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走过长征的革命伉俪

李  涛

80多年前，英勇的红军将士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战胜重重凶险，付出巨大牺牲，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据统计，在各支长征队伍中有20多对革命伉俪生死相依，相互鼓励和帮扶着走过了万水千山。在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从中撷取了5对革命夫妻的传奇故事，展现那经历生死考验、战火洗礼的革命爱情。 ——编 者

周恩来与邓颖超：短暂相聚 生死相依

邓颖超曾说，她“不算长征时的红军女战士”，因为“那时重病在身，属于休养连的休养员”。

1934年9月，面对敌人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域步步逼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撤离，实行战略转移。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机密中的机密，只有少数人知道。

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正患肺结核病，由于缺少药品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日益严重，经常发低烧，甚至大口咳血。她自然也不知道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曾向周恩来提出，因为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希望留在地方，边休养边工作，省得给组织添麻烦。周恩来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个人不能改变。就这样，邓颖超被编在干部休养连，随中革军委卫生部行动。

在整个长征路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只有两三次短暂相聚。第一次是在红军攻克黎平后，邓颖超肺病加重，大口吐血。周恩来将她接到自己的住处照顾。但因红军刚刚经历了湘江惨败，形势危急，周恩来忙于组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本无暇照顾妻子，只是反复叮嘱她要保重。

可邓颖超病还没好，周恩来却病倒了。部队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昏迷不醒，不能进食，肝区肿大。经诊断是阿米巴肝脓肿，需要立即排脓。但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无法消毒，更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发展，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在周恩来身边，祈盼奇迹的出现。

苍天不负苦心人——几天后，周恩来终于苏醒，高烧也渐渐退了。望着战胜死神的周恩来，邓颖超疲惫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对患难夫妻又各自拖着尚未痊愈的病体踏上了通往草地的艰难征途。

长征开始后，组织上专门为周恩来配备了担架，但他坚持不坐，说：“我和大家一样，都有两条腿，大家能走，我怎么就不能走？担架留给那些伤员！”

然而这次，身体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军了。最终，陈赓、杨立三等人硬是用担架把他抬出了草地。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是生死攸关时刻的扶持，是真诚无私的帮助，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1953年，杨立三病故，周恩来亲自抬棺送葬。又过了8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陈赓同志之骨灰”，让邓颖超送给陈赓夫人傅涯，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

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周恩来的担架后面。一天竟连人带马掉进了沼泽地里，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才把她拉上来，死里逃生。时天降大雨，邓颖超浑身全都湿透了，第二天就拉肚子，发起高烧。整整七天七夜，邓颖超终于走出了被视为生命禁区的茫茫草地。

邓颖超回忆道：“长征期间，我正患着严重的肺病，沿途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很多的照料和帮助。我也同样地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与战士们、同志们相互鼓舞。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患重病的人，竟然也能坚持到达了陕北。奇怪的是在一年长征的锻炼中，我的肺病竟不治而愈了。”

任弼时与陈琮英：携手行军 催人泪下

中国共产党一向倡导妇女解放，主张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但任弼时与陈琮英的婚姻却是例外，而且是包办婚姻中最落后的一种——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尽管如此，他们感情深厚，甘苦共尝，携手并肩，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堪称楷模。

1926年，任弼时和陈琮英遵从“父母之命”，在上海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结婚了。二人既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大摆宴席，但感情的鲜花却盛开怒放。根据组织决定，陈琮英担任交通员。在任弼时的引导下，她走上了革命道路，由目不识丁的袜厂女童工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长征开始后，时任红6军团政委的任弼时身体一天比一天坏。没有人抬担架，就由一名战士背着他行军，陈琮英跟在后面用双手抬着他的脚。夫妻两人相互鼓励、照顾，涉过一条又一条急流，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

当穿越从甘孜到阿坝的草地，走到噶曲河时，部队断粮了。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菜、草根、皮带成了充饥的食物。每当吃饭时，任弼时都抢着吃又粗又老的野菜，把嫩一点的留给怀有身孕的陈琮英。

曾任红6军团第18师政委的晏福生回忆：过草地时，没有粮食也找不到野菜，任弼时和大家一同吃皮带，还在一条未吃完的皮带上写下了“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誓言。

