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需要，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正如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自然界能够提供给人类一切食物来源，但是这还取决于人们的生产能力及其社会性质。事实是：在历史上人类经常处于食物短缺的状态，始终不能摆脱饥饿的威胁。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抗争的历史。
在长期的历史上，人们的吃饭问题深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洪、涝、干旱、虫害以及疫病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人们在它面前无能为力，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又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执政谋私，只知道横征暴敛，不注重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劳动人民向来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数千年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饥饿史、苦难史，人被大批饿死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远的不说，就以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为例：那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农村土地大部分归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雇农（给地主、豪绅干活的长工、短工、佣人等）、下中农则无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的收获物大部分被地主、豪绅占有，广大贫雇农、下中农经常处于缺粮或断粮状态。全国经常有数千万人靠逃荒要饭为生，过着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从那时过来的人们谁没见到过那饥民沿街乞讨、路边饿殍倒地的惨状？谁不记得那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情景？在上海滩的某个严寒的早上，环卫工人一次就清理出300多具饿死和冻死的尸体。在广大农村，每当水、旱、蝗、疫等灾害发生时，便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仅以几次大的灾害为例：
1928—1930年以陕甘为中心的北方八省发生大饥荒。主要是干旱，12个月无雨，夏秋无收。继而蝗、风、雪、雹、水、疫灾害又先后发生。造成难民 5000万左右，死亡人数 1000万以上。其中仅陕西省受灾死亡人数就达300多万，流离失所人口600多万，两项合计占全省人口 70%；甘肃死亡人数为230万。
1936—1937年四川大饥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粮食绝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军阀暴敛，地方大户、富商囤积居奇，大多民众断粮，导致灾民3700万人。很多老百姓离家四处逃生，乡间出现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毙死之尸无人收拾的惨景。对这场大饥荒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有所报道，称：饥民“以树皮、草粮、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达极点”。这次灾难总死亡人数无人统计，据当时有关地方报纸报道，仅四川万源县就“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很多地方出现饥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惨状。
从1931年至1949年，长江发生水灾共11次，灾民共1亿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灾就造成灾民2855万，死人14万。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的人达300一多万。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其中江西省受灾40余县；据记载“草根树皮挖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至少有260万人丧命。安徽省旱情也很严重，出现“禾苗尽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数无人统计。
解放前，黄河平均三年两次决口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死难人口不计其数。1933年一年决口就有 62处，受灾人口364万人。1938年蒋介石消极抗日，亲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改道，造成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区被淹，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1000万以上。有390万人口背井离乡，有89万民众淹死和饿死。
1942年中原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流袭击中原。当时政府实行实物税，不断增加军粮征收，致使征收高达农民收入的30%—50%。军政高官和地主乘机囤积居奇，大幅度提高粮价，造成中原地区110个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病、扒火车挤踩摔轧死者无数，使河南省1000多万人口减少近半。
鲁西一带老一辈群众至今仍记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灾荒”的事情。当时聊城地区以堂邑为中心的四个县连续三年大旱，加以蝗虫肆虐，庄稼基本绝收。青壮年、能行动的大量离家往黄河南逃难，而老人、儿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饿死，形成方圆百里的无人区，大量尸骨无人收拾，共饿死人数约10万左右。在逃难过程中，难民饥饿难忍，发生大量弃儿卖女的事情。一些年轻姑娘和媳妇只几升高梁、谷子就被卖给了别人，有的甚至只几个窝窝头就被卖出去。其惨景使人不堪回想！
那真是一个灾难频繁、人民群众苦不聊生的年代！
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不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而且连当时在华工作过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记述。
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在他的书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时中国大饥荒的真实记载。例如：在1929年的中国北方那次大饥荒中，斯诺看到的是：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
在内蒙古的萨拉奇，斯诺看到：
【“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我目击数以千记的儿童死于饥荒”。】
由斯诺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诺中国》一书，其中就编发了许多当时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
白修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1943年白修德到河南采访。在从潼关到洛阳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饥民处于生命垂危之中，还“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
【“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种高档菜肴。白修德在其书中称：在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灾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导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却是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失职。
贫困和饥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政府时期还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达29‰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超过2亿人。
贫困和饥饿不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高度积弱和落后，而且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初，很多贫苦群众就是为了求生存、寻找吃饭生路而参加革命的。同样，共产党正是由于贫苦大众的支持才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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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饿死2亿人的照片
格瓦利希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极端糟糕的经济与民生，是其丧失大陆政权的最主要原因，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军事因素也只是客观作用，丧失民心天怒人怨才是最根本的。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于1912年，民国时期的38年，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极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在人口发展史上，它同样也只是一个极为动荡的阶段。经过多种数据的综合，大致可以知道1912年的人口数约为41964万，1949年约为54167万人，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民国的人口有几个特点：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当时全国的死亡率为2.76%，华南地区为3.04%，四川为4%，而婴儿的死亡率则更高，达到15.6%，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即使城市也不过是40岁。
民国时期几乎年年闹饥荒，累计饿死2亿人，平均每年几百万。
（一）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
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四）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五）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七）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八）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这里面有些人祸）
（九）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十）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研究报导的人好像不多，这和我们要争取台湾回归有关——官媒不提倡不支持太多有关民国的负面报导。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据估计民国时代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可参看剑桥中国史）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独立了，民族经济开始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还有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口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6%上升至2.3%。1963年的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4.3%。人口总数至1971年达到8.52亿。1972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紧接着，有关部门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即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四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那时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个孩子（说明那时的日子并不是太难过，怎么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呢？），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如果到了“崩溃边缘”，人们普遍吃不饱穿不暖，哪来的人口数量飞速增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