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季评论》与鸦片战争前英国对华舆论
张顺洪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与认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英国社会掀起了一股从文化上探讨中国的热潮，许多杂志对有关中国的著作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并对中国各方面情况阐述了各自观点，其中《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尤为突出。
《每季评论》是作为《爱丁堡评论》的文坛对手而创立的。《爱丁堡评论》创立于1802年，发行之初即成为极有影响力的杂志。其在政治方面的观点日趋代表辉格派，这引起了托利派的担扰和不满。一些托利派人士遂于1809年创立了《每季评论》。在整个19世纪，《每季评论》受到英国保守主义读者队伍的欢迎。由于《每季评论》和《爱丁堡评论》受到当时英国两大政治势力的支持，且双方均集中了一大批学者，因此它们成了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家评论杂志。德里克·罗珀曾指出，这两家杂志主宰着英国的评论舞台[1]。仅第一个十年，《每季评论》的发行量就几乎增长三倍，每一份售出的杂志都拥有大批读者[2]。
与其他杂志相比，《每季评论》更为注重评介有关中国的著作。1815年《每季评论》曾这样写道：
【“我们的评论是唯一用其一部分篇幅偶尔地，我们相信不是无用地，记录有关中国的文献在欧洲的进展的杂志。”[3]】
这当然有自我标榜的成分，但是在鸦片战争前的这一时期，《每季评论》的确更为注重对英国乃至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著作的介绍。需要指出的是，一，它在评述有关中国的文献时，并不限于仅作介绍，相反通常要长篇大论地阐述对中国的看法，有时一篇文章达2万余字。二，尽管《每季评论》与《爱丁堡评论》在政治态度上相互对立，但在对华态度上并无尖锐分歧。《每季评论》对中国的看法在当时的英国具有一定代表性，且由于它在英国评论杂志中的地位，其观点对英国公众舆论影响颇大。本文仅考察该杂志在鸦片战争前对有关中国的文献评介，并期以此弄清它对中国的认识、看法与态度，及其与鸦片战争的关联。通过这样的考察来揭示1840年前英人对中国的了解与看法同鸦片战争的关系。
从1809年至1840年，《每季评论》对华评介可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阶段从1809年至阿美士德使团来华(1816-1817)；第三阶段从阿美士德返英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取消(1834)前夕；此后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第三阶段。
(一)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来华及一些成员返英后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引起了英人认识与了解中国的热潮，对华贸易重要性的不断增长亦促使英人加强对中国的了解。一些英人开始学习中文，并逐渐对汉语进行研究。《每季评论》在第一阶段亦特别强调掌握中文的重要性，同时大力介绍有关汉语的著作，如小德金(De Guignes)编纂的《汉法拉丁文字典》和马礼逊〈Morrison)的《华英字典》第一卷。前者由拿破仑敕撰，1813年在巴黎问世，被誉为当时欧洲最权威的汉语欧洲语言字典；后者于1815年出版，是英人所编的第一部汉英字典。《每季评论》这时还评述了英人研究汉语的著作，如马什曼(Marshman)的《论汉语的字与音》(1809)和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1815)。
由于对汉语的逐渐掌握，英人开始翻译中文书，《每季评论》亦予以大力支持。在第一阶段《每季评论》介绍的翻译著作就达6本之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乔治·托马斯·斯当东(Staunton)的《大清律例》(1810)。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较完整地翻译中国法律，在当时被视为第一部直接完全从汉语译成英语的著作，受到英国评论杂志的普遍重视。主要的评论杂志，除《每季评论》，还有《爱丁堡评论》等六、七家杂志都进行了长篇介绍，评介颇高。《每季评论》说斯当东无可非议地是为欧洲打开中国·文献“有用的财富”之库的第一人，“使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府赖以成功地把这个庞大的帝国中众多生灵维持在一个整体内的真正的实践机器”。[4]《爱丁堡评论》认为斯当东的翻译精确清晰，使人们看到了未经删改与修饰的中国法律的真实面貌，提供了有关这个民族的道德、智识史和文明程度的准确证据。[5]当时，英人一面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一面忙着判定各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大清律例》的翻译受到如此重视正是因为它为英人考察中国文明与社会状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这种考察的结论是否定的，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过去耶稣会士和欧洲大陆思想家如伏尔泰、魁奈对中国的推崇受到英人的嘲讽与驳斥。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文明，以嘲讽和贬斥的口吻评价中国。《每季评论》指责来华耶稣会士在向欧洲介绍中国时·隐瞒了耳闻目睹的事实，而仅述及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只告诉人们关于中国政府的理论，而讳言其实践；告诉人们中国人的道德情操，而忽略了他们的具体行为，而中国比在任何其它地方更为言行不一。《每季评论》指出，传教士对中国人的学识与情操充满着“可笑的夸张描述”。[6]谈到孔子时，《每季评论》说，如果不是耶稣会士对他的学说过分的传颂，孔子则不会在欧洲被视为一位古代贤哲。[7]该杂志宣称，马什曼翻译的《论语》是对那种“愚蠢的崇拜”的最好讽刺。
