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南方局妇委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名义在重庆街头进行抗日宣传（资料图）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新华日报》刊载了报告全文（资料图）

顺应民意 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

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扭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打通中国大陆的铁路交通线，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从4月至11月，日军以5个军16个师团和若干旅团共40余万兵力，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区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广大地区。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当局抗战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致使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社会各阶层纷纷要求国民党实行根本变革，改弦更张，放弃一党专制统治。

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适时提出了结束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将宪政运动提到一个新高度，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因而获得了各中间党派和各阶层人士的一致拥护，极大地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组织联合政府主张前，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8月18日，周恩来又致电董必武、林伯渠，请他们考虑，如果中共提议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是否可能引起大后方响应，尤其是各党派、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支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同各中间党派进行了商谈，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成。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17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林伯渠的报告，重庆各大报纸亦全文登载，引起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

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中共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一、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代表，人数应根据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按比例规定；二、国民政府于最近期间召开国是会议；三、在国是会议上，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要；四、在各方代表制定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五、联合政府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成立联合统帅部；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10月13日，林伯渠致函张治中、王世杰，要求国民党按照中共所提方案，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新政策，并请王、张二人到延安一行，以便国共两党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谈判。

由此，国共两党围绕是否和如何建立联合政府展开了新的谈判。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与6参政员在延安就餐时的留影（资料图）

谈判无果 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却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国共两党围绕建立联合政府问题的谈判，美国政府从其战后的战略利益出发，表示特别关心，并开始与国共双方接触，帮助调解国共关系。美国政府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需要的政府。

1944年9月6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林伯渠、董必武同赫尔利在重庆举行了3次会谈。11月7日，赫尔利又飞往延安，同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等举行了3天会谈。他同意中共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并同中共签定了关于建立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及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的5项协议。

11月10日下午，赫尔利乘飞机返回重庆，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也同机抵渝，准备同国民党谈判。可是，赫尔利回到重庆后，当蒋介石坚决反对他和中共达成的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5项协议时，赫尔利也立即改变了态度。国民党针对5项协议提出3项“反建议”，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政府“整编”、“管辖”，然后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对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则明确地加以拒绝。赫尔利认为国民党的建议有积极因素，“劝说”中共接受。周恩来当即严正拒绝了国民党的“反建议”，与董必武于12月7日返回了延安。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再次为成立联合政府到重庆谈判。次日，国民党方面提出一个“新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在行政院下，设立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质的机构；成立国、共、美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整编中共军队，并由蒋介石委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周恩来同样予以拒绝。26日，周恩来与宋子文、王世杰、赫尔利再次会谈。周恩来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改组政府，为国民党方面所拒绝。

为了推进国共谈判，2月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关于召集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内容包括会议的代表组成、负责人、权限、作用等，未被国民党接受。周恩来与王世杰遂又共同草拟了一份建议案，提出由国民政府召集一次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于2月3日提出共产党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请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除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并表示，国民党如不同意，中共“就不参加政府，周恩来立即返回延安”。2月5日，毛泽东在来电中再次强调：“如无真正的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

2月10日，周恩来同赫尔利、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继续谈判。周恩来指出，在召开党派会议前，国民政府必须实现中共提出的取缔特务、给人民以真正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这4条主张。可是，赫尔利却提出先和周恩来发表一个由他和宋子文起草的对国民党有利的共同声明，被周恩来拒绝后，又提出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周恩来回答，如要发表声明，必须说明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处。赫尔利当然不同意。这一天，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认为，拒绝赫尔利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将长独裁者的志气，灭民主的威风。

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说，他不会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共产党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赫尔利也表示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他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做法。

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的先决条件，谈判无法再继续下去。2月15日，周恩来就国共谈判发表声明，说明这次谈判同过去一样没有结果，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坚持一党独裁，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和实行人民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的结果。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2月17日，毛泽东为新华通讯社起草《国共谈判无结果，周恩来返延安》的新闻稿，指出：“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5月，国共会谈宣告停止。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无果而终。

国共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却有着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每次谈判都对中共有益，因为每次就更加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在南方局关心支持下，为革命培育了大批人才（资料图）

各界响应 大后方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

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各中间党派和各界人士的要求，使大后方民主运动有了新的明确的奋斗目标。南方局对民主运动及时给予推动和引导，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

为了适应民主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在第二次宪政运动中空前活跃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19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任主席。民盟改组后，进一步靠近中国共产党，明确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24日，各党派、各界人士代表500余人在重庆集会呼吁民主，赞成中共联合政府主张。与会的有各中间党派领袖及社会名流张澜、沈钧儒、章伯钧、李璜、左舜生、黄炎培、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国民党元老及民主派人士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孔庚、钟天心、司徒德、王昆仑、邓初民、屈武等，与会的还有众多的各界青年男女，董必武也参加了集会。会议一致认为：实行民主，挽救危局，只有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10月1日，由宋庆龄、于右任、张澜、章伯钧、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在重庆举行了追悼杰出的民主战士邹韬奋大会，与会各界人士有800多人。他们愤怒谴责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对邹韬奋屡加迫害的罪行，表示要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而奋斗到底。他们发出呼吁：现在是时候了，是向法西斯进军的时候了，是到了要干的时候了。这个追悼会实际上是一次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动员大会。