一天，即将分娩的陈琮英随部队蹚过一条齐腰深的河。因天凉水冷，陈琮英刚过河便昏倒在地上。战友们急忙把她扶到附近一家农户的竹楼前。谁知，体力不支的陈琮英只蹬上两阶竹梯，就又摔了下来。于是，一个小生命在竹楼下呱呱坠地。陈琮英生下个女孩，一时令任弼时喜愁交加。

眼看产后的陈琮英没有粮吃，嗷嗷待哺的婴儿没有奶喝，朱德把缝衣针改做成鱼钩，到草地里的小水塘钓鱼，亲自熬成鱼汤端来，还用四川话大声喊：“月婆子，汤来啦！”尽管没有盐巴、缺少油水，淡而无味的鱼汤可比野菜富有营养，帮助母女俩渡过了难关。多年后，陈琮英还常回忆起朱老总那声声呼唤，说：“这是我这辈子喝到的最鲜美的鱼汤！”

任弼时也学着朱德的样子去钓鱼，熬鱼汤给陈琮英补养身子。他还给自己缝了一个布袋，把女儿背在背上，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搀着陈琮英，艰难地行进在一望无垠的草地上。这幅催人泪下的全家行军图，深深地印在了许多老同志的脑海里，写进了他们的回忆录中。

为纪念这次极不平凡的行军和这段艰苦岁月中的真情，任弼时给女儿起名“远征”。

刘伯承与汪荣华：爱情之花 苦难见证

1935年初，川陕省苏维埃邮政局副局长汪荣华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踏上了万里征途。19岁的汪荣华当时不曾想到，在异常艰险的长征中竟意外地收获爱情，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这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派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人组成代表团到川北古镇杂谷脑，向驻扎在此的部队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汪荣华站在迎接中央代表团的队伍里，第一次见到了极富传奇色彩的刘伯承，激动不已，眼里充满着敬仰与崇拜。

或许是老天爷有意安排，两个月后，川陕省委机关解散，汪荣华被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在刘伯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草地时，汪荣华因身体不适掉队了。正巧刘伯承骑马经过，发现拄着棍子、一步三晃往前走的汪荣华，便立刻上前关切地询问，并坚持让她骑自己的马继续行军。

汪荣华心里充满感激，连忙拒绝：“我还行，很快就能追上队伍。”交谈中，刘伯承了解到汪荣华出生于安徽六安一个普通农家，不到15岁就参加了革命，曾在枪林弹雨中抢救过伤员。这位质朴、爽朗、乐观、顽强的女战士给刘伯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工作中，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终于，刘伯承拿起毛笔，用蝇头小楷给汪荣华写了一封表达爱意的信。

起初，汪荣华还有些顾虑，觉得二人的经历、学识等相差较大，不太合适。“后经他从政治上诚恳地解释：‘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下来。”

爱情的火种冲破了一切艰难困苦，在茫茫草地上闪耀着纯洁的光芒。一年后的中秋时节，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源河的甘南小镇，刘伯承和汪荣华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更没有红烛新房，真是天作罗帐地作床，而天上那轮月亮，仿佛象征着我们爱情是那样纯洁、光明。在我们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从杂谷脑相见，到共同走过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我们感到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富有意义。”

这对在艰苦征途中走出来的患难夫妻从此相濡以沫几十载，经历了无数风云变幻、坎坷曲折。刘伯承于1972年双目失明，一年后丧失思维能力，又过了两年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但奇迹般地活到94岁高龄。如果没有汪荣华的体贴关怀、精心照料，是很难想象的。那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绽开的爱情之花经世不变，令人赞叹。

徐海东与周东屏：患难真情 永结同心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2900余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参加长征的红25军中有周少兰等7名女红军。虽说她们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但在战斗中同样跟着部队向前冲锋，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七仙女”。

庾家河战斗中，副军长徐海东再次负伤。一颗子弹穿透他的左眼底，从颈后飞出，顿时血流如注。虽经紧急抢救止住了血，可喉咙被异物堵塞，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危急关头，周少兰俯下身去，用嘴一口口地吮出了堵在喉头的血块和浓痰，徐海东的呼吸变得均匀了。周少兰并没有想到：这不仅吮回了徐海东的生命，也吮出了他俩的姻缘。