怀着重新认识中国的心理，《每季评论》的批判涉及到各个侧面。在它看来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专断的政府之一，没有任何政府比它更为腐朽，更为肆意挥霍。[8]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形式长期以来一成不变，没有改进。在中国，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的侵入或王朝的更替，不会导致任何变化和些微的民族改进。[9]中国人在《每季评论》看来“缺乏情操与道德感”，这是由政府的实际罪过和法律条文与法律的执行之间的相互矛盾，即民众听到、读到与看到的事实与政府的说教之间的相互矛盾所导致的。[10]中国人的头脑的机能被弱化得与他们身体的机能一样迟钝。在公共事务中，他们必须抑制自己的一切情感，他们表面上善良正直，而实际上极其虚伪险恶。[11]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缺乏认识，整个民族沉浸在十足的无知之中。[12]由于与其他民族隔离，又完全不懂别的语言，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进步的民族，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有的虚荣心(Chinese vanity)。中国的科学数世纪来处于停滞状态，中国人的算术知识从未超越算盘的机械运作所允许的范围。论及中国的音乐时，《每季评论》甚至说：“中国人看起来完全不能创造出任何配得上称作音乐的东西”，他们装模作样的庄重和对社交的厌恶不利于这种高雅艺术的耕耘。[13]由上可见，这一阶段《每季评论》的确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批评。当然其中一些见解不无道理，如认为中国行政机器，尽管改朝换代，却长期没有什么变易。这是对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极为漫长的一种感性认识。但大多数观点却是谩骂式的，非理性的，更多是出自情感，而不是基于考察。这是与它极力否定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推崇与赞扬的心态分不开的，也是与英人的民族文化偏见和殖民扩张主义的情素密不可分的。
(二)
第二阶段是从阿美士德使团返英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取消前夕。在这个阶段《每季评论》介绍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阿美士德使团成员回国后出版的访华游记，包括伊礼士(Ellis)的《新近出使中国记事》，约翰·麦克劳德(Macleod)的《阿尔塞斯特号赴黄海航行记》和阿裨尔(Abel)的《1816—1817年赴华纪行》。第二类为译著，列名介绍的有4部，其中较具影响的是斯当东翻译的《异域录》和德庇时译的元剧《汉宫秋》，前者为英人提供了考察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实例，后者则为英人了解中国戏剧提供了材料。
《每季评论》对使团的经历作了详细的报道，并大量引述使团人员在中国的见闻，同时，及时地评述了阿美士德访华失败情况。在1817年1月《每季评论》就对阿美士德到达北京后未能觐见中国皇帝发表了一番议论，赞同阿美士德拒行叩头礼的强硬态度，认为如果行这种“羞辱性的令人卑贱的”礼节，则英国就会被视为一个向中国进贡的小属国，而拒行此礼，英国在中国政府眼中将是赋有“独立精神”的国度。[14]《每季评论》写道，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尽管失败了，但他的行为却保全了自己和英民族的本色。中国是一个胆怯而又傲慢的民族，对其让步得越少，则其作出妥协的可能性越大。因而该杂志鼓动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我们的确感到我们长期的克制产生的效果无非是鼓励中国战船和堡垒凭借一切轻浮的托词向我们的商用船只开火，这尽管通常未造成损害，但却是应受谴责的蛮横的侵略行动。这样的克制一定会有它的极限……。”[15]】
阿美士德访华失败是中英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一时间英国反华舆论盛行，《每季评论》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到1821年，《每季评论》对中国的批评有所缓和，比较注重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评价。如论及中国政府时，它写道，说中国政府是一个坏政府，是指下级官员的实际行政而言的，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远非专制君主。这种变化一是因为那种为否定18世纪欧洲大陆人士对中国的推崇的谩骂式的贬斥已没有必要了，英人对中国的评价这时已经很低；另外，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失败引起的反华情绪有所冷却。同时，随着中文书翻译的增多，英人有更多的机会认识中国。这种对中国社会文化进一步的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减轻英人谩骂贬斥中国的作用。正像《每季评论》承认的，
