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易解，又很费解，“真实的历史”何在？
——与《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的作者商榷
作者:双石
《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刊出了庄重先生文《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作者称自己才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真正作者，关于《敦》文作者为谁这样“一个易解而又费解的谜，现在解开了！”而且自己所言才是“真实的历史”。
现如今这类公案很多——比如前不久网上就盛传“《沁园春·雪》的真正作者是胡乔木”，笔者看了也就付之一笑，并未在意——这个“玄龙门阵”未免也太小儿科了嘛！不过哩，关于这类在党史上的公文文献的写作中的“作者署名问题这好象也不是第一例，比如现如今收入了《周恩来军事文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其执”笔者就是陈毅（周恩来曾言：“我一字未改”）。但这属于公文文献，表达的也是公文发布机关和代表人的意图，只能由最后发布机关或发布机关代表人署名，而陈毅当时并不具备这个资格，所以该文收入《周恩来军事文选》也是合情合理也合法的。
至于毛泽东，他给新华社写新闻稿，改新闻稿的事情那就更多了。
不过这回庄老先生很是不甘寂寞且不依不饶，好象一定要较出个真儿来！而且还带有很大的愤懑情绪，甚至上纲到“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毛主席的书被称之为‘红宝书’，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敢说一个‘不’字”！——这当然也是《炎黄春秋》的主编及编审人员十分喜闻乐见的“政治觉悟”。而庄老先生愤懑之缘由无，无非是认定《敦》文的起草者是自己，而毛泽东不过是改了文稿的抬头、署名和“几处技术性修改”而已——但这似乎又与庄老先生文中所言的“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没有总揽全局来写这篇广播稿”，不能自洽且自相矛盾。
遗憾的是，庄重先生并没有拿出什么象样的过硬的证据就匆忙宣布“一个易解而又费解的谜，现在解开了！”，大家都可以面对庄重先生所给出的“真实的历史”了！这个，至少是有“过于偏执也过于草率”之嫌吧？比如“庄老先生自己写的《劝》文原稿”这类非常重要的物证，就被庄老先生很不负责任地推给“档案埋进山洞找不着了”这样一个“五W要素不全”且离奇而又离谱的故事，而庄老先生所言经手过《劝》、《敦》等文稿的诸多当事人，又要么是大多已经故去，要么是“当事人”的身份乃至经手过程本身就很难得以证实！既如此，庄老先生不妨扪心自问：要是就这么着就打上法庭扯起官司来，恐怕就是最偏爱老先生的法官和陪审团，也很难认同老先生文中口中信誓旦旦的那个“真实的历史”吧？
人们当然有理由说一句：横不能你庄老先生说这事儿是咋回事儿，就是咋回事儿吧？
当然，笔者也尽可能客观公道地说一句：《敦》文由庄老先生起草而又由毛泽东修改尔后播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也是有过先例和后例的！然而“可能性”毕竟是“可能性”，并不等于就是“历史的真实”呀！至少，即或是根据庄老先生文中所述的那些“五W”不全的故事，这种“可能性”与“历史的真实”之间，也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吧？至少，庄老先生的说法，还得经得起今人后人们的置疑吧？
好，现在笔者就根据庄老先生《谁》文中的说法，来置疑置疑庄老先生，希望庄老先生能给予负责任的回答！
根据《毛泽东选集》所载和庄老先生《谁》文所言，《敦》文是1948年12月17日由新华社播出的，是吧？这个基准时间，应该是此项公案的所有争议者都认同的？是吧？——要不，再查查新华社播出文稿档案？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
庄老先生《谁》文是这样记录这个事件的——
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从徐州向西逃跑，于1948年12月4日在河南永城以东陷入我华东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粟裕将军对我说：“我们要向杜聿明部开展政治攻势，我给你一个任务，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写信给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写得通俗、口语化，便于我前线部队向敌人广播。”我先后写了七篇广播稿，12月上半月，仅《劝杜聿明投降书》(这是粟出的题目)，我就写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1948年12月16日24时毛泽东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
㈠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
㈡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
㈢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庄重同志，对杜聿明集团口语广播词的起草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好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裕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吧！”他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急。即发新华社总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时间。然后他对我说：“你请张参谋长看看发出。”我马上去见张震参谋长，张说：“粟司令已审阅同意签发；我就不看了，我要军台发，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我写得最快、总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亲笔为我修改过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兴。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线分社编辑部，大家对照总社播出稿，学习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㈠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还加了个“等”字。