由于伤口总不能完全愈合，加之天寒地冻，部队频繁转移，徐海东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但在周少兰这个瘦弱的小姑娘面前，却没有一点脾气，憨厚的脸上露出少见的微笑。细心的吴焕先政委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周少兰说：“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得好好照顾他。以后我还要给你做媒呢！”

1935年10月，周少兰在陕北永坪镇嫁给了她精心护理多日的徐海东，并改名周东屏，取“海东屏障”之意。

全国抗战爆发后，部队里有了从大后方来的不少女学生，年轻漂亮又有文化。一次，有人半开玩笑地对徐海东说：“要改组吗？我给你介绍一个。”

改组就是换老婆。徐海东当即呵斥道：“屁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患难夫妻，又是亲密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

徐海东素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历经百余战，仅在鄂豫皖苏区十年间就负伤8次，身上留下了十几处伤痕。由于常年征战，多处负伤，积劳成疾，徐海东染上了肺结核，又患上严重的胃病。

1940年1月，徐海东在皖东指挥周家岗战斗后，肺病复发，一连十几天吐血，胸部肿得不能盖单被。周东屏就用一个铁丝架置在床头，再把被盖在铁丝架上。毛泽东从延安发电，安慰徐海东好好养病。电报的最后8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自此，徐海东卧病在床30余年，周东屏也守护了30多年。靠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周东屏精心的护理，徐海东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

1947年9月，中央送徐海东到大连海滨疗养。一位留学美国的医学专家和一位苏军名医给他做检查，发现其肺部已大部分失去功能，吃惊地问：“你是吃的什么好药才活到今天的啊？”

徐海东指着周东屏说：“问她好了。她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两位专家了解情况后，感叹道：“真是奇迹呀！”徐海东深情地说：“我能活到今天，都是我夫人的功劳。要不是她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为我操持，我可能早就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

1951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到大连看望徐海东时，握住周东屏的手说：“我代表党中央感谢你，你为党做了很好的工作。海东同志的病能好转与你精心照料是分不开的。”

甘泗淇与李贞：模范干部 革命夫妻

1935年11月19日，贺龙、萧克等率红2、红6军团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险的路途。出发前，红2、红6军团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把部队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与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因此，红2、红6军团中的女红军并不多，其中就有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夫人李贞。

长征中，李贞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咬紧牙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金沙江，翻越了风雪漫卷的夹金山，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草地，不仅没有拖累部队，而且时刻关心战友们的安危。李贞回忆道：“那时，官兵关系亲如兄弟姐妹，情同手足，谁也不愿意让一个同志掉队落伍。”由于部队骡马很少，许多领导都把坐骑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尽管自己也是位女同志，但生性刚强的李贞坚持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

许多年后，李贞回忆起长征中吃的苦，曾感叹道：“特别是我们这些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日夜兼程行军打仗，女同志头发里都长满虱子，一梳就呼呼往下掉。有一些女同志身怀有孕，挺着大肚子行军打仗。尽管领导和同志们关心、照顾我们女同志，把干粮让给我们吃，把马让给我们骑，可还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气力。”

翻越夹金山时，李贞完全是爬上去的，手和膝盖都磨出了血泡，钻心地痛。快走出草地时，她又患上伤寒，发起高烧，昏迷不醒。当时部队缺医少药，经费困难。为了不给组织增加麻烦，甘泗淇将自己珍藏的唯一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在哈达铺一个临时医院换了几副草药，才把李贞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饥饿、劳累、疾病把李贞折磨得不成样子。甘泗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李贞不能喝冷水，他就把水壶揣在怀里；不能骑骡马，他就背着她走。战友们主动做了副担架，准备抬着她走，可李贞死活不答应。最后在军团首长的命令下，由甘泗淇抬一头，她才勉强同意了。李贞回忆道：“病稍好了一点，同志们把我绑在马背上过了渭河。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要战胜困难，坚持下去。”

命运似乎要有意考验这对患难夫妻。李贞刚刚康复，甘泗淇又病倒了。李贞日夜陪伴在丈夫身旁，精心护理。漫漫征途见证了二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真情。贺龙、任弼时称赞道：“你们可真是我们长征中的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啊！”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唯一的开国女将军。而他们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对将军夫妇，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