【“我们倾向于相信进一步的接触可能使我们持有比过去公开表达的稍好一点的看法”。[16]】
《每季评论》对华批评有所缓和亦表现在它对中国文学的重视上。1827和1829年该杂志分别以《中国小说和诗歌》与《中国戏剧诗歌和传奇》为题评介了托姆斯(P.P.Thoms)译的《花笺》Courtship in Verse)和德庇时(Davis)译的《汉宫秋》等中国文学作品。《每季评论》认为在中国由于印刷术历史悠久，文学得到广泛的发展和流传，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读书的民族”。认为欧洲应从中国丰富的文学库中吸取营养，指出“最高文化的果实可能因稼接外来文化而改进和变得丰富多彩”；在园艺方面英国已经受惠于中国，在文学方面有朝一日也许亦会得益于中国。[17]可见，《每季评论》尽管在评华时存在着许多偏见，但仍有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即学习外在文明优秀成份的心态。这也是处于迅速发展之中的英民族上进精神的一种体现。
（三）
19世纪30年代为《每季评论》评介中国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对中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鸦片贸易问题日益严重，中英关系日趋紧张。《每季评论》在这个阶段密切注视中英贸易与冲突的发展。还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取消前夕，《每季评论》就于1830年刊出了《对华贸易与交往》一文，站在东印度公司的立场上，支持保持该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反对对华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该杂志以中国通自居，批评自由贸易者对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指出以在印度的经验来推断在中国的贸易前景是十分可笑的。中国与印度的情况截然不同：印度是英国的属邦，而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大国。中国政府深知如何限制外国商品进口，外贸仅限于广州，且操在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机构公行手中，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使其无法挤垮本地行业，同时，严密监视着对外交流。《每季评论》认为自由贸易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只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垄断机构才能对付在中国面临的贸易困难。因为在东印度公司现有体制下，英国尚能进行获利丰厚的贸易活动，英国对华贸易量和享受的实际优惠都超过了那些没有垄断公司经营对华贸易的国家。有鉴于此，《每季评论》警告英国自由贸易者不要对中国尝试新的政策，改变现行体制，寻求更多的通商口岸。该杂志呼吁保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只作少许的变更，如让来自英格兰的“个体商人”同过去来自印度的英国个体商人一样获取执照在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机构的控制与保护之下进行贸易活动。
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自由贸易的力量在英国日益强大，1833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每季评论》面对改变了的形势，又提出了新的建议。在《对华自由贸易》(1833)一文中，该杂志首先指出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必将导致中英冲突，因为自由贸易需要自由交往，而中国政府一直采取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这种政策除非动用武力是不会改变的。与1830年相似，《每季评论》认为自由贸易者用武力威胁来达到增开通商口岸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的企图非但不会改善对华通商条件，反而会使事情更糟。该杂志进而警告自由贸易者不要过高地估计“中国人的腐朽与无能”而贸然轻动，以致造成不利后果。[18]《每季评论》这时对动用武力的叫嚷进行了一些批评。例如它写道，仅因中国拒绝与外国商业往来，拒绝与英国订立商约就对其进行武装挑衅，从国际法原则上讲是说不过去的。这当然只是《每季评论》动听的辞藻，英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和入侵其他民族，考虑的是能不能的问题和自身利益问题，而不是国际原则。真正使《每季评论》反对对中国动用武力的原因，正如该杂志所道破的，是利益问题。
【“我们姑且承认中国的军事力量可能薄弱；可是当我们回想起1808年从印度派去占领澳门的一小支武装在几个月就花去我们国家50万镑时，我们必须说我们不把企图用宝剑或炮口对着中国人而把一个商业条约强加给他们的行为视作非常明智的尝试，即使从财政角度来看。”[19]】
它又写道：
【“中华帝国像其它所有国家一样有自己的法规条例；……尽管我们可能讨厌它们，但如果它们既非不公平又非压制性的，那我们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进行反抗”[20]】