㈡此文开头，在“杜聿明将军”之下，毛主席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㈢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写为“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还有几处，毛主席作了技术性的修改。
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没有总揽全局来写这篇广播稿。
这也就是说：12月17日，粟总根据军委来电将写作任务交给庄老先生，庄老先生当场交稿，粟总当场签发，庄老先生交张震副参谋长看稿，张不看，让庄老先生交军台发新华总社，新华总社转毛泽东，毛泽东改稿，然后当天播出——没错吧？
然而笔者却在《粟裕文选㈡》中查到这样一个相关的电报——
陈毅、粟裕、谭震林关于休整十天如敌突围歼灭之致中央军委等电
（1948年12月17日）
军委：
甲、铣[十六日]二十四时电敬悉。我们遵令休整十天，恢复疲劳，溶化俘虏，研究战术，整理组织及展开对敌政治攻势，作为十天中心工作。但据息，敌有突围企图。，我们仍随时准备乘敌于突围中，乘机歼灭之。
乙、对杜邱李等口播，第一次于前天已预发总社（刻已播出）。第二次，当于明日经总社转呈。并另拟就各种传单、标语，关于开展对敌政攻指示，亦已另报。
陈毅
粟裕
谭震林
十七日二十二时
——《遵令休整十天如敌突围歼灭之（1948年12月17日）》，《粟裕文选㈡》第703页～第70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电报中的乙项就是关于“对杜邱李口播”的事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陈粟谭签发电报的时候（17日22时），“第一次”稿件已于当天播出（刻已播出——粟总们已听到了），而且，这“第一次”，是在“前天”（也就是12月15日）就已经“预发总社”了的！而“第二次”稿件（当然也可能就是庄老先生称他当天交粟总的稿件或庄老先生的稿件也在其中）则于“明日经总社转呈”。
这也就是说，庄老先生当天交卷的这篇稿件，最快也得18日才能播出，是吧？
至少，1948年12月17日播出的《敦》文，并不是庄老先生于17日当天得令又当天神速交卷，又于第二天取回“学习”的那个《劝》稿，是吧？
看来，当年陈粟谭的这个电报，对庄老先生这个“真实的历史”，非常不利呀！
再者，笔者还有一个纳闷儿：庄老先生次日取回原稿时，怎么就能断定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亲笔修改过的哩？虽然庄老先生在文中安排了张震副参谋长出场，并分配其告以“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之角色，但“看到”并不等于“修改”（还是“亲笔”！）呀？请问庄老先生是从何处得知“毛泽东亲笔修改”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的哩？
当然，据庄老先生称，此前他也写过多篇《劝》稿（4篇？），而且已经播出过。庄老先生也有可能记忆发生了错讹：庄老先生把《敦》文究竟出自自己“4篇”《劝》文中的哪一篇给弄混了？17日新华社播出的《敦》文实际上就是庄老先生此前写的那“多篇”之一的稿件？然而遗憾的是，《敦》文中所言及的“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等等信息，最早也是16日晚上才得以确认的呀！莫非庄老先生比毛泽东、刘陈邓、粟陈张谭还消息灵通，能未卜先知，15日写稿时就已预知到了16日才发生的事情？——17日陈粟谭电分明是在证实：这个（些）稿件是“前天”（也就是15日）就已发给新华总社，而且17日当天就已播出了！！！
如此，庄老先生如果还要继续坚持《敦》文是由自己所撰《劝》文或“之一”而来，除了需要解释“15日或之前写的《劝》稿如何能预知16日夜才得以确认的事件”外，至少还需要提供这样的证据：
㈠陈粟谭17日电中的“第一次”（15日）传给新华总社的稿件，是庄老先生写的《劝》文，或者庄老先生写的“4篇”《劝》文或“之一”，就包括在这“第一次”的稿件之中（也许不止一个稿件，还有别人写的？）。
㈡如果㈠成立，那么庄老先生就需要提供庄老先生《劝》文的原稿，以与《敦》文对照，看看毛泽东是怎么改的，改了多少？是不是仅仅是“几处技术性修改”！
㈢庄老先生17日或18日，是从何处得知自己的《劝》文或“之一”，是由毛泽东“亲笔修改”成《敦》文的？
如果上述证据庄老先生俱不能提供，那么最低限度也要提供这样一个佐证：庄老先生的类似作品中，是否有文风语气与《敦》文相类或相近者？《毛泽东选集》主编将《敦》文收入的做法，笔者虽然目前尚不敢断言妥与不妥，但人家的理由至少还是合乎情理的：口气文风很象毛主席！
毛氏文风——哪怕是他写的公文，的确不是那么好模仿的。
很巧，《粟裕文选㈡》也收入了另一篇劝降信——《陈毅、粟裕致杜聿明等的劝降信》，不知是不是出自于庄老先生的手笔，各位可将这个“劝降信”与《毛泽东选集》中的《敦》文比较一下，看看文风语气方面有何不同？（参见附件一和附件二）
最后说一句，现在仍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敦》文的确是由庄老先生声称为自己所撰的《劝》文或“之一”由毛泽东修改而来。但既便如此，庄先生要声称这个文献是属于自己的才是“历史的真实”，还要让世人相信，那恐怕还需要继续努力，把“五W”找全！——庄老先生是革命前辈，也是新闻界前辈，不会不知道新闻写作的“五W原则”吧？
附件一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1948年12月17日）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民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伯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刊印。
附件二
陈毅、粟裕致杜聿明等的劝降信
（1949年1月1日）
杜聿明将军暨邱清泉、李弥司令：
