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藏着中国援外的逻辑密码

徐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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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换了人间”的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中国，正迎来从“站起来”“强起来”到“富起来”的崛起，如今在国际交往中也量力而行地适当增加了援外。但近年来国内一直有援外“打水漂”的担忧，还有人抱怨国内还有贫困人口时为何向外“撒钱”。其实如果拓宽视野，通过忆往昔峥嵘岁月，回顾自身所走之路，人们就能看到中国的崛起需要受援，同时也应援外，二者相辅相成才铺就发展之路。

自从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华和其他封闭国家的大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就连成一体，相互交流和帮助才促成人类的共同进步。近代中国在革命斗争进程中，曾一直争取外来援助。孙中山从1905年在东京创建同盟会开始，直到1924年正式联俄实行国民革命，就相继向日本、欧美和苏联争取过财政支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起，也长期接受共产国际的援款，如在上海召开一大的会务费包括13名代表每人150块银元的旅费,都是国际代表马林所付,当时中国穷知识分子也掏不出这笔钱。此后十几年间中共中央隐蔽在上海进行活动的经费，有很多是由莫斯科转账，只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到农村根据地后才必须靠自己奋斗来筹款。

当年中国人接受外援，伴随着受到外来干涉的不愉快经历。如共产国际代表能向中共党内发出错误指导并指手画脚，就是自恃“财神爷”的身份。毛泽东后来一直强调自力更生，在1941年苏联因卫国战争爆发而中断援助后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才能不受斯大林的限制取得革命胜利。反之，蒋介石总是依赖外援，如全面抗战八年间国民政府的军费有一半是靠苏联、英国、美国援助和海外捐款解决，结果在抗战前夕美苏达成严重损害中国领土权益的《雅尔塔协定》，蒋介石虽恼怒不已却只能咽下苦果。此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和逃台之后，都要依靠美援，但山姆大叔从来不是“洋雷锋”，向其求援必须付出将自己绑到美国战车上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在争取外援时从来强调独立自主，对外援助时也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事实证明，若抱着给他国钱就要让其服从自己的观念，最终只能既伤人又损己。

新中国刚成立，在接受苏援的同时又开始对外援助，抗美援朝战争就直接花费了62亿元人民币(新币)，并欠下30亿元对苏武器欠款(这些在1960年之前就已还清，此后归还的是经贸欠款)。这一款额在战时三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虽只占13%，对经济极其困难的中国而言仍是不小的开销。不过这次援外的结果，确如毛泽东在出兵前预料的那样——“参战利益极大”，中国得到苏联援华著名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项目而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自身国际地位也有了极大提高。

后来中国对外援助曾有超出国力之处，对有些受援国曾出现错判，但总体上对改善自身处境很有益处。试想，若不在朝鲜、越南击败美军，若没以自力更生和争取苏援相结合搞出“两弹一星”，尼克松岂肯在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到北京来？西方国家又怎会同中国平等相处？后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恰恰也争取到西方的贷款和技术，日本也对华提供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和少量无偿援助。从长远看，适时适当的援外对自身发展也有利，对中国的援外一味抱怨的言论实属不明天下大势的肤浅之见。

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一国遇灾祸而各国施以救援已成共识。在世界上自认为是负责任的国家几乎都有援外支出，想维护全球超强地位的美国就向10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每年总额都有几百亿美元。这笔钱在其高达1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中微不足道，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上台后却还嫌多而主张缩减1/3。日本的经济总量现已不到中国的四成，每年援外都在5000亿日元(折合50亿美元)左右，目的就是扩大影响以提高国际地位。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2/3左右，适当援外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应有之义。

现在国内有些人并不注意也不了解中国援外的总体数额，所发议论经常带有夸张性和情绪化。笔者曾仔细读过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里面列举的数据表明，当时中国年度的对外援助金额还在300亿元人民币(按汇率折算为46亿美元)之内，其中包括日后需要归还的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无偿部分不过40%。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援外金额虽有所增加却仍有限，出口信贷额也远远大于援助额。这些信贷以市场利率为基础，是实现双赢而非单方赠予。

天总有不测风云，一些受援国和对华经济合作国可能出现政局变化或其他情况，进而影响中国的援外和双边经贸，但这在总体上概率不高。过去获得大量美援的本·拉登集团和伊朗等国，在国际形势变化后与美国反目成仇，这些都可以说是美国对外援助的失败案例，但美国并没因此改变援外政策。中国的援外方针又与美国不同，并非想控制他国而是强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现在又吸取过去的一些教训不搞恩赐主义而坚持量力而行，应该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国与国之间的援助应该是相互的。笔者还记得16年前作为军事代表团成员赴巴基斯坦时，只要穿着中国军装在公开场合出现，往往都会受到当地民众由衷的欢呼。他们非常感谢中国在危急时给予的援助，同样我们也知道在西方对华技术封锁时，是巴方转手售来先进飞机和其他一些装备。我到莫斯科同俄罗斯军事科学院的苏军老将领们相会时，大家谈起中苏友好互助的岁月都表露出怀念之情，不禁一同高唱《莫斯科—北京》那首老歌。如今的中国，正面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局面，推己及人，就可看出恰当援外最终既利人又能益己，有远见者又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