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

周  红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衰败，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中共中央的当务之急。中国政府秉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的准则，筹划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为“防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极力阻挠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封锁、禁运给新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严重阻碍了新中国获取发展国民经济所急需的国外物资及技术。陈云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直接参与并领导了“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围绕对外贸易工作提出了若干卓有成效的反制措施，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扫清了障碍。目前，学界研究陈云的成果颇丰，从总体上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的成果也有一些，但鲜有专文研究陈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本文拟利用国内外档案资料’探讨陈云如何巧妙利用西方国家对于封锁、禁运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审时度势，多策并举，为这场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期进一步深化陈云研究。

一、陈云对新中国遭遇封锁、禁运的预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形成，冷战开始后，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采取仇视的态度，实行遏制、孤立、封锁的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在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报告中断言：“在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现实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地在经济领域中产生”，这“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1948年年底，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在经济层面上主要表现为有限发展与中共的经济联系，以期既防止中国过分依赖苏联，又预防中国共产党因繁荣的贸易关系而得到巩固。

敌对势力运用经济手段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斗争实践以及陈云的革命生涯中早有先例。20世纪30年代，陈云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时，曾领导苏区人民开展经济斗争。面对苏区遭遇的大范围的经济封锁，他提出要建立合理的生产合作社、打造更好的国营企业等合理化建议。40年代，陈云在延安主持经济工作时，面对敌人的层层包围与封锁，他主张采取对重要的出口物资实行统销、对重要的进出口口岸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将外贸物资进行统一计划经营，最终实现了边区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和金融的平稳运行，从而稳定和发展了边区经济。尽管在中央苏区及延安进行的反封锁斗争的范围及程度有限，也并非是专门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但对于当时缺乏丰富治国理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仍旧是一笔不小的思想财富。

正是在总结以往斗争经验以及科学评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基础上，陈云对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对华采取的经济封锁与禁运做出了准确预判。1949年7月，刚刚解放不到两个月的上海由于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物价、金融波动，经济恢复工作和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冲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工作的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赶赴上海，就上海的经济情况进行调研，力图从中研究并寻找出解决全国财经问题的方法。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财经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在8月8日的会上，陈云在分析军事和经济形势后提出了“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的问题，他强调，这种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更有经济上的封锁，“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尽管这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封锁、禁运还没有完全铺开，陈云还是在充分调査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他初步设想了应对封锁、禁运的若干解决办法，如在中国北方寻找出口通道，降低出口货物价格，利用香港作为进出口中转地，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寻找可能的突破口等等。陈云提出的这些措施有根有据，切实可行，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也为此后开展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即将提上日程的新任务、新课题上，陈云能够想在前面，研究在前面，总结实践经验在前面，因而能够预作筹谋，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决策性的建议。这些重要的决策性主张和建议，不仅对“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或借鉴作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陈云在“建国以后的建设中，他所提出的这类预为筹谋的决策性主张也为数不少，而且大多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采纳。党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中都有陈云的贡献在内。这也充分表明陈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地位”。

二、冷静应对“有限禁运”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内外形势验证了陈云的预判，1949年11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国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新中国成为封锁、禁运的重点对象。出于防止中国与苏联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离间中苏两党关系的考虑，美国等国对华贸易管制程度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略显宽松，实行有限度的而非全面禁运，仅对战略物资实行许可证制度。尽管此时封锁、禁运的程度相对较低，陈云在配合中共中央实行诸如增产、节约等措施来调整国内经济以对抗封锁、禁运的同时，仍坚持从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长远角度着手，对当时对外贸易的方式、方向和体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着重在对外贸易领域与西方国家开展封锁与反封锁、禁运与反禁运的一番较量。

（一）动员全国人民，树立打破封锁、禁运的信心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共产党人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法则之一。陈云深知，要想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首先要坚定信念，树立必胜的信心，绝不能被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所吓倒，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为此，陈云利用在各种会议上讲话的机会鼓舞大家坚定胜利的信心，如1949年10月陈云在海关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

对于私营工商业者和党内外一些同志对封锁的担忧，他强调指出：

【“现在，我们的困难比从前小得多了。全国就要完全解放，人口有四亿七千五百万，还怕什么帝国主义封锁？现在的条件，比井冈山、延安、敌后根据地以及‘八一五’以后的情况都好，只要与老百姓结合在一起，我们是能够自力更生地克服一切困难的。共产党人是在困难中成长的，他的长处是善于克服困难。”】

同时，陈云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视为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他以革命时期的苏联为例指出：

【“虽然当时苏联内有战争，外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攻击，没有外援，但是经过三十二年的努力变、得强大起来。这证明了这种社会制度是最进步的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执行‘一边倒’的方针，就有办法克服困难”。】

