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收起义看毛泽东的农民情结及其启示
李健宁 阳国利
在以农业为主的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一直是政治家和革命家不可回避的中心问题。与此同时，农民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出发点、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始终把农民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中，并且致力于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1927年，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就是探索解决农民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展现了他心系农民、组织农民和依靠农民的伟大情怀。
一、心系农民：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源
纵观党的历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突发性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理论的直接产物，而且是其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步骤，更是毛泽东心系农民利益、探索解决农民问题的必然结果。
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确立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目的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民主共和国，进而实现劳农专政，废除私有制，逐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表明，农民问题一开始就是党必须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身为中国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此早就有着深刻的感受和认识。
毛泽东出生和成长在近代中国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家庭环境及祖辈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和农民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他曾常年与农民一同劳作和生活，跟他们建立了最朴素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也目睹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三座大山”对农民的层层剥削和压迫，深为他们不平。早在少年时代的他，就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旧小说和故事里讲述的主人公都是武将、文官等，而不是农民，并通过自己的思索得出，这些小说之所以颂扬的全都是不种田的武将和统治者，是因为他们都是土地的所有者和控制者，而农民只是替他们种田。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农民问题最早的认识。而1910年发生的长沙饥民暴动则给毛泽东的内心更深层次的触动。当年饥荒严重，饥民们不得不请求抚台衙门救济。结果请愿失败，饥民与官府发生冲突，并遭到官府的血腥镇压，许多人被斩首示众。这件事给正在求新学的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
【“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1]】
正是因为这些切身经历和感受，毛泽东从小就对农民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及其悲惨的生活境遇深表同情，并产生了解救农民的强烈意愿，立下了救国救民的目标。
参加革命后，毛泽东注重研究农民问题，并对其重要意义做了阐述说明。他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2]。国共合作开始后，他强调农民既是农业的根本，也是中国的根本，认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各阶级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农民问题，那么各阶级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因而中国国民革命也就是农民革命。毛泽东对于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和见解，对党认识和决策农民问题，尤其是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1926年2 月，中共中央就在一次特别会议上指出：
【“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3]】
这表明，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的革命党所面临且必须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国共两党合作北伐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国共两党合作的大革命却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叛变而遭遇失败。解救农民的重任最终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1927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探索中国革命出路、谋求工农利益的一次伟大壮举。对此，毛泽东曾在长沙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就已经明确指出：
【“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二、组织农民：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力
毛泽东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就必须组织和发动农民。他在《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写道：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4]。】
基于此，他经常深入农村调研，探究农民有关问题，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开展和宣传农民运动等。其中对组织农民影响较大的举措是开展和宣传农运以及培养相关人才。
1923年4月，毛泽东指派刘东轩等人到衡山白果乡了解农民情况、开展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湖南第一个农会——湖南衡山岳北农会成立，并组织和领导农民为反对地主阶级进行了坚决斗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情况，强调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5]。由于当时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国共合作，会议虽然通过了由毛泽东等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但没有具体组织实施。不过，农民运动作为一个新的问题已经由毛泽东提了出来。
1925年，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养病，并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他组织农民协会，开设农民夜校，建立雪耻会，组建中共韶山支部，领导和发动韶山农民有效地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对整个湖南农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次农运的滔滔巨浪中，毛泽东深刻地感受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6]，并在党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宣传，以引起党内同志对农民革命的足够重视。是年末，为了反击当时党内存在的不注重农民工作的倾向，毛泽东特别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分析了敌友问题，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半无产阶级(即农民)、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即农民才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面对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不解和责难，毛泽东特地到湖南做了深入实地的调查工作，为期三十二天，并写出了轰动党内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农民革命“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同时，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瞿秋白高兴地为该报告单行本撰写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7]，并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的这些努力，使党内有些同志也逐步认识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开始注重农运工作。当时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后来也回忆说，我们听取毛泽东调查归来的报告后，改变了对待农民运动的错误观念。[8]
有了农运实践，还必须有坚强的领导者。在长年累月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不仅注重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讲述土豪劣绅是如何压迫和剥削农民的事实，而且注重从中发展和培养革命积极分子，指导他们组织广大农民群众与土豪劣绅等一切腐朽势力作斗争。1926年至1927 年，毛泽东接办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两届农讲所都注重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教育;实际农民问题的研究;开展实地调查和实习;进行严格军事训练等，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期间，毛泽东不仅担负讲习所的主要领导工作，而且亲自讲授农民有关问题，组织和指导学员到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实习。同时，他还主持编印了《农民问题丛刊》等刊物，对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各阶级的情况，各地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国国民党的农民政策，以及苏俄和其他国家的农民运动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为有效开展农民工作、教育和发动农民提供了生动教材。随着北伐战争的组织和发动，毕业于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农运骨干，纷纷参与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中，组织和领导农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伐的胜利进军。而经过农运和北伐洗礼的农民，最终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军。
“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毛泽东的上述努力，说明了他较早地认识和做到了这一点。
三、依靠农民：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总结党在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和纠正错误，并重新制定政策，党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重申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的主张，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并强调军事的重要性，提出了枪杆子中出政权的论断。[9]会议最终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10]会后，毛泽东回湘传达会议精神和组织部署秋收暴动。
9月初，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许多农民武装也随之被正式编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该会还成立了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爆发前夕，9月8日，由余洒度带领的师部连夜赶出印有镰刀、铁锤标志的红旗一百面。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为白色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镶有黑色的镰刀、斧头，分别代表农民和工人，相交叉表示工农联盟;旗面靠旗裤一侧缝有一条白布，上面用黑布缝写着繁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全旗寓意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参与旗帜制作的何长工后来回忆说：
【“第一师成立后，我和杨立三同志负责筹办部队的印章、旗帜。这样，我们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11]】
