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调查研究
廖心文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们党进行正确决策和做好各项领导工作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应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朱德对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十分重视，而且有着自己独到的调研特点，从中产生了许多真知灼见。认真总结朱德在调查研究方面的思想和特点，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从良好习惯到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形成
遇事先弄清情况，再作决定，是朱德年轻时就养成的好习惯。他在军阀部队带兵打仗时，战前“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他曾说：
【“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
这种良好习惯，使他经常能打胜仗，“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成为著名的滇军将领。
后来，他到德国寻求革命真理，为了解那里的情况,“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通过对德国情况的深入了解，他“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连的，而且了解到革命决不是某一块地方的事情”，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追求和选择。
从德国到苏联后，朱德继续保持了这一好习惯。他在莫斯科学习时，常常深入农村和基层，跑了不少地方，眼界更开阔了。用朱德自己的话说：
【“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
在苏联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将其确定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朱德的这一良好习惯，在同时代的毛泽东等人身上也同样具备。这种好习惯后来在党内被概括为四个字——“调查研究”。1930年，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时精辟地指出：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从此，调查研究成为我党几十年来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朱德入党后，特别是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后，对“调查研究”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将这一好习惯逐渐上升为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遵循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指挥部队打仗时，要求“各级指挥员都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的决心”。朱德指出：
【“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
他认为，“一切的事实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因此，调查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经常告诫各级指挥员：
【“一切问题注意调查研究，加以综合，综合群众的意见后再发言，再说话。”】
他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而且处处起带头作用。无论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每当大战来临，他都会出现在战斗第一线，亲自摸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意见。
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为打下石家庄，中共中央做了一年的准备，朱德亲赴晋察冀解放区，“对敌情做了详细的调查”。他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仗怎样打；他还找俘虏谈话，了解石家庄城内敌军部署。由于对“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才有了第一次打城市攻坚战的胜利并总结出成功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朱德不顾年事已高，坚持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曾经教育儿子说：
【“深入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把工作推向前进。”】
朱德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去世的26年间，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党内领导人调查研究工作方面创造了两个之“最”：
一是走的地方最多。朱德每年都要拿出两到三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从北方草原到南疆胶林，从茫茫戈壁到东海舰艇，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除台湾、宁夏、西藏外，其他省市他都走到了。按照朱德视察行程（一般一个行程视察多个地方）的时间段统计，约有一百七八十次。
二是给中央写的调查报告最多。朱德每次外出视察工作回来，总是不顾旅途劳顿，认真地写出调查报告，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决策。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保存的朱德调查报告有一百多篇。这些报告蕴涵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的经验，是朱德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从调查报告看朱德调查研究的特点
朱德调查研究的特点，集中反映在他写的调查报告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1、调查研究的范围广、行业多、内容丰富。从朱德调查报告看，涉及的有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手工业、军工生产、山区建设、矿产开发、兴修水利等，内容全面而丰富，大都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反映所到地区或部门的基本情况；二是反映所到地区或部门的要求及存在的问题；三是针对所到地区或部门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
2、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中央决策作参考。朱德的调查报告大多是写给中央的，为的是使中央能够及时并直接地了解下面的情况。用朱德的话说，了解情况是为了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是“供中央决策作参考”。他常说，“建设社会主义不容易”，“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当国家的家”。
朱德的许多调查报告，是直接写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或由他们转给中共中央。如果发现是哪个系统的问题，他也会直接写给分管领导。像财政或外贸方面的调查情况，就写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农业方面的调查情况写给邓子恢、谭震林等。