这里亦见《每季评论》作为一个学术性杂志，对华态度相对地比较和缓，与那些公然叫嚷打到北京，强加于中国一个不平等条约的人有所区别，亦不同于后来一些推行赤裸裸的殖民扩张主义的政治家。例如，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Palmerston)在1850年9月就毫不掩饰地宣称，像中国这样的“半文明政府”，“每隔8年或10年就需要修理一次以便使其秩序井然”。[21]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每季评论》的反战言论主要是针对自由贸易者而发的。该杂志站在东印度公司的立场上，反对自由贸易，因而对自由贸易者叫嚷动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论调进行了嘲讽与反驳。尽管与公然叫嚣武装入侵中国有所不同，但《每季评论》并非是和平的爱好者。前面已经着到，在1817年阿美士德访华失败后，它也是支持向中国炫耀武力的；后面还将看到《每季评论》并不反对侵华战争，相反却为战争出谋献策。
30年代随着对中文的掌握和中文书翻译的增多，英人对中国的认识有所加深；一些学者不仅仅对中国现状作些表面的观察与描述，而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考察中国。在这一阶段《每季评论》所介绍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再也不是以游记为主，而是以考察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专著为主了。例如，1836年《每季评论》评述了德庇时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2卷)和由休·默里(Hugh Murray)等撰写的《中国历史和现状评介》(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3卷)，1839年评述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所写的《中国的现状与前景》和郭实腊(Gutraff)撰写的《中国的开放——中华帝国概述》。
这些专著为《每季评论》进一步认识中国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中国文明程度的高低一直是该杂志感兴趣的事，正如它在1836年说的，它一直从各种权威著作中摘取与中国有关的材料，以便能判定中国在“文明民族”中的位置。但是直到30年代，《每季评论》尚未对中国文明的高低形成一个成型的看法，前后观点多有出入。1815年该杂志曾推测中国人在文明的阶梯上可能与土耳其人不相上下。[22]1821年却写道：
【“中国人比其他所有东方民族进步得多”；“如果有人问我们中国人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其他亚洲人，我们的回答是，在一切方面”。[23]】
1834年，当论及中国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时，该杂志宣称，仅就中国人对女性的态度而言，他们就应视为“野蛮人”。另外，《每季评论》不时用来形容中国的一个词是“半野蛮”，如在1839年它宣称“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中国处于一种半野蛮状态”。[24]强调中国文明的半野蛮性无疑是在为英国向中国体制进行挑战提供理论依据。既然中国处于半野蛮状态，那么文明民族就有理由来促使其摆脱野蛮，走向文明；而同时文明民族当然没有必要遵守处于半野蛮状态民族的条例法规。
与此同时，中国亦被《每季评论》视为停滞不前的社会。早在1819年它就写道，
【“当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处于或前进或倒退的状态时，大多数东方民族却处于一种不变的(Stationary)状态”。“对于中国人时间看来是静止的。”[25]】
1827年《每季评论》又说，“我们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是一个可变的民族”，而他们写、说、思、穿就像二、三千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26]1839年在《亚洲的现状与前景》一文中，它对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亚洲停滞不前的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没有自由政体，语言缺乏改进，每年财富的生产仅够国民一年的消费，人民缺乏个性、独创性和想像力，同时，劳动力缺乏流通。它继续写道，没有增加的劳动就不会有任何资本积累，不会有任何进步。当劳动的自然刺激受到抑制时，任何人为的替代物不会有丝毫的作用，而在亚洲这种自然刺激受到抑制。该杂志指出，文明的进步正是与人重新获取他对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的自然权利成比例的。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就是这种自然权利的体现，它是一种社会自由。在中国人们却缺乏这种自由。这里《每季评论》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