9月9日，秋收起义从切断敌人交通运输，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开始发动。11日，工农革命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会合平浏地区的起义农民，向长沙攻击前进。由于敌强我弱、缺乏经验、邱国轩团叛变等原因，工农革命军进攻长沙受挫，遭受巨大损失。14日，毛泽东决定改变进攻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主张放弃进攻长沙，转而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20日早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讲话，宣布前委会关于向南转兵的决定。他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12]
“要到农村去”“要发动农民”“要土地革命”，足可见农民群体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他们既是毛泽东投身革命的动力，也是毛泽东开展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更是毛泽东遭遇艰难和失败时的依靠。在农民群体的支援和帮助下，毛泽东最终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的希望之路，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四、启示
(一)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树旗帜，赢民心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组织和发动农民参加秋收起义，主要在于他看到了历史的规律，抓住了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自古以来，土地问题一直是各阶级争夺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是土地的占有者，对农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长期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状态下的农民不得不进行反抗，并引发多次农民起义。所以，农民的起义或农民的战争成为了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直接动力。到了近代，中国土地分配极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人数少的地主阶级仍然占据着大部分土地，人数多的农民却少地或无地，过着贫困穷苦的生活。同时，地主阶级又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看到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等于是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改变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从改变生产关系上着手。但是，作为既得利益者和统治者的地主阶级，由于其贪婪自私性，是绝不可能轻易地将土地分给农民的。于是，毛泽东领导农民竖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腐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反动的上层建筑，以获得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所以，农民群众拥护秋收起义的直接动力也就是为土地而战、为生存而战。毛泽东后来也说：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3]】
秋收起义的发生正是说明了这个基本道理。
如今，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已经当家做了主人，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但是，“三农”问题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短板。习近平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在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所以，在当前的国家建设中，我们仍需抓住“三农”这个主要问题，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切实维护农民的权利和利益，努力解决农村农业发展中面临的一切问题。只有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真正富起来，党才能永远得到他们信任和拥护，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敢创新，谋发展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创造了党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如第一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次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开启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建立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等。这些都是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结果。
在秋收起义爆发前，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其主要力量集中在大城市。所以，按照俄国革命经验，中国共产党确立攻打大城市的目标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如不分析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要求各地武装暴动、城市暴动，进而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则是不符合实际的。一开始，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是在遭遇挫折后，毛泽东果断地将革命队伍转移到了农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农村有着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和群众优势。于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入井冈山的起义部队，依靠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中国农村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而为发展正式红军和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这一“工农武装割据”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勇于创新精神，代表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习近平曾说：
【“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发展起来的”，“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
所以，在今天落实“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过程中，领导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表率，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
决问题，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一切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做到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谋发展都从实际出发，善于实践，敢于创新。而对待他国的优秀经验，既要坚持学习和利用，但又不能盲目照搬，必须时刻牢记“中国这个最大的地盘”。
(三)咬定青山不放松，勤奋斗，永向前
在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曾遭受了两个比较大的责难。一个是有关农民运动的问题，一个是将部队转移到农村的问题。虽然，党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把解决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但是国共合作后，党内外有些人士对农民运动的兴起不以为然。一方面，党内主要负责人为了加强国共合作，反对工农运动过火，尤其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因为打土豪、分田地等行为会间接损害国民党及北伐军官的利益;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为了反共，趁机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当时，毛泽东顶住质疑，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有力地反驳了这两种倾向。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强调：
【“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尽管毛泽东提出的许多关于农民运动的意见和建议没有被采纳，但他依然坚持不懈地开展农民工作，指导农民斗争，从而使农民也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军和战斗者。
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历史说：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武装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14]】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果断停止进攻长沙的计划，进而转兵井冈山。对于这一次实事求是的战略行动，中央批评毛泽东是“完全违背重要策略”，甚至指责毛泽东犯了逃跑主义，进而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身份。但是，毛泽东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坚信转入农村的星星之火，他日必定燎原，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走得有声有色，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当前，离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日期越来越近，就必须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和韧劲，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勇往直前，切实做好当前工作，只有这样，党和国家才能在富强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虽然，秋收起义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小事件，但是它带给人们很多的思考和财富。它诠释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正义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任何力量攻不破的。道路也许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做到心系人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艰苦奋斗。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3月20日）】
注释：
[1]埃德加·斯诺. 董乐山译. 西行漫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10-111.
[2]张国焘. 我的回忆( 第1 册)[M]. 北京: 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29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5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66.
[5]张国焘. 我的回忆( 第1 册)[M]. 北京: 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294.
[6]埃德加·斯诺. 董乐山译. 西行漫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3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82.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79.
[9]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46-47.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 第一卷)( 上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02.
[11]何长工. 难忘的岁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36.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18.
[13]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138-139.
[14]埃德加·斯诺. 董乐山译. 西行漫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