比如，1957年，朱德视察西南和东北后，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明这是“供制定二五计划作参考”⑿。又如，1958年4月，他到浙江、上海、江苏和安徽四省市视察，了解工业、农业和外贸方面的问题，收集了一些材料，由秘书综合整理后，于6月直接送给薄一波并转中央经济五人小组。内称：
【“这些材料希望你们看一看，并转发有关的部门研究处理或作参考。”】
对朱德调查报告中所提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刘少奇等阅后常常批上意见，并送给有关同志参阅。比如，1954年3月，朱德针对在视察中发现的“粮食收购后，农村留下的仅勉强够人吃，饲料皆缺，农民不敢大胆养猪”的情况，在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建议，全国各地区凡能产红苕（红薯）的地方，多栽红苕，红苕叶子供应猪吃，藤子可供冬季猪的饲料，红根、细根可养肥猪。
刘少奇接到报告后答复说：
【“所提意见甚好，已抄送书记处各同志。关于肉食和养猪问题，中央已将商业部报告发给各地，其中也说到各地注意增加猪的饲料。”】
1955年朱德等出访路过东北，给毛泽东写回报告，其中谈到，过去的一些政策是片面的，“生产稍多，即请过剩，即减少生产，要求平衡，怕积压等等”。“有工人至干部和领导者，对此均不满意，对群众生产发动起来后的积极性，是大受打击。他们望今后多生产，薄利多销，以求平衡和有计划的积压十分之一二，也是需要的。或出口或有计划的推销，是可以解决的。以满足群众的超额生产的积极性。”
毛泽东阅后针对这段话批了“值得注意”四个字，并批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阅。
又如，1961年庐山会议前，朱德曾派秘书下去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形成了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请邓小平“转中央并主席供参考”。邓小平阅后立即批道：
【“此件可印发常委各同志。”】
1962年底至1963年初，朱德视察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后，就发展热带经济作物和农村集市贸易问题给中央写了报告。周恩来将这份报告批给谭震林、李先念说：
【“朱总报告中所提意见有关发展热带经济作物和外贸两个问题，请你们分别予以注意。”】
这些事例都说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朱德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是十分重视的，这些意见和建议为当时中央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调查研究的主题大多围绕经济建设问题，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着眼点。从朱德调查报告中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深入厂矿、农村，远至东北林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机会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看一看。
他说：
【“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
他的每一篇报告几乎都涉及当地的经济形势，包括工业、农业、外贸、水利等情况；几乎每一条建议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朱德认为，“我们得到政权后，就是要搞生产”；“无论工业、农业，都要想方设法发展生产，这是最重要的”；“只有生产的东西多了，一切矛盾才能解决。”这一点在他的外贸调查报告中反映尤为突出，他说：
【“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地发展。”】
朱德在调查研究中这样关心经济建设，是有思想基础的。1950年，他为新中国迎来的第一个元旦题词：“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不久，他先后在一些会议上更具体地提出，要积极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努力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建设事业“除了垦荒，开展农业、手工业生产外，还要修铁路、公路、隧道、河堤，办工厂、开矿山，修营房以及其他建设。这些事做好了，对新中国就是伟大的贡献，比打倒一个蒋介石的胜利还要大”。朱德指出：
【“建设工作是多方面的，建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这个中心服务。”】
在朱德看来，发展生产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不靠发展经济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因此，“要时刻想到人民的需要，为人民服务”。他曾说：
【“国家要为人民服务，过去总是想搞大的，发大财，而不是想这些人要吃饭，为了吃饭，哪怕国家投点资都是必要的，搞起来之后再去赚钱。”“如果不给群众增加福利，群众是不会关心生产的。要使群众的生活逐年有些改善，才能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下来，并得到发挥。”】
朱德还再三强调：
【“要鼓动农民建立自己的家务，盖房子、搞家具，这样人心就稳定下来了。家庭巩固了，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更好的前进。”】
这些认识说明，朱德把经济建设看作是新中国最重要的任务，这也是他把调查研究的主题始终放在经济建设工作方面的重要原因。
4、调查研究的方法呈多样性。从朱德调查报告中反映出来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五种：
（1）看材料。朱德外出视察前，常常找来所去地区的有关材料阅看，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2）听汇报。朱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认真而详细地听取当地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汇报。以1954年3月4日至31日朱德在广东视察为例，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听取了中共华南分局工业部部长杨一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贺希明、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赵紫阳、华南分局交通运输部部长方方、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白驹等十几人汇报相关情况。其中最紧张的一天中，朱德白天在中山县调查区乡情况，晚上听取华南分局等党委负责人的汇报。
（3）召开座谈会。为更深入地了解情况，朱德每到一地，常常亲自召集座谈会。他曾说：
【“开会也是调查研究。”】
座谈会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座谈会、群众座谈会、民主人士座谈会等等。朱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聆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听汇报时，朱德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常说：
【“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
朱德的真诚态度使许多干部和群众敢于在他面前反映问题，这是他能够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的重要原因。