十二月八日函谅达。二十天来，北线十六兵团、南线十二兵团已先后为我解决，及二十余万官兵均已获得解放。正副司令黄维、吴绍周虽放毒逃跑，但亦不能幸免。迩来天候转寒，风雪交加，空投不继，亦系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贵部官兵露宿郊野，以树根充食，士气沮丧，不仅携械来归者日众，且有倒转枪头，杀死反动官长弃暗投明者。先生如再固执已见，压迫士兵作顽强抵抗，则贵军内部实行兵谏之革命行为，亦将接踵而起，众怒难犯，尚望再思之。况徐总撤滁州后已令李刘部南窜江边，蚌埠即放弃，北上援军已成绝望，贵部已成南京之牺牲品也明甚！当兹新岁，本军为挽救十余万生灵涂炭，特再作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切实保护武器弹药器材，实行有组织地缴械投降。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全体官兵的私人生命财产安全。
为蒋介石一人效忠，反人民而死，徒落千古骂名；能勒马回头，尚能将功折罪，为人民所宽恕。是非利害，幸速图之。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
一九四九年元旦
——《致杜聿明等的劝降信（1949年1月1日）》，《粟裕文选㈡》第721页～第72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附件三
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
作者：庄重
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果真如此吗？非也。那么，作者究竟是谁呢？这是一个拖延了几十年易解而又费解的谜。
那时候，我从劳改农场——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回北京在新华社当编辑已有数年。一天，遇老友邓岗，他问我：“《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总社播出后，我们不是对照原稿学习过吗？……怎么上了《毛选》？”我感觉他是在“明知故问”，我无可奈何，只好回答：“我不知道。”
1983年1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首页“出版说明”称：“本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合编。”新华社副社长缪海棱(曾兼任新闻研究部主任)和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成一任主编。有一天，我与成一谈起此书的编辑过程，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编入这本文选？他说：“毛主席写的《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和《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我们都注明：‘根据手稿刊印”’。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虽然登上《毛选》，因为没有找到手稿，还不能断定是毛主席写的，所以我们没有采用。我问为什么《毛选》四卷刊登呢？成一说：最初也有人怀疑这一篇不是毛主席写的，但该卷主编认为是毛主席写的，他的根据是：文章的口气像是毛主席的口气，这是第一；第二，经毛主席修改过，又是毛主席签发的。
更荒唐的是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竟然绘声绘色地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是陈其五。
叶永烈为了烘托此文的重要性，首先将陈其五介绍一番，意在表明陈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好像只有陈其五才能写出这篇文章。其实，陈其五和我，彼此很熟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约有十年时间，陈其五和夫人冯剑与我在一个地区和军队里工作过。最后，陈其五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岗位上，被张春桥打倒。
叶永烈在其所著的一部传记里，有一节专写陈其五。据他介绍，陈其五原名刘毓珩。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21岁的刘毓珩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他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1938年2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派遣他去国民党军队某部做地下工作时，刘少奇给他改名陈其五。(不久，陈其五回到新四军里工作)
叶永烈还说：陈其五曾任“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
叶永烈以很长的一段篇幅写陈其五写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情况。原文如下：“1948年12月，当杜聿明部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其实，《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不是陈其五，陈其五也不是“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新华社历史上没有“华东前线总分社”，有的是华东前线分社，分社社长是康矛召，不是陈其五。叶永烈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通篇是陈其五的手迹，我说“否！”通篇是孙书明的手迹(但原稿不是他写的)，孙书明离休前是新华社老干部局局长，现住北京龙潭湖公园附近。附带说一句：陈其五不是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
事情本来很简单，却弄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离奇了。甚至《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中也写了这样一段：
