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为什么选择毛泽东
李明圣
油画《毛主席在井冈山》，郑洪流，1977年
从“八七”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的艰难曲折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频繁更换期，也是毛泽东从中央特派员到根据地领导人到全军统帅再到全党领袖的发展崛起期。彭德怀说：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一语中的，揭示了问题的本质。
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扎稳了根
毛泽东的主张，曾经被那些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年轻领导人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那时候，毛泽东读马列不多，还真是在山沟里开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行程，积累了最高领袖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和理论基础。
起义失败，上山成功，一起一落，开辟井冈山道路。陈独秀下台以后，瞿秋白、李立三及王明、博古先后主持中央工作，他们也是马列主义的信仰者，都希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但都没有找到走向成功的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以后带着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既为形势所迫，也是出于自觉。当时起义部队只剩1500余人，不可能按原定计划夺取长沙。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大本大原问题，研究过实业救国，追求过工读互助、地方自治，从事过学运、工运、农运，是党内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先知先觉者，
【“不愿意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意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1927年9月20日，秋收起义失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对起义将士说：
【“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这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可是当时的共产国际、临时中央和党内许多人依然照搬苏联十月革命模式，企图用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夺取政权，认为毛泽东的做法离经叛道。1927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瞿秋白主导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这个决定过了四个月传到井冈山，毛泽东已经攻克茶陵、遂川、宁冈县城，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准备迎接朱德、陈毅上山了。一起一落之间，毛泽东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油画《三湾改编》，许宝中、李泽浩，1977年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两起两落，确立党指挥枪原则。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义，共产党手中有了枪杆子，但怎样掌握枪杆子的问题并未解决。
领导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实行部队内部民主，提出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制定优待俘虏政策，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一套前所未有的建军、治军思想。但是，这支由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平江起义余部和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组成的军队，以农民和旧军队官兵为主要成分，不少人并不适应这套全新的制度安排和严格的纪律约束，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刘安恭，一到红四军就挑起了军中矛盾。从1929年5月上旬起，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书记专政”“家长制”等意见沸沸扬扬。
6月22日，被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落选，陈毅当选前委书记。会后，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养病读书，指导地方工作。9月下旬，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召开第八次党代会，会议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
10月22日，陈毅带着中央指示信回到根据地。指示信肯定红四军成绩，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强调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11月18日，朱德、陈毅致信毛泽东，派部队接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12月28、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解决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两起两落之间，毛泽东理顺党与军队的关系，其建军治军思想变为全军上下的广泛共识。
游击战，运动战，三起三落，创造毛泽东作战思想。毛泽东一介书生，既非行伍出身，也未上过军校，只不过儿时爱读《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18岁那年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列兵，上井冈山多少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国民党对毛泽东、朱德所部一次次“进剿”“会剿”“围剿”，逼着兵力、装备、军事素质均处于绝对劣势的朱毛红军，利用有利的地形和民意基础，以游击战、运动战方式迎敌，创造了“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
但是，这套通过了战场考验的克敌制胜之道受到“左”倾领导人的不断批评。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右倾。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其军事领导职务被撤销。1933年1月，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总负责人博古迁到中央根据地，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打击那些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
1934年10月，博古、李德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突围，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山穷水尽，才不得不让毛泽东东山再起。三起三落之间，毛泽东的原创性战略战术成为公认的真理。
博古的教条主义领错了道
从1931年9月到1935年2月，博古当了4年多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年纪轻，资历浅，没业绩，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24岁就担任党的最高负责人，是在半推半就之中被王明等人推上他并不擅长的总负责岗位的。博古的问题主要是经验和能力问题。博古的失败，架起了毛泽东从地方领导人到红军统帅的桥梁。
