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加紧制定夺取全国政权、创建新中国内政方针的同时，还从处理沈阳等大城市接收过程中出现的外事纠纷开始，把外交战略问题提上决策日程，从而确定充分体现独立自主精神的新型外交方略，彻底恢复和巩固中国的独立与主权。
一月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不承认”政策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接近尾声，陈云带领接收班子进入沈阳。因为接管工作时间紧迫，军管会没来得及设立单独的外事机构，而由市长负责外事工作。由于缺乏外交经验，在处理美英领事馆电台等问题上面临被动局面。
陈云把这种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并请示外交应对方针。周恩来于11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我们对他们现在的领事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为普通侨民的方针，领事馆的电台原则上必须由军管会封存代管。
1948年11月28日，陈云向东北局并转中央提交《接收沈阳的经验》报告，在总结接收工作的成功经验后，还检讨了接收工作的不足之处。沈阳接收中出现的外事问题，促使毛泽东和周恩来把外交战略的讨论制定，提上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重要议程。
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此前提出的“不承认”立场加以肯定，并把这种“不承认”的外交政策形象地称为“另起炉灶”。为更好地实施这一外交战略方针，1月19日，由周恩来起草并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下发全党。这一外交指示既阐述了“另起炉灶”的外交原则，又规定了如何处理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关系、海关税收、外国传教士以及其他外国经济文化机构及外国人入境等具体政策。还专门谈到如何设立外事组织问题，其中规定，目前在哈尔滨、沈阳、北平、天津、济南5个市的市政府内应成立外国侨民事务处及公安局内设外国侨民管理科。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另起炉灶”外交战略方针，包括1月中旬制定下发的具体外交政策文件，为妥善处理夺取天津、北平等大城市后带来的复杂外事问题，提供了行动准则和操作办法。天津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后，在军管会内当即设立了外侨事务处。两天后黄华和章文晋奉中央命令离开西柏坡赶赴天津市，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和副处长。外事处依照政治局会议的“不承认”外交方针和即将下达的中央外交工作指示精神，处理各种涉外事务。
与米高扬会谈时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
毛泽东对中苏关系极其重视，但他与斯大林之间却存在一些分歧。为了加深相互了解，让斯大林全面掌握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和中共内外政策，从1947年初开始，毛泽东曾经数次准备秘密访问苏联，特别是1948年4月致电斯大林要求访苏，准备与斯大林讨论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和中苏关系等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战局发展离不开毛泽东，加上安全考虑，就没有同意毛泽东访苏的请求。但在1949年1月，他委托米高扬来华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中共内政外交政策。
1949年1月31日午后，毛泽东在西柏坡家门口迎接斯大林派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刚见面，米高扬就表示，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托来听取毛泽东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从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
在谈话中，毛泽东主要介绍了解放战争的情况以及新中国内政方针的设想，同时也向苏联客人谈了外交方针政策。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提出了新中国要采取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方针，即“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旨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以便为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为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关系铺平道路。
关于斯大林最担心的美国会不会对解放战争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问题，毛泽东说，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用物资大量供应蒋军。总之，国际形势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很有利。
1949年2月6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住处为他送行。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米高扬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深入会谈，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促使斯大林消除对毛泽东的思想隔阂，开始积极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确定“一边倒”外交战略
按照一月政治局会议的要求，从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和总结讲话。
在3月5日所作报告的第七部分，毛泽东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新中国外交的下列大政方针。第一，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获得真正独立的前提，就是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控制权。第二，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第三，现在乃至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不应急于去解决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同时，新中国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对于前期提出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大外交方针更加深刻而清晰的阐述。
在3月13日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说明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特别是中苏关系问题。在报告中，他提到了“两大阵线”问题，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线和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他指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反帝国主义性质，就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外交的一项最重要的战略抉择：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关系。可见，在美苏两极对峙的国际冷战格局下，毛泽东开始确立新中国的战略定位，实际上就是不久后宣布的“一边倒”外交战略。
毛泽东和周恩来恪守外交战略原则的坚定性，但又保持外交策略上的灵活性。这种外交策略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新政权并不断绝与美国的官方联系。1949年4月中旬，周恩来在北平接见黄华时说：过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要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
南京解放后，黄华奉周恩来之命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从5月中旬至7月下旬，黄华同司徒雷登进行了多次会晤，6月28日还向司徒雷登转达周恩来的指示，同意他去北平并与当局会晤。司徒雷登表示极为高兴，决定将此事报告美国国务卿。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重视中苏关系，把它放到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对美国并不抱幻想。在美国决策者向司徒雷登发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指示前后，毛泽东于1949年6月底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向世界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外交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