10月8日，张澜、李璜等主持的民主宪政促进会在成都举行第五次座谈会。与会者提出要以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和人身三大自由为主要任务。会议提出，要立即发动各种职业的民主组织；用民主宪政促进会名义在双十节发表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政府表示给予人民真正的三大自由；不再在技术上争取，要用组织发动全民的民主运动。

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共5项36条，明确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并具体提出“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等十项主张。

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民主运动中，十分重视对民主的宣传和教育工作。陶行知认为：“我们必须在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并帮助老百姓在民主的组织中学习民主，学习管理众人的事，学习怎样做中华民国的主人。”为此，他先后撰写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全民教育——为四万万中国人民提倡民主教育的初步计划》等文章，并将生活教育社主办的《战时教育》杂志改刊为《民主教育》。1944年11月24日，张奚若在昆明西南联大演讲，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张奚若大声疾呼，国民党“只有彻底的改弦更张，立即召集各党派各团体所组成的国事会议，不能因为这是共产党或民主同盟人士所提就厌恶。” 这些宣传，帮助大后方广大青年进一步认清法西斯主义本质，同时积极宣传了民主主义，使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及中间党派的民主政策。

大后方的妇女界是坚持抗日争取民主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妇女界在重庆共召开7次座谈会，参加人数由100多人逐渐扩大到300多人。先后讨论了“宪政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宪政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如何促进宪政运动和争取妇女参政问题”等，邓颖超经常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参加这些集会。1944年9月，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后，妇女界举行多次集会，号召妇女组织起来争取民主。

抗战后期，民族工商界人士对国民党当局实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叫苦不迭，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经济统制，废除统购统销等政策。在经济界的一再呼吁下，1944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上，黄炎培等33名参政员提出了废除统购统销的主张。接着，四川贸易界范崇实、古耕虞、温少鹤、康心如和潘昌猷等人不断发表谈话，要求开放对外贸易，结束统购统销办法。1944年底，重庆商会、中华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等6个工业团体联合发表对时局主张，希望政府迅速实施宪政，厉行民治；厉行监察制度，加强法治精神，扫除政治上之贪污与腐化；容纳人民公意，裁减政府不必要之机关与冗员；提高士兵待遇，扫除中饱，整饬军纪；一切以国家民族为第一，而亦天下之大公；免除一切不必要之猜防，贯彻官兵合作，团结一致，争取胜利。1944年12月12日，刚刚获得自由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工业界经常举行的星五聚餐会上作演讲。他大声疾呼中国需要工业化，尤其需要民主。因为中国工业化与民主不可分割。他认为，中共今日在西北所做的工作，就是最接近于社会的和政治的民主制度。今日惟有从速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开放言论，确立各党合法地位，建立地方自治。

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大后方文化界深感压抑。他们用各种方式进行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斗争。在大后方民主运动逐渐高涨的形势下，他们再次强调自己的要求。1944年，9月23日的《云南日报》指出：“言论出版不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同日，重庆《国民公论》发表社论要求：“解散一切钳制压迫言论出版自由之暴政。”在1945年元旦来临前夕召开的重庆文化界欢迎来渝文化人的会上，发言者认为：“文化界人士今后将继续地为促进民主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但必须有起码的自由，要有言论出版自由。”

国民党宣布不顾各方反对，执意于7月7日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审议召集国民大会及其他宪政问题。6月1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声明，以示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为召开一党国大作积极准备的严重抗议。

1944年5月，中共中央派林伯渠、王若飞赴重庆，就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王若飞（右一）、董必武、林伯渠（右三）、钱之光在红岩村合影（资料图）

访问延安 看到希望和欢欣

国共关系的紧张和公开化，使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深感忧虑。1945年5月，国共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谈判僵持不下而停顿后，他们便开展一系列活动，力图促成国共商谈的恢复。6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王云五、左舜生、章伯钧7人对蒋介石谈他们发起促成国共继续商谈，并已商定致电延安一事。蒋介石对此表示“无成见”。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也致电王若飞，表示欢迎七参政员去延安商谈国是。

7月1日，除王云五称病未去，褚辅成等六参政员由中共代表王若飞陪同，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于次日专门设宴招待，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欢迎6位在大后方为抗战、民主、团结奋斗多年的老朋友，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共的鼓励与赞助，尤其对民盟支持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感谢，希望他们把解放区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带回给大后方各阶层的人民。

在延安期间，褚辅成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进行了3次正式商谈，双方主要讨论国民大会和政治会议问题。7月4日，中共和六参政员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会谈之余，参政员们还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会见了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对减租减息政策、机关供给制、工农业生产状况等也作了详细的考察。延安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气势，给他们留下了良好印象。

访问期间，有感于延安生机勃勃的气象，黄炎培曾向毛泽东坦陈“历史周期率”问题，并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对于黄炎培的忧虑，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态度，更加深了六参政员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7月6日，六参政员结束对延安的访问，乘飞机返回重庆。随后，他们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停止召开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用半个月的时间写出《延安归来》一书，在大后方引起了轰动。初版两万册，几天内销售一空。它向大后方人民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风貌。书中所描述的在延安“如坐春风之中”的感觉，如阵阵春风拂过，给大后方人民带来希望和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