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想信念坚贞不渝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优势。延安时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善于用革命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教育党员和群众，革命才有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昂扬的革命斗志，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领导人民大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延安时期的理想信念教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一、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为的“总开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主题
理想信念能给人以坚定的信念、明确的人生方向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使得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柱。延安时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时刻不忘提醒党员领导干部及广大群众坚定理想信念，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纲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尤其是让知识分子从共产党的纲领里看到了“一线希望、一条活路、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1]493一大批知识分子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爬也爬到延安城”的决心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形成了“天下英才聚延安”的景象。当时，延安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大家都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念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所以大家是很乐观的，革命的热情日益高涨。”[2]15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军民中开展“蒋必败、我必胜”的信念教育，使人们在革命必胜理想信念教育下“团结的像钢铁一样”。正是在培育理想与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数量由1937年初的4万多人发展到1947年底的270余万人。邓小平曾讲道：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3]110】
当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理想信念依然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邓小平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3]111江泽民在“三讲”教育中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胡锦涛把理想信念看成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警示全党“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然而，近年来有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有的甚至抵挡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而堕落为腐败分子，究其原因，最根本就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因此，当前思想建设的重点无疑依然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在十八大后多次重申“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道理，并形象地把理想信念比作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认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坚定理想信念的任务依然艰巨地摆在我们面前，只有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思想建设的首位，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才能带动全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二、长远理想与近期理想教育相结合，引导人们在实现近期理想的过程中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
【“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是把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结合起来的灵活性。”[4]295】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强调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相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使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党的纲领有机结合起来，明确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走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当时，即便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从未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政治追求。1937年2月，周恩来在给张闻天、毛泽东的电报中就讲道：
【“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5]54】
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政治主张，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1937年5月，他就讲道，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6]】
1945年4月，他再次强调：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7]1059】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信念与时代主题有机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大目标与当前的斗争任务联系起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使得理想信念教育落到实处。毛泽东反复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作为“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8]要求一切共产党人必须首先为现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决不能离开现实任务而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至于当时来延安的外国记者福尔曼认为“中国的共产党并不一定比我们美国人更为共产主义化”[9]161，《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一个与共产主义相差甚远的纲领——至少从我们对共产主义这个词的理解上说来，它显然是离共产主义太远了。”[9]55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讲道：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3]19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承载着当代中国人民的理想和抱负，它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只有自觉地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理想结合起来，才能激发起人民群众参与的热情，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激励人们胸怀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
三、党的理想和民族理想相结合，释放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历经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中国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中华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党把理想信念教育与爱国的民族主义教育相结合，理想信念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10]126】
党中央到达延安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共适时地把党的纲领和民族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党的思想教育之中，发扬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倡导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调动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参加抗日的积极性。1937年3月，毛泽东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特莱谈话时批驳了当时一些人的错误认识：
【“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能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5]61】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明确讲到：“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的党……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是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一致的。”[11]475】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同时，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保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地位，使全体人民看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国家、民族利益之间的依存关系，人民自觉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党的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辩证统一，既考虑了党的纲领，也照顾到群众的需求；既考虑到民族利益，又照顾到国际环境；既考虑了物质利益，又照顾精神文化需求，更加贴近了现阶段中华民族儿女的实际需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经提出，就释放出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全世界华人为之振奋。当前，用中国梦凝聚民族意志，必将成为引导全世界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力量源泉，应大力开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教育，激励、引导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凝心聚神、为祖国建设事业奉献力量。
四、把社会理想的教育与个人理想的引导结合起来，实现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有机统一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本身就是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统一体，理想信念的教育要关注不同对象的特点，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确定不同的教育起点，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实现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结合。延安时期，对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现实利益、土地问题，获得土地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中国共产党根据老百姓的需求确立理想，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领导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引导人们把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相融合，调动了中国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美国记者斯诺这样描述到：
【“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在他们区域内的全体人民中，造成了一种磐石般的团结，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自觉的，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正确的信仰而战。”[12]92】
贝尔登讲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共产党以什么名义动员人民参加解放战争呢？
【“以社会主义还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显然都不行。只能以人民群众自己的名义。提出了一般性的号召，还必须有具体的纲领，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正是这种具体的纲领。”[1]188】
对此，美国学者费正清也总结道：
【“中共的力量源泉在于它是一个理想的、无私的、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而努力的组织。”[4]305】