脱离国情，不接地气，从学校到机关，没读懂社会这本书。博古是个书生，1907年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家境清贫，17岁开始编辑《无锡评论》，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3岁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年4月任团中央书记，5个月后直升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博古涉世不深，阅历不足，充其量在书斋和机关从事过3年又9个月具体工作，对社会的认识尚在启蒙阶段，满脑子都是刚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版马列主义，还没来得及消化吸收、接上中国的地气。毛泽东年长博古14岁，出身湖南湘潭农家，在农村的泥土中滚大，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学风的影响，自幼好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切身经历过清末民初的社会巨变，成功领导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担任过中共中央中央局秘书、组织部部长、农委书记，代理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创建过湖南的共产党，筹组过湖南的国民党，对中国社会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博古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入主中央之时，毛泽东脚踏实地，已经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山沟里形成一套理论，带出一支军队，占领一块地盘，成为这里的精神领袖和最高领导人。
油画《反“围剿”的胜利》，崔开玺、郑洪流、张文源、艾轩
照搬教条，不善实务，从学生到领袖，没上足政治这堂课。不到两年，博古完成从回国留学生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过渡，在政治上远未发育成熟，是一个早产的政治领袖，根本适应不了当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博古“左”倾中央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火箭式提拔重用一大批留苏青年学生，排挤打击经验丰富的各级领导干部，引起党内矛盾；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连战连败，损兵折将，引起军队不满；政治上搞关门主义，断定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拒绝与抗日反蒋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合作，错失第五次反“围剿”大好时机；经济上搞竭泽而渔，过度借粮征兵，滥发纸币，弄得中央苏区民心动摇，经济衰退。
本来是博古的同学和支持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不满博古所作所为而加入毛泽东阵营。负责军事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也转向支持毛泽东。博古弄得四面楚歌、天怒人怨，成了孤家寡人。毛泽东则不然，秋收起义失败后成功退往井冈山，改编袁文才、王佐绿林武装，整合朱德、陈毅及彭德怀带上山的起义部队，领导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长征途中取得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支持，均非常人所能为，表现出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领导力。
油画《湘江·1934年》，张庆涛
盲从顾问，不懂军事，从笔杆到枪杆，没闯过战争这道关。战争年代，党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懂军事，善谋略，会打仗，能带兵。博古的倒台，军事失败是导火索。
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之前，从未与军事沾边，到达中央根据地以后，一味依赖军事顾问李德，把红军指挥权托付给了这个不懂中国的德国人。李德有点欧洲作战经验，在苏联受过军事训练，面对国民党50万大军的第五次“围剿”，指挥数万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装备，“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守”“短促突击”，以阵地战方式硬拼消耗，结果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又损兵折将，减员过半。
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博古与李德彻底失去红军将士的信任。毛泽东是个军事天才，从井冈山到第四次反“围剿”，五年的战争实践一再证明，只要有毛泽东指挥或者按照毛泽东的办法指挥，红军就打胜仗。
博古、李德的失败，再一次说明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这个灵魂。博古时期，毛泽东先后被剥夺党权、军权、政权，靠边站二年多，遭遇平生最惨重的打压，但终究没有被压住。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走错了路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级人物，也是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者，资历不比毛泽东浅，地位不比毛泽东低，实力不比毛泽东弱。张国焘的问题主要是格局和党性问题。张国焘的失败，巩固了毛泽东不可撼动的军事统帅地位。
油画《北上》，高泉，1996年
资历深，道行浅，另立中央，导致政治孤立。张国焘1897年11月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官绅地主之家，北大学生领袖，22岁参与领导五四运动，23岁协助李大钊筹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24岁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一大到六大，除三大外，张国焘长期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一大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四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五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六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国焘最大的败笔，是长征路上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张国焘自立中央，推翻共产国际认定的领导集体，未报共产国际批准，没有经过党内选举，既在程序上不合法，又与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为敌，也受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及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的批评、抵制和反对。后来，连张国焘的心腹、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分裂不得人心，张国焘孤立了。
红军血战百丈关（解放军报）
能力强，胆识差，南下打成都，导致军事失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雪山草地会师时，只剩1万多人，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张国焘与毛泽东的斗争，是南下与北上之争。毛泽东判断南下是绝路。张国焘扬言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
张国焘错了。张国焘错在自恃人多势众，要挟中央，想当中央军委主席，被私利与权欲蒙住眼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醒张国焘，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张国焘置若罔闻。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南下红军在川西北易守难攻的深山绝壁、峡谷激流地区艰苦转战两个多月，1935年11月中旬，在川西南的战略重镇百丈，遭到死保成都的四川军阀刘湘和一直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共20多万大军的猛烈围攻。
百丈之战打了7天7夜，伤亡近万人，以失败告终。张国焘率部退守天全、芦山一带与敌对峙。三个月以后，薛岳部和川军主力再度进攻，红四方面军被迫北撤，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向道孚、炉霍、甘孜转移，退守西康北部贫瘠地区。
此时，毛泽东已经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与红二十五军及陕北红军会师，接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与张学良、杨虎城、高桂滋的统战关系，在陕北站住脚，并开始东渡黄河、打通山西的重大军事行动，获得政治和军事的主动权。