（4）亲临现场。朱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工厂、生产队、田头、水库边，或直接到百姓家中看一看。比如，他视察白云鄂博时，曾到蒙古包中同一个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在新疆，他也曾到毡包中看望牧民。
（5）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研。工作人员下去前，朱德总是叮嘱他们：
【“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
朱德对他们在调研中形成的报告十分重视，总是亲自审阅改定后上报中央。这几种调研方法的结合，使朱德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并得以提出许多切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5、调查研究中比较注重了解各方面的数字。朱德调查报告中引用数字比较多，无论是反映一个地区的生产情况、人民的生活情况，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朱德都喜欢用数字表达。朱德认为：
【“根据数目字来判断政治是容易的，没有数目字是空洞的。”】
他说：
【“有些同志就怕，记数目字就头痛。我偏偏要记，愈是复杂的数目字，愈要记得清楚。”】
以朱德谈到为什么中国可以发展桑蚕、柞蚕的原因为例，他在报告中写到：
【“现在全国有柞林八千六百六十六万亩，目前仅利用了一千一百万亩。如果在五年内利用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就是五千万亩，最少可产茧五百亿粒，相当于六百五十万担。”】
在短短的两句话中，他用了七个数字。这七个数字反映出朱德调查研究之细致、之有说服力。像这样的例子，几乎贯穿朱德的每一篇报告中。
6、调查研究中始终贯穿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朱德的调查报告中，有一些内容是他结合各地的生产建设问题谈到的意见，其中许多涉及思想方法。朱德指出：
【“搞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要求过高、过快。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水平出发，稳步前进。”】
搞建设要注意学习外国的经验，但“学习外国经验也不能照抄照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
在发展生产上，朱德认为一定要从当地实际出发。1957年1月23日，朱德视察海口时指出：
【“你们这里没有春夏秋冬之分，一年四季都是生长期，应该根据这个自然条件，能种什么就种什么，各县也不要千篇一律。”】
1960年4月2日，朱德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反映贵州、四川、河南情况时说：
【“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1963年夏天，华北发生严重水灾，朱德从北京出发沿京广、陇海、津浦路走了一圈，并从徐州到了合肥，同沿途所在省委、地委同志都谈了话，询问灾情和救灾情况。他针对华北平原“水土流失、风沙走动，使地形变化很大”的自然特点指出：
【“我们治理洪水，战胜自然灾害和实现农业生产的‘四化’，都必须始终考虑到这种自然变化，我们的决策，都必须适应这种自然变化的规律，才能成功。”】
在处理同农民的关系上，朱德强调，要重视农民的利益和生活。
【“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有国家、集体的发展。只有把三者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群众才有生产积极性，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哪能建成社会主义？”】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朱德多次讲过，各省的情况不同，应放手让人家做工作，“搞建设要适应当地的条件”。朱德在调查研究中提出和始终坚持的这些思想，充满辩证法，对各地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朱德在调查研究中产生的真知灼见
朱德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观点，这些观点都是来自他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朱德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有些观点被作为历史经验写入党的历史决议中。朱德提出：
【“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农业要多种经营。”】
他曾反复强调，
【“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很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国家要大力扶植手工业”。】
他还指出：
【“要注意发展多种经营。只有多种经营发展了，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方面，我国具有世界上少有的优良的地理条件”，要“充分地加以利用”。】
这些观点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提出的许多观点一起，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都已被作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写入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决议》中写道：
【“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有些观点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收入《朱德选集》中。在外出视察中，朱德在对外贸易、开发矿藏、山区建设等方面也提出过许多重要观点。在对外贸易上，朱德指出：
【“我国是一个大国，气候温暖，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手工业产品的价廉物美闻名于全世界，加之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大，无论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为了加强国际交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发展。”】
他还提出，外贸工作的具体方针是：“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
对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问题，朱德提出：
【“对于藏量大、宜于利用现代化设备进行开采的矿山和特种稀有金属等，由国家统一计划开采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但是对于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国家又无力开采的矿产资源，我认为应当允许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采，但必须保证国家矿山资源不被破坏和浪费。”】
对约占我国面积三分之二的山区的建设问题，朱德更是关注和重视，1957年他到广东、广西以及西南各省和东北三省视察后，体会格外深切。他说：
【“从同各省负责同志谈话中，从实际的观察中，深深地感到山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大的潜在力量。我是在四川巴山下长大的，亲身体会到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我们打游击十几二十年都在山区。千万不要低估了山区的价值。”】
他还说：
【“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