“我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赠送食品，散发传单等。毛主席还专门为淮海前线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内，
敌副师长以下1.4万余人缴械向我投诚。”(《张震回忆录》上册第346——347页)
第三野战军战史也写上一笔：“毛泽东起草了中原人民解放军、华东人民解放军《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最近，一些纪念淮海战役胜利六十周年的文章，无例外地写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出自毛泽东之手。
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毛泽东选集》(包括各种外文版在内)总共出版发行多少万册，我粗略估计，少说也有几千万册吧。《毛选》中若有错误，《毛选》发行量愈大，则错误流传愈广，影响党史、军史……改正错误更加困难。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谜，该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我是个有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而且92岁了，我应该对历史负责。今天，我宣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陈其五，而是我本人——庄重。
历史真相是这样的：
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从徐州向西逃跑，于1948年12月4日在河南永城以东陷入我华东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粟裕将军对我说：“我们要向杜聿明部开展政治攻势，我给你一个任务，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写信给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写得通俗、口语化，便于我前线部队向敌人广播。”我先后写了七篇广播稿，12月上半月，仅《劝杜聿明投降书》(这是粟出的题目)，我就写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1948年12月16日24时毛泽东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
㈠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
㈡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
㈢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庄重同志，对杜聿明集团口语广播词的起草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好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裕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吧！”他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急。即发新华社总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时间。然后他对我说：“你请张参谋长看看发出。”我马上去见张震参谋长，张说：“粟司令已审阅同意签发；我就不看了，我要军台发，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我写得最快、总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亲笔为我修改过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兴。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线分社编辑部，大家对照总社播出稿，学习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㈠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还加了个“等”字。
㈡此文开头，在“杜聿明将军”之下，毛主席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㈢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写为“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还有几处，毛主席作了技术性的修改。
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没有总揽全局来写这篇广播稿。
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手迹问题。
上文已经说过，手迹是孙书明的。
45年前，孙书明与我谈起《毛选》上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我写的，不是毛主席著作。”我简略说了写这篇东西的过程。孙书明接着说：“这事与我有关，那天，我在总社机要室值班，总参三局来电话，说淮海前线给新华社总社发来一篇急稿，是军台发来的，是密码电报，不能给你们，我们口传，请你们笔记。我连忙拿来稿纸，对方一字一句地口传，我一字一句地记，稿子题目叫《劝杜聿明投降书》。”
我的手迹在哪里？我的手迹被封藏在大别山的山洞里。
上个世纪某一年，因轻装备战，南京军区将历史档案资料包括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当时负责人为沈定一)的存档稿件，(沈定一说内有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原稿)清理打包，运往大别山藏在一个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树种草，隐蔽起来。因未作标志，后来军区几次派人去取档案资料，却找不到那个山洞。1985年夏，我与新华社高级记者阎吾曾专程赴南京寻找，也空手而返。我想，天长日久，洞中阴暗潮湿，那些档案资料，大概早已腐烂成泥了！
我手头有一本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竖排精装本(合订一