一个政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只有兼顾群众利益和需求，才能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共和国建设的历史上，一段时期，由于我们过分强调远大理想的实现而忽视了人们现实利益的需求，使得理想信念教育成为空洞的说教，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一阵狂热过后，人们变得更加冷静、理性，面对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开始了深入的思考，结论是理想信念教育只有把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才能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新时期理想信念教育应紧密结合各行各业、各个集体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任务，引导人们立足本职岗位，自觉把共产主义理想内化为个人理想，树立共产主义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要把理想教育与引导人们理性地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引导人们在追求需要满足的同时自觉地把个人理想、奋斗目标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结合起来，这样，理想信念培育才能落到实处。
五、理想信念教育要通过先进引领，力求把先进群体理想信念的培育建立在理性引导之上
对于普通群众而言，理想信念教育要兼顾其物质利益，而对于思想文化素养较高群体的理想信念的培育则需要理性地引导他们把个人理想汇入崇高的社会理想之中，并在实现社会理想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理想。延安时期，起初来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而来的，他们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丰富的知识，但相对共产主义理想而言，“他们的决心不是由坚定的政治方向出发的”[13]，有的青年自己也承认：“对于一个12岁的‘小鬼’来说，还不明白‘目标、理想’是什么。”[2]287中共特别注意理想信念的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引导人们追求真理，力求让理想信念教育建立在正确性、科学性、真理性之上。抗日战争时期，针对“速胜论”和“亡国论”思想，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具有极强说服力的文章，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对人们当下最关心的抗日战争前途问题给出了科学合理而有分量的回答，让人们对抗战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有老干部回忆，“我听了思想上豁然开朗，从理论上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增强了不畏艰险、持久战斗的决心和信心。”[2]361解放战争时期，针对部分干部对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认识模糊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组织翻印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等书，自编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等教材，有组织、有系统地对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对知识分子的理性引导，通过创办学校等方式开展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教育，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话时要求陕公学员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他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时要求“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张闻天在陕北公学的演讲《论青年的修养》把革命理想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详细阐述了青年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及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问题，要求青年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的精神，要学习实现理想的方法，要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通过学校干部教育，一大批“带着小资产阶级尾巴”的知识分子经过党的洗礼，建立起了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
【“抗大的学习使我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也获得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我从一个懵懂的青年成长为有理想、有文化的青年，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2]244-245】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
【“苏联败在了意识形态上，败在了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信仰信念的动摇上。”】
苏联的解体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来源于理想信念自身的科学性、真理性，理想信念教育只有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基础上，才能真正产生效力。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要求广大青年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对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永远紧跟党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4]这为新时期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性指明了方向。
六、注重理想人格的培育，夯实理想信念教育的道德基础
远大理想的教育需要有高尚的人格作支撑，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以党性修养为承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想人格的培育，夯实了理想信念培育的道德基础。一是坚持把读书学习看做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理论学习来加强党性修养，产生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纪念自求恩》《为人民服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一大批经典著作；二是重视并善于发挥英雄模范人物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弘扬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同志的“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人们树立起了一面面旗帜；三是提出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任务，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以共产主义精神开展工作，“延安五老”等一大批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他们执著的共产主义追求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成为带头践行理想信念的楷模，产生了极大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号召力，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的活教材，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巨大的人格力量。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讲道：
【“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红军指挥员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通过共产党派在部队每一单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感情”[12]292。】
当年访问延安的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延安采访了十天，深深地被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所感染，认为延安真是个可怕的地方，“我要是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5]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些人身上，突破道德底线的思想和行为屡见不鲜，给理想信念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理想信念教育对道德人格的倚重尤为迫切，尤其是“党员干部个人的品德修养对其理想信念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高尚的品德情操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道德基础”。[16]党员领导干部以高尚的人格带头践行理想信念教育，实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依然是新时期理想信念教育的巨大能量。相反，如果党员领导干部不信仰共产主义、不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会“传染”给普通老百姓，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很难产生实效。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奋工作、廉洁奉公，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才能引导人民群众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七、把理想教育与理想实践结合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理想信念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
【“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11]627
他要求“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7]1059。】
刘少奇也讲过：“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17]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的不利形势下，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成为国家动员的有力工具，成为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口号。这些口号“为那些处于困苦生活的民众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对100年来积弱积贫的中国民众具有极大吸引力，它激发出民众体内的道德能量，促使他们追随所选择的政党，共同建设美好的新中国。”[10]135特别是党的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机关、军队、学校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缓解了解放区遇到的困难，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尊敬，人民群众爆发出了极大的生产热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保障。
漫长的征途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崇高理想的实现需要一点一滴地奋斗。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不是停留在豪迈的口号上，而是体现在爱岗敬业的实际工作中，为理想而献身，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实现理想的重要条件。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过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激励我们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强调幸福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艰苦奋斗来创造，“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14]现阶段，要结合各行各业、各个集体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任务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人们认识理想实现的长期性、艰巨性，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做好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做贡献。
延安时期理想信念教育的时代背景与当代中国的情况虽然不同，但其中不乏有效性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经验，无疑会对推动当代理想信念教育理论研究有所裨益，为资政育人、增强当代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提供有益启示。如何汲取延安时期理想信念教育的成功经验，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研究课题。
【王东维(1969- )，男，陕西绥德人，延安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工作；李博(1991- )，女，陕西安塞人，延安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摘录自《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