此外，朱德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党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也提出过许多重要意见。在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上，朱德通过调查后较早指出：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他还将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了解到的省委领导和群众对食堂问题的意见反映给中央，为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朱德的这些观点，带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这些观点和他所提出的一些涉及军事、党建等方面的重要观点，都被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朱德选集》中，是朱德著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解这些观点，对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学习和研究朱德的生平和思想有重要帮助。
第三，有些观点具有前瞻性，散见在朱德的调查报告中。这些观点，主要是朱德在各地视察中针对各地的情况和特点提出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主要观点摘取如下：
1、较早认识到广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1954年3月，朱德视察广东后指出：
【“广东是亚热带，经济特别发达，财源、货源最易扩大，找到一切稀罕之物，供全国及全世界之缺乏。海产、陆产均极丰富，实在是我国财富之区，应特别重视此世界罕有之地区。”】
2、较早提出建设广西应注意的问题。1957年1月，朱德视察广西时了解到，地处亚热带的广西物产极为丰富，特别是土特产和经济作物，种类繁多，生长容易，此外，还有不少矿产。根据这些特点朱德提出：
【“我以为根据广西的特点，在建设方针上，除了增产粮食发展制糖造纸等工业外，如何来大力发展土特产和开采矿产，是一个认真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对于改善群众生活和换取外汇，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他还就发展土特产中存在的收价低、售价高，有的东西统得太死，税目繁多等问题指出：
【“归结起来仍然是体制问题，条条各行其是，块块无权干涉，地方上既无权又无钱，说话无力，办事困难。为了发展广西的土特产，必须给地方以应有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制止上述不合理的事。在税收方面应作适当的减免，使农民有利可图，同时对收购价格也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赚有赔的扶植方针，否则就会自己整死自己。”】
3、最早提出开发海南岛的意见。朱德是第一个到海南岛视察的中央领导人，他在听取区党委书记张云汇报海南岛的资源情况，并深入通什、榆林等地考察后指出：
【“所谈所见，说明了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只是劳动力比较缺乏。这样好的地方，我以为只要财力所及，即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
4、较早注意到四川发展农业要重视水的问题。四川素被称为“天府之国”，被看作是旱涝保收的地方。其实不然，除成都平原可以自流灌溉外，绝大部分地区是靠天吃饭。朱德的家乡地处川北丘陵地区，就是十年九旱。
20世纪60年代初，朱德多次视察四川，深入县乡。通过实际接触，他提出，
【“四川农业水字当头”，“要想解决丘陵地区水的问题，从长远看，提水灌溉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除灌冬水田和筑堰筑塘蓄水外，应该增加电灌和机灌设备，尽量提水灌溉，使丘陵梯田地区，能够及时插秧，并保证稻谷的正常生长。这是丘陵地区增加粮食产量的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
此外，朱德还根据云南气候温暖，雨量较多，作物生长季长，一般地区一年可以两熟，南部地区还可以达到三熟的特点提出，
【“云南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加大复种指数，兴修小型水利、开垦荒地和增施肥料”；】
根据东北林业工作中木材供需之间的矛盾和采伐同育林之间的矛盾，提出，
【“把森工和林业两部门合并起来，并把工作下放，由中央规定任务，地方负责经营完成”；】
根据新疆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特点，提出要发展具有新疆特色的多种多样的工业和农业，除了继续提高全区粮食产量外，要种植棉花、瓜果和发展桑蚕事业，并要使新疆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毛和肉食产地之一；根据内蒙白云鄂博铁矿区含有价值异常巨大的各种稀土元素和其他有色金属的丰富蕴藏的情况，提出，
【“中国完全可以以白云鄂博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优质钢的体系”；】
根据江西山区面积很大，资源十分丰富，且绝大多数是老革命根据地的特点，积极支持当地大规模地开发和建设山区，在开发山区时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建设方针，指出这
【“对加快老根据地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
根据四川缺煤，天然气储量丰富的特点，提出要综合利用和发展天然气，指出：
【“迅速发展天然气化学工业，是支援农业、解决人民吃穿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并建议四川应当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统一和协调对天然气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加强这方面的领导；根据云南南部边界还有大片可垦荒地，气候条件好，地广人稀的情况，提出：
【“要采取新疆的经验，即组织建设兵团开到那些地方去，一方面发展生产建设，并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担负了守卫边疆的任务。”】
朱德的这些观点，过去宣传不多，但同样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有关这些意见或建议的调查报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阅看后，许多都被送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以及李富春、邓子恢等有关领导和中办、财贸、农村等负责同志，供制定政策和决策问题时参考。
现在回过头来看，朱德较早关注的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解决四川水的问题和山区开发等问题，已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至今依然是国家发改委重点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这说明，朱德的这些认识具有前瞻性，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如今，我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需要用新的办法去解决。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又是什么，依然要靠调查研究才能知晓。而在调查研究方面，朱德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创造了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思考，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