今天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已经揭示中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晚期也不是一个备止不变的社会，而是有自己的，哪怕是缓慢的发展进程。可当时在英国不仅《每季评论》，许多学者亦认为中国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社会。这是当时在英国流行的观点，它的形成是有多种原因的，不应否认的是，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也促使了这种观点的形成。在亚洲进行殖民扩张也需要有理论依据，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需要外来的动力促使其发展变化就是这种依据。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扩张时曾做过这种“理论研究”，而《每季评论》以及当时许多英国学者认为中国长期静止不变，这一点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英国向中国传统体制挑战的事件显然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每季评论》刊出了长文《中国事务》，讨论鸦片贸易与对华战争问题。在考察了中国政府历来禁烟活动和林则徐虎门销烟，及中英矛盾的激化之后，得出结论说，问题的和平解决已不可能了，但战争却又是非常严肃的事。接着写道：
【“尽管近期发生的事件在每一个英国人心中引起了激怒的沉思，我们却难以排除某种对中国的偏爱。我们难以抛开这样的记忆，即它是整个地球上现在存在着的最古老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编年史至少延伸了3000年，有一部有规则而又不相矛盾的历史，从中我们见到未曾间断的一系列王朝统治着在数量上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帝国的人口，而这个民族又是一个不变的，显然未经混杂的民族。而且，当我们见到如此众多的人口拥有地球上最庞大最富饶和水流最丰富的国土，交错着无数条可航行的河流（两条是第一流的）和它们的富饶的溪川；有着一条甚至在欧洲也无与伦比的内河航线，长达1200英里，而只是有一处水陆转运，连接着北方京城与南方外贸大中心；——当我们见到这些众多的生灵拥有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大多数便利品，而无需外来援助；他们生活在和平的劳作之中，受他们自己的法典统治，并且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语言：他们使用的是一种书面的、始创的、赋有哲理性结构的语言，与其它语言毫无关系，……当我们见到几乎所有的技艺处于高水平状态，其中许多极为优美；·…“当我们想起他们从远古以来就拥有印刷术，出版了成千上万卷关于政府、法律、道德、宗教（当然是异教）、以及农业、园艺和其他家庭艺术的著作，加上读来更为轻快的小说戏剧与传奇故事；——再则，当我们见到那些在整个东方世界其它任何地方见不到的东西，如此众多的人口住居在家具布置整洁协调的石筑、砖砌或木制的房子里，上等与中等阶级穿绸着缎，农夫亦穿棉布——这些也是他们的祖先所拥有的优势，那时我们自己的祖先仍裹着粗糙的兽皮；一当我们见到他们享受睡着围有帐幔的床、坐着椅子和沙发、用桌子进餐的舒适条件，而其他东方人仍蹲在地上一当我们考虑这些事情时，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可能木怀有一种尊敬之情来看待中国人。”[27]】
《每季评论》确实对唐宁街人士流溢出来的对中国人的那种“自鸣得意的傲慢腔调”进行了某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那些狂热鼓吹战争的人。那么，《每季评论》对侵华战争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什么是它对中国的“偏爱”与“尊敬之情”呢？
在《每季评论》看来，基督教民族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迟早会出现危机，而危机现已到来，
【“我们唯一的祈求是明智地利用这个危机”。[28]】
为此，它提出用陆军进行远征是不可想像的，海军与海军陆战队才是适用的部队。对中国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应该选择在广州，然后海军沿海岸北上，直驶达白河口。这种威慑将迫使中国朝廷求和，从而订立由中国皇帝批准的条约。英人当向中国朝廷提出如下要求：
【“正义与合理的赔款，未来人身与财产的安全，把贸易往来置于光荣与稳定的基础之上”。】
对于鸦片问题，
【“我们承诺的一切只是不支持鸦片输入，禁止其进口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而不是我们的事”[29]。】
如果中国人拒绝这些“合理要求”，那就只好放出战船，摧毁其整个东部沿海的贸易，威胁其城镇与村庄。如果要进行破坏，则可捣毁运河航运，甚至可决堤让大水一淹千里。最后又提醒英国军队，中国人十分“诡计多端”，不能过分低估他们的力量。由此可见，《每季评论》并非反对战争。它所反对的是贸然进攻，可能导致吃亏的战争；它所主张的是如果能用有限的武力威慑达到目的，就不必耗费人力物力进行一场大战。而如果中国拒绝英人的“合理要求”时，《每季评论》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不惜一切手段迫使中国接受英国的“合理要求”。诚然《每季评论》不赞成占领海南岛或台湾，不支持在中国煽动民众起义推翻现政府，并建议战争打击的对象应主要是中国的公共设施与机构，而不是普通唐民。也许这些就是该杂志对中国的“偏爱”和“尊敬之情”的体现吧！
(四)
