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看待历史，共产党对国民党是宽大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民党的战犯最后能够洗心革面成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公民，也不会有曾经作为中华民国代总统的居住在美国的李宗仁的回归中国，也不会有蒋介石本人的曾经通过章士钊和曹聚仁与大陆秘密会谈打算率部回归大陆。也不会有尽管台湾两党实际上都拒绝统一，但是大陆仍然出台一系列惠台政策。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诡辩，某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和一部分前朝遗老遗少出于改旗易帜的政治目的对历史进行的歪曲是徒劳的，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
2019年11月27日是重庆歌乐山“11·27”大屠杀70周年。
对于还没获得解放的地区来说，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当时经过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重大战役，势如破竹攻克国民党大量占领地，当蒋介石“划江而治”梦想破产后，蒋家王朝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对共产党手软的结果，于是在重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敌人大屠杀的屠刀首先刺向杨虎城将军。9月6日晚上11点多钟，刚抵达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将军及儿子、女儿和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小萝卜头”，在这里先后遭到特务们的利刀屠杀。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杀，重庆11月30日解放，在11月29日下午4时，共有32人被枪杀在松林坡，敌特连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
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在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在重庆中美合作所中牺牲的烈士牺牲在黎明前夕，当时新中国已经诞生，革命志士们在遭到屠杀之前在监狱中根据自己的想象，制作了下面这面五星红旗。
国民党在之前的1927年的“4.12”杀了5万共产党人和50万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的上世纪50年代初，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中共党员有1100余人。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地发现201个在马场町刑场枪决而被时代弃葬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据民间机构的统计，被蒋家王朝以共党罪名杀害的人数约五千人，被判处徒刑的上万人。按照当事人陈明忠的估算，因为“匪谍”案件被捕者达十四、十五万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有个重要批示，内容是无条件释放所有国民党战犯的。
在这之前，毛主席领导新中国，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并且有过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共释放了35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这六次都是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而1975年这一次就没有这个要求，因此属于无条件特赦。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特赦1959》讲述的就是1959年，共和国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民党战犯要求去台湾，而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却不接受，以至于他们当中有人自杀。可悲的是，他们这些人或多或少欠下人民的血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没有枪毙他们，他们最后却死于走出共产党的监狱以后，被曾经为之效犬马之劳的国民党当局的遗弃。
从上面的历史事实，两相比较，谁残酷，谁宽大，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在前段时间国内自由派公知指鹿为马甚嚣尘上的时期，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和一部分前朝遗老遗少无视和掩盖这些历史事实，抛出很多书籍和文章，大肆歪曲历史事实，欺骗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把国民党说成是宽厚善良的，民国时期是“伟大”的，而共产党是残暴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通过偷换概念的手法，歪曲和曲解镇反的历史事实。
2005年，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实现自从1949年以来国共两党高层的首次正式公开接触。“胡连会”以后，为了和平统一大业，中共和大陆方面对国民党方面释放出很大的诚意，从2005年到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段时间，一方面出台很多惠台政策，另一方面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国民党赢得在台湾地区的选举。在大陆，尽量正面反映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在荧屏和银幕上出现的抗战国军的形象也很多是正面的，对民国时期也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但是大陆的诚意不但没得到台湾方面的积极回应，小马哥竟然还抛出“不独不统不武”的三不政策，不仅仅搞隐性台独，甚至还在大陆自由派的吹捧下，晕乎乎做起了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白日梦，甚至还梦想成为“大中国”的总统，谁知道梦未醒，椅子已经让蔡英文搬走了。而大陆上的前朝遗老遗少则是利用大陆对国民党释放善意和投鼠忌器的心理，不遗余力地美化国民党和民国时期，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他们为顽固反共到底的张灵甫脸上贴金，把蒋介石粉饰包装成为“民族英雄”，吹嘘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大喊什么“民国以后无大师”，不遗余力为民国时期招魂。另一方面利用他们窃据的话语权，玩弄诡辩术歪曲历史，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镇反历史的曲解。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留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因此，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通过群众检举揭发，人民政府依法惩处了一批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
从1950年冬开始，在全中国范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为镇反运动提供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在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坚持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精神，力求做到“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斗争中坚持的政策。
据统计，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内，新解放地区就有四万多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生活秩序，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开始对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各类反革命分子严加清查。同年10月，鉴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加紧进行破坏活动，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对于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同时，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1952年底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虽然那时候新中国已经诞生，但是由于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并且他们收编了一批政治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当时的情况是前有外敌，后有内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镇反运动实际上是解放战争的继续，国家仍然处在半战争状态，所以说无论是剿匪中消灭的残匪还是抓捕以后枪毙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等同于战争中的伤亡。但是个别所谓的“历史学家”以及一部分前朝遗老遗少们，利用在镇反中被消灭和镇压的敌对势力分子的多重属性，偷换概念，用被消灭和镇压的敌对势力分子他们兼有的“国人”属性这一概念来指代这些人，这么一来，就利用公安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来证明中共曾经杀了多少多少“国人”。抽掉了这些人的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用这些人的公民属性指代，而且还“有根有据”，欺骗了不少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用心何其险恶！镇反运动会有扩大化的情况吗？会。会有冤杀的情况吗？会。但这是少数和个别情况。自由派公知在历史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忽悠人们不要记住仇恨，包括不要记住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另一方面念念不忘作为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仇恨，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关管杀”的人员及其亲属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仇恨，不但他们自己仇恨，甚至还利用这些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忽悠青年人和他们一起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以及一部分前朝遗老遗少们使用的偷换概念的伎俩同作家方某在小说《车欠土里》里面使用的以偏概全的办法的路数一样，把实际上的两军对垒的半战争状态中消灭的敌对势力说成是中共对“国人”的“屠杀”，为他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造舆论。
其实，现在重提重庆歌乐山“11.27”大屠杀并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正本清源，把被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以及一部分前朝遗老遗少们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容许阉割、歪曲、颠倒。
也许会有自由派人士用我上面使用过的“两军对垒”的说法来为国民党在台湾对共产党人的屠杀辩护，那么国民党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儿子、女儿和宋绮云夫妇的儿子“小萝卜头”又怎么解释呢？他们可是未成年的小孩子啊，他们的存在会危及国民党的统治？那种暴行用当今世界的标准评价就是反人类罪。美国策动叙利亚内战，并且雇佣“白头盔”在叙利亚演戏，难民外逃有一个叙利亚小孩子死在海滩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就以此归咎于叙利亚，并且作为空袭叙利亚的理由。以此作为镜子，国民党当年的暴行应该说与纳粹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里面的小孩子的暴行没有什么两样吧？
客观地看待历史，共产党对国民党是宽大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民党的战犯最后能够洗心革面成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公民，也不会有曾经作为中华民国代总统的居住在美国的李宗仁的回归中国，也不会有蒋介石本人的曾经通过章士钊和曹聚仁与大陆秘密会谈打算率部回归大陆。也不会有尽管台湾两党实际上都拒绝统一，但是大陆仍然出台一系列惠台政策。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诡辩，某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和一部分前朝遗老遗少出于改旗易帜的政治目的对历史进行的歪曲是徒劳的，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