陈云还以辩证的方法对封锁、禁运进行阐述：

【“敌人的封锁虽然给我们造成困难，但后果将是促使我们更快地达到自力更生”。】

陈云的动员与鼓励对消除私营工商业者的担心、坚定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信念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面对的是军事上的封锁与围堵，对于经济斗争经验不足、认识不够深入，陈云反复强调经济斗争的重要性，他告诫财经工作人员：“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而这个斗争“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上海的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中国共产党要与这种错误言论进行斗争，并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立足长远，加强外贸制度建设

除了在思想上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陈云还极为注重外贸制度建设，将制定并实施统一的外贸管理体系和制度作为开展外贸工作的首要问题。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共有私营进出口商4600家，资本1.3亿元（按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经营额约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3，其中出口占全国的一半。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新中国控制外汇和重要的进出口物资，不利于统一指挥“反封锁、反禁运”斗争。早在1949年6月，陈云便指出：“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假若天津是一种规定，上海是另一种规定，这就不行。”10月，陈云再次指出，在对外贸易的政策方面“现在各地区都有初步规定，将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要对各地外贸进行更严格的审议，哪些货品准许进口，哪些限制进口或禁止进口，都要作出规定”，“海关管理要走向统一”。新中国成立后，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正式发布，其中明确规定国营贸易和外汇实行统一管理。此后，各口岸相继建立起对外贸易联合办公会制度。1951年5月，中财委发出指示：在当地财委统一领导下，加强贸易、海关、银行、航运四位一体的结合，齐一步调；贸易、海关、航运、银行均应及时检查修订其原有工作制度，务使有利于组织走私反禁运，而不是妨害了它。6月，中财委再次指示各口岸：“目前为加强各口岸反禁运反封锁之斗争”，“联合办公会制度亟应加强，一律由各区财委及区贸易部主持”。这样，在陈云的倡导下，国家统一管理的以国营外贸为经营主体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为取得“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三）争分夺秒，增加外汇收入

有了思想保障和制度基础，陈云还在增加外汇收入上进行了谋划。要进行对外贸易，必然要求储备一定数量的外汇资金，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外汇资金十分匮乏，难以满足需要。由于此时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的是有限的封锁和禁运，中国对外贸易之门并没有被完全关闭，仍然可以开展少量的进出口贸易。为使国家掌握更多外汇，陈云于1950年年初向中央提出开展对外贸易的具体规划。他建议国营贸易公司大量经营对外贸易；基本上取消对外贸易的易货制度，严格执行出口结汇制度，加强进出口的管理与计划性；在人民币币值不稳定的情况下，要允许汇入侨汇作原币存款，于提取时按当日牌价兑给人民币等措施。这些举措的落实使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了基本保证。有了外汇，还要“好钱花在刀刃上”。陈云主张“进口什么东西，要严加管制”，必须优先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和重要物资的进口，不急需进口的坚决不进，量入为出，务必使得之不易的外汇收入用在最紧要的物资上。

三、多管齐下，打破“全面禁运”的阴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扩大了对华封锁、禁运的范围，以配合其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进攻，以期引发中国的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美国又加强了对输入中国的物资和驶往中国船只的控制，同时取消所有已经核准出口至中国的特种许可证。12月，美国宣布对华实施全面封锁和冻结外汇。1951年5月，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8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另一个针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出口管制的法案，即巴特尔法案，并坚持美国对禁运范围的单独审核权。1952年9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内又增设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国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华禁运的管制。

面对上述针对新中国的疯狂封锁与全面禁运，陈云在中央的统一指示和部署下，迅速组织和领导相关部门及人员对现实状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研究，制定了周密的对外贸易工作方针和“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策略。

（一）抓紧时机、抢运物资，启动紧急应对措施

1950年12月初美国宣布对华实施全面封锁后，陈云立即做出反应，就全面禁运对华进口造成的不同影响和损失进行分析并提出方案供中央参考：如果美帝没收或扣留我已装船货物，冻结我未装船货物，那么我将损失1800余万美元；如果美帝只没收或扣留我已装船货物，对未装船货物部分我在短期内能退购，则损失将只及700万美元；如果我能退购未装船货物，并将装运在途之货物，设法转运其他口岸，或转售给别人，损失将减少到最低限度。陈云建议中央要准备应对最坏的可能，但争取尽可能好的结果，即通过退购、转售货物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我国的外汇损失。陈云还提请中央注意“预防美帝可能在短期内下令冻结”，“并胁迫其附从国家采取同样步骤”，建议中央抢占时机，及早做准备。