现在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一下《每季评论》在中英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每季评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英国的“中国通”，它与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的作者有密切的联系，为该杂志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的评论人员亦是对中国比较了解的人士。如约翰·巴罗(Barrow)和德庇时，前文已述及德庇时本人通汉语，是这个时期英国研究中国的主要人士之一；巴罗则是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回国后撰写了《中国游记》，对英人评价中国有较大影响，常为学者们所引用。《每季评论》大力介绍有关中国的著作，并且鼓励英人学习中文，翻译中文书，促进了英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该杂志还经常利用舆论阵地提出对华政策的建议，这实际上使它扮演了为英国政府当参谋的角色。它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亦被英国政府采纳。如1833年，该杂志建议部楼东和德庇时为英国的驻广州商务负责人。尽管英国政府任命了律劳卑（Napier）为英国驻广州的商务监督，但部楼东和德庇时却分别被任命为第二第三商务监督，协助律劳卑办理商务。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之方式、进程和结局，虽与《每季评论》所提出的建议不尽相同，但其指导精神是一致的：即先进行打击，对中国政府造成威慑，逼其求和，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应和谈条件，就进一步打击，直到清廷接受不平等条约，从而达到其殖民扩张目的。《每季评论》在1840年前的一系列活动，为英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中做到“知彼知己”起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为英国赢得第一次侵华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从对《每季评论》这个典型例子的考察，可以进一步提出下面的看法。一、英国报刊对中国的认识与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英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二、英国报刊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为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适当对策、取得侵华战争胜利、迫使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创造了“信息条件，从这里可清楚看出“知识就是力量”在国际斗争中的真正含义。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后来面临西方列强挑战时屡屡吃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外部世界缺乏认识与了解，缺乏这种“知识的力量”。
[1]德里克・罗珀(Derek Roper)；《爱丁堡评论之前的评论1788—1802》云* before the Edinburgh 1788—1802)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27页。
[2]阿尔文・萨利文(Alvin Sullivan)编：《英国文学杂志：浪漫主义时代1789—1836》(British literary Magazine：The Romantic Age 1789—1836)，格林伍德出版社1983 年版，第360页。
[3]《每季评论》，第13卷(1815)，第408页。
[4]《每季评论》，第13卷(1815)，第409页。
[5]《爱丁堡评论》，第16卷(1810)，第477-478页，参见《反雅各宾评论》，第39卷 (1811)，第 225—226 页。
[6]《每季评论》，第13卷(1815)，第59页，第409页.
[7]关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描述是否真实可靠，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直到今天历史学家 们仍在争论。读者可参阅最近发表的许明龙的文章《并非神话——简论17、18世纪中国在法国的形象及其影响》(《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艾丹尼和何兆武的文章《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
[8]《每季评论》，第3卷(1810)，第314页。
[9]《每季评论》，第13卷(1815)，第415页。
[10]同上，第63页。
[11]《每季评论》，第11卷(1814)，第338页。
[12]《每季评论》，第16卷(1816—1817)，第397页。
[13]《每季评论》，第4卷(1810)，第367页。
[14]《每季评论》，第16卷(1816—1817)，第408—409页。
[15]同上，第415页。
[16]《每季评论》，第25卷(1821)，第415页。
[17]《每季评论》，第41卷（1829），第113—114页。
[18]《每季评论》，第50卷(1833—1834)，第455页。
[19]同上，第463页。
[20]《每季评论》，第50卷，第467页。
[21]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969年1卷本第2版，第380页。
[22]《每季评论》.第13卷(1815)，第418页。
[23]《每季评论》，第25卷(1821)，第414页。
[24]《每季评论》，第63卷(1839)，第384页。
[25]《每季评论》，第21卷(1819)，第79页。
[26]《每季评论》，第36卷(1827)，第499页。
[27]《每季评论》，第65卷（1839—1840），第556—558页。
[28]同上，第571页。
[29]同上，第577—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