野心大，器量小，徘徊西康，导致经济破产。张国焘南下失败，根本原因是四川进不去，西康待不住。1935年9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致电张国焘“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地形利于敌封锁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两天以后，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
但张国焘权迷心窍，一意孤行。因百丈之战失利而退守天全、芦山期间，正值严冬时节，那一年气候反常，天降大雪，异常寒冷，有些外出筹集粮食的战士活活冻死在雪地里。败退西康北部，那里山高谷深，地广人稀，物产匮乏，语言不通，民族隔阂，上层土司、喇嘛暗中破坏，解决红军5个军、4万余人的粮食、蔬菜、医药问题十分困难，只得实行青稞统制、宰牛统制政策，定量分配青稞和牛肉，并成立了一个由总司令朱德为主席的野菜委员会，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之中，搜寻可以充饥的食物。藏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令人恐怖的伤寒病夺去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其中有好几位师长、团长级干部。
进退两难之时，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在中央与张国焘之间联络协调，呼吁张国焘北上，给了张国焘不少台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本来就赞成中央北上方针。东出或南下之路已被堵死。张国焘只得借坡下驴，同意北上。张国焘曾经辉煌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张国焘会合，遇到平生最严重的挑战，但终究没有被战胜。
王明的机会主义唱走了调
王明1904年5月生于安徽省六安县一个教师和小商人家庭，5岁上私塾念书，8岁写春联卖钱，9岁开始写诗，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一生，在苏联留学4年，工作6年，养病21年，最后客死莫斯科。王明的问题主要是立场和人品问题。王明的失败，成就了毛泽东毋庸置疑的政治领袖地位。
油画《遵义会议》，彭彬，1977年
满腹经纶的极左领袖，熟读经典，目空一切，替苏联人说话。从留学苏联到主导中央政治局，王明只用了6年时间，有三个原因：天资聪颖，善于投机，尤其是俄语和副校长米夫主讲的马列主义课学得好，受到米夫赏识；在中山大学残酷的反托派斗争中初显宗派斗争才能，帮助米夫夺得中山大学校长职位，成为米夫心腹；回国后与博古等人一起站在国际路线上反“立三路线”，恰好碰到米夫来华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便一步到位进入政治局。
米夫曾经找二三十名不同意王明当政治局委员的干部谈话，声称王明是马列主义水平最高的布尔什维克，是反“立三路线”最卓越的战士，是最优秀的党的领导，是百分之百执行国际路线的，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于是，王明带着他的政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姿态，一方面用“斗争干部”“新生力量”（大批留苏联学生），“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一方面“钦差大臣满天飞”，用中央代表、巡视员督导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后来，上海待不下去了，王明赴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赴中央根据地工作，便临时委托博古总负责。
博古的教条主义，其实执行的是王明路线。王明也好，博古也罢，共同特点是在苏联学习，被苏联提拔，听苏联指挥，机械地充当共产国际的传声筒和代言人。
颐指气使的钦差大臣，越俎代庖，自搞一套，给蒋介石帮腔。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心骨的领导集体。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根据地。1935年12月的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军队整合为一个整体。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促使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共产党由“非法”变“合法”。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确立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正当各项工作顺风顺水之时，1937年11月29日，王明坐着苏联飞机回到延安。王明讲“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斯大林同志派回来的”，“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也唬住了很多人。
王明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越位定了不该定的调；在武汉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期间，不经请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声明，甚至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以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越权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与中央分庭抗礼，居高临下批评中央书记处，向根本不在其职权范围的八路军及其他党组织发号施令，拒绝在武汉发表毛泽东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越界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客观上给共产党添乱，为蒋介石帮忙。
王明在国共冲突时期极左，在国共合作时期又极右，“左”也好，右也罢，都源于不顾中国国情，死搬硬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在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与中间势力的关系时，站错了立场。
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旧址（中国军网）
孤立无助的政治怨妇，神话破灭，政治破产，为自己叫屈。王明的政治本钱，除去共产国际的扶持，就是那张能说会道的嘴。1938年3月，王明提议派曾经留学苏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斯基询问，王明是否有把自己的意见当中央意见的倾向？是否总是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是否与毛泽东处不好关系？王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38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回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指示：
【“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2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王明在会上提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够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王明留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务。
王明的领袖梦破灭了，嘴依然不闲着，在延安不停地发文章，不住地作报告，并且不识时务，重印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还做了许多私下串联、背后告状的小动作。延安整风，王明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但拒不认错。1950年10月，王明首次赴苏联养病。1956年1月，王明再度赴苏联养病，从此一去不返，在苏联著书立说，专事谩骂毛泽东和自我吹嘘、自我申辩的工作，直到1974年3月离开人世。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一副马列主义理论家和中共中央太上皇架势，毛泽东碰到平生最激烈的竞争，但王明终究没有争赢。
陈独秀失败以后，瞿秋白失败了，李立三失败了，博古失败了，张国焘失败了，王明也失败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在理论上解决了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实践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历史选择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