在对情况做出进一步分析后，陈云抓紧时间制定了紧急应对措施。1950年12月初，美国发布《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加强命令》、《港口管制法令》，企图扣留通往中国的所有物资。12月12日，陈云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七项紧急应对措施：

【“一、即令各地停开一切向美日的购买证及许可证。二、即令中央贸易部限期退购一切已开美、日两国的购买证；将撤回的外汇经转存别国手续后，立即抢购任何物资运回。三、装运在途的美国货物，应着即与原代理行接洽。由银行担保，转装远东其他口岸或即委其转售，退回外汇。四、向西德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订的货物及英镑区的订货，应尽速抢运，否则撤汇，或改买其他现货立即装回，以争取时间。五、即在中立国的存款，也应购货运回，以策万全。六、我们正在考虑出口的新方式，在未有决定以前，已着令各地除易货外，一律暂停签发出口许可证，以免出口外汇遭受冻结。但此措施，只由内部掌握，不向外宣布。七、改变今后在国际贸易上的做法，一般的采取易货办法，凡须现汇购买者，须货到付款或付货；否则宁愿不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以后准备少做。在易货的做法上，尽量缩小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结算差额，以减少贸易外汇遭受冻结的危险。”】

15日，中共中央就这些应对措施批示，同意“所提在美对我经济封锁后的七项对策，并将来电转发各地，望各财委根据中财委批示配合进行”。此后，国内有关部门争分夺秒开始抢购、抢运、转售、退购物资，尽可能地减少了因美国等国对我进行封锁、禁运造成的外汇损失。陈云的上述建议，不仅有利于中央尽快掌握全面禁运后的情况，及早出击，挽回一些损失，还化被动为主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面禁运对新中国的冲击。

（二）审时度势，快速调整贸易方式

继提出紧急应对措施后，陈云开始深入思考在全面禁运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方式问题。在总体分析当时中国的进口与出口情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两种办法：一是“继续照常地卖成欧洲外汇出口”。这种方式是中外出口商人比较欢迎的方式，也能增加中国的外汇收入，但因世界局势动荡不定，中国进口货物及外汇存在被冻结的风险。二是将“最次要的少量出口品才能卖成欧汇出口，基点放在易货上”。在权衡利弊后，陈云果断决定改变在有限禁运时期采用的出口结汇制度，建议中共中央着重开展易货的贸易方式。1951年1月，陈云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美日禁出冻结、欧洲继续出口的可能性未澄清及我向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订货未回国以前，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出口政策，必须适合于进口的情况”，“至少六个月内我们的出口办法，应该是易货，而不是结汇”。

将贸易方式由结汇变更为易货，将会造成短期内中国出口减少、出口货物价格降低等问题，对此，陈云提出具体的补救方法：对出口农产品按将来出口的可能程度及国家的财力，一部分照常收购，一部分略减收购。对出口手工艺品及出口加工产品，则大部照常收购和加工，维持工人生活，而免救济。对于出口商人对易货贸易的担忧，陈云指出：“出口采用易货方式，把物资收购起来放着，又坏不了，等到有差价时，自然就有商人来了”，因此，他建议召开出口商人会议，向出口商人“说明易货贸易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许多出口品在外国仍有销路，资本主义国家也仍需与我做买卖，即令美国也仍然需我猪鬃、桐油”，并承诺“国家对进出口商人应予协助和指导”。通过说明情况来打消顾虑，并推动出口商与进口商联合起来寻找贸易机会，有效推动了易货贸易的顺利实施。此后，易货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开始逐步上升。

（三）另辟蹊径，拓展同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

早在1949年2月16日，中央就确定要优先发展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贸关系，新中国成立及“一边倒”战略的确立使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采取封锁、禁运政策之后，陈云将新中国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关系作为打破封锁、禁运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提出：

【“我们首先是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他们是会尽可能帮助我们的……这样就不怕帝国主义的封锁。”】

因此，他领导中财委采取各种措施，拓展对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一方面将原向西方国家出口的货物转为向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出口，且有步骤地调整国内出口物资的生产，以适应这些国家的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向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提出数年内中国对各种物资的进口需求，以利于这些国家进行扩大生产，从而为应对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封锁和禁运做好充足准备。1951年6月，陈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国家的经济合作对中国有极大的重要性，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效地反对了美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封锁。

经过几年努力，在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对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比重由1950年的32.9%上升到1955年的77.7%，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有所增加，出口商品中工业品的比重也逐年增长。中国的矿砂、大豆、茶、丝、花生等大多运销苏联和东欧，原来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钢铁、机械、精密仪器、化工、电材等禁运物资则逐渐转为依靠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供给。

