奠定了中国以后一切进步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且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迈向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历史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结果。
二、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走向
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信念转化为现实，就自然涉及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和目标任务的问题。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开始反复思索这一问题，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为“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完全运用苏联的建设之路并不适应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在深入考察了苏联建设模式之弊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建设原则，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方略及实践方法，为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开拓了理论与实践空间。从这个意义而言，毛泽东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与目标任务均是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展开的，正因如此，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坚强信念指引下所初步探索和总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如果没有围绕民族振兴这一目标而形成的建设理论所奠定的基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无从创立。
毛泽东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宏大工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要的就是要建立起实现这一复兴的社会制度，以彻底摆脱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建立起独立的国家和完备的制度。为此，毛泽东领导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探索出了一条既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又极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道路，构建起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并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页。】这个总目标的提出，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纲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具体地描绘出了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
毛泽东在深入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与目标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党的“八大”前后，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和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对以前的提法进行调整，完整了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和目标任务，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毛泽东认为，没有“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民族振兴，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毛泽东非常重视现代化建设并坚持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就必须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明确了奋斗目标后，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历史进程就成为必须回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对原先初步作出的50年赶超发达国家的乐观估计又作出新调整，认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毛泽东还对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阐发，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不发达的阶段和比较发达的阶段，为后来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百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这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在尊重阶段性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谋求跨越式发展的深刻洞见。当然，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实践中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其间这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出现了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情况，但在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毛泽东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与目标任务的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拓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离不开毛泽东所奠定的理论基础。
纵观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尽管经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在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构想和应该实现哪些具体的阶段性目标任务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并拥有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国建立起了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其后的改革发展均是在这一社会制度前提下进行的，离开毛泽东所开创的事业和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毛泽东确定的谋求中国富强的价值导向拓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与目标任务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三、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民族复兴的前途结合起来
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这一充分闪耀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光辉思想的重要论断对于我们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考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这一论述至少可从如下几个层次理解：其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消灭剥削和压迫，人类社会演进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因此，无论有多少曲折和反复，都应该在充分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其二，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只能完成该条件下的目标任务，欲超越阶段，一蹴而就，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其三，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充分估计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道路的曲折性，要在一穷二白的战争废墟上矗立起社会主义的巍峨大厦，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并超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想的艰巨工程，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初，各项建设起步在即，这时首先遇到的考验是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问题。由于当时我国毫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照搬苏联模式自然成为第一选择。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很快意识到按照苏联模式来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存在诸多弊端，特别到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和同年党的八大召开后，这些思想进一步上升成为以苏为鉴，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正确方向。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针对苏联实行的单一的公有制模式，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更充分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要吸收国外民主制度的有益经验。在文化发展方面，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创立和建设初期，面对各种考验而形成的正确观点，这些观点总结起来，就是要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索创新，走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持这条道路，就既能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能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考验。
吸取各种经验教训，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推进发展，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例如，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思，认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从而升华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这些深刻见解也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提出统筹兼顾的思想的理论渊源。同时，考验总是与矛盾相关，因此，一定时期内最重要的考验与该时期内的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内在一致性。循此逻辑可知，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诸种考验中，最主要的考验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描述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相去甚远。这个主要矛盾和考验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解决这一矛盾就能为处理好建设、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创造条件，奠定基础。正是在清醒认识和深刻把握这一重大考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准确的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考验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民族复兴的价值导向。
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民族复兴
与一切旧哲学不同，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不是没有主体的纯粹自然过程，也不是完全受理念支配的精神的物化过程，而是充分体现历史决定性与历史选择性的辩证统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两者不可分割。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国情做了极富中国特色的阐发，其中，毛泽东所倡导的，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生动诠释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把握客观规律基础上，自强不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也就是说人们在推进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总是受到既有的、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乃至于一定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认识它、利用它甚至改造它，但无法消灭它，如果不顾及这种历史决定性的存在，而主观地做出超越历史阶段的抉择，必然会受到人类历史发展固有规律的惩罚。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走自己的建设道路”，首要的一条，就是要认识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自己的建设道路是延展于一定的历史现实之中，因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从实际情况看，这段论述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完全为毛泽东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所印证，或者说，毛泽东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进程完全可以用这段经典论述来阐释。新中国建国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工作都受到当时的国家现状的制约，一切的工作都是在既有的条件下展开。当时的建设基础十分薄弱，自近代以来，原本就被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在身后，又饱受连年战火，国家始终处于动荡分裂状态，在西方诸多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时，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仍然是小农经济占主体，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所发展，但受内外交困的影响，所兴办的工业显得弱小而脆弱，加上交通破坏，城乡阻塞，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奇缺，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给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毛泽东倡导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是由中国国情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决定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这样的条件决定了必须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搞建设，而不能寄望于国外的援助与支持；而与他国发展条件的差异和起点的不同，同样决定了只有“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才能克服自身的困难、解决自身的问题。其二，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受客观历史条件制约，即在走这样的道路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和客观现实条件，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换言之，精神的力量总是要依托一定的物质基础发挥作用；选择道路不能仅凭主观意愿。在当时基础薄弱，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状况下，不能因发展水平不高就不追求宏大的目标，但追求目标的过程只能是充分发挥内因作用的过程，即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来搞建设，发挥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从而在最短的时间里克服各种困难，汇集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最大化的合力，一旦具有了这样的认识并付诸于实践之中，不拘泥于教条，不照搬他国经验，那么自觉选择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无疑是必然的价值导向。
毛泽东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视为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一切发展从此有了坚实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进一步内化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和价值观念，蕴涵着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不等不靠的自主精神、砥砺耕耘的奋斗精神以及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这些精神，传承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扬于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探索，深化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实践之中，这也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性日益突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同时，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我国对外贸易受到极大冲击，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种种困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应当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价值导向，同时内化为人们奋发向上的内心信念和价值尺度，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自强不息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