（四）善于利用矛盾，打破禁运僵局

尽管西方等国联合起来对新中国进行封锁、禁运，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冲突。陈云准确捕捉并巧妙利用这一矛盾，在整个封锁、禁运时期，从来没有放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联系。新中国成立后，陈云进一步指示各地，尽量打开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局面。待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局势趋于缓和时，英、法、日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强烈要求美国同意放宽对华贸易的严格限制。陈云抓住这一有利契机，采取各种灵活方式，一方面积极同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发展贸易，同时尽量保持与美、英、日等国民间贸易团体的接触。以日本为例，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桥头堡，一直追随美国对华采取全面禁运政策，但这一政策受到日本经济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1949年11月和1950年2月，日中贸易促进会两次致信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表达了他们希望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愿望。1950年5月，贸易部将对日直接贸易问题报送中财委。陈云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目前中日间贸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即使有一些零星的、小规模的贸易，但由于要通过香港转口，致使交易成本增加很多。因此，同意日中贸易促进会派代表来我国谈判中日直接贸易问题。中国方面的表态极大鼓舞了日本国内众多商社开展对华贸易的决心，纷纷同中国方面签订贸易合同。1950年全年，日中贸易在出口方面达到日本贸易总额的2.4%，进口方面达到4.1%。对日民间贸易的进展极大打击了美国政府与其控制下日本政府的对华全面禁运政策，尽管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日贸易全面中断，但陈云一直未放弃对日贸易，继续为打破禁运僵局做出努力。

1952年4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临行前，陈云指示代表团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充分利用这次重要会议，创造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有利局面。在会议召开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在得到周恩来和陈云的指示后，在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公开表示愿意“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关系”。在会议期间及会后，中国又分别同英国、法国、荷兰、瑞士、芬兰、比利时、联邦德国、意大利、智利等31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或协议合同，贸易总额达2亿美元以上。尽管其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协议未能全部履行，但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截至1957年，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对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国的贸易额增长幅度尤为显著，这标志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华采取的封锁、禁运政策已走向失败。

四、陈云开展“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的经验与启示

在陈云的领导和组织下，经过一系列封锁与反封锁、禁运与反禁运的交锋，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1950年，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11.35亿美元，到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胜利完成时，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31.03亿美元，增长将近三倍。在此期间，中国先后与6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同21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表明中国人民赢得了“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的伟大胜利，也宣告了帝国主义者对新中国封锁、禁运政策的彻底失败。在这场“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陈云围绕对外贸易所采取的策略不仅有力回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孤立新中国的企图，还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成为党和国家开展对外贸易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

（一）树立不畏困难、直面挑战的斗争理念

在整个“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陈云满怀信心地断定，一切“帝国主义的封锁是一定要失败的”。中国人民有冲破封锁、禁运的能力和必胜的信心，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同敌对势力进行干涉与反干涉、封锁与反封锁斗争的经验总结，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的科学认识与正确判断。正是由于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直面困难的革命胆识，树立了全国人民打破封锁、战胜困难的坚定信念，从而能够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取得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的辉煌成就，为彻底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提供了保障。

（二）善于抓住矛盾，利用矛盾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斗争中，陈云深刻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并非铁板一块，在禁运等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矛盾。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现并巧妙利用西方国家间的分歧与矛盾，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通商贸易关系的原则，不放过任何同实行“禁运”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机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广泛接触，开展友好活动，增进彼此的了解，从而扩大西方各国在执行禁运政策上的矛盾与分歧，最终使西方的禁运政策陷入困境。

（三）审时度势、争分夺秒、灵活多变应对危机

在“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陈云始终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大局观，能够对局势走向及时做出准确的预判，能够根据情势变化采取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既抓紧禁运前夕的短暂时间大力抢购、抢运中国生产建设的急需物资，又在禁运开始后迅速调整外贸国家重点；既严格执行出口结汇制度，加强对进出口货物的管理与规划，又及时调整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方式，采用易货制度，规避外汇被冻结的风险；既坚定立场，坚持与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贸易的权利，又利用矛盾，推动民间贸易，努力打破禁运僵局。诸多措施的有效落实为最终突破西方对华的封锁和禁运铺平了道路。

尽管距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这场“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已过去60余年，此间国际形势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时至今日，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旧存在，国际贸易中的歧视性措施也屡见不鲜，封锁、禁运、孤立、遏制政策依旧迭出。重新审视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一段“反封锁、反禁运”历史，继承和发扬这场斗争中的成功经验，在开展对外贸易过程中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保持对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科学预判，秉承平等、互利、开放的原则，及时抓住机遇，善于利用矛盾，不断拓宽外贸渠道，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处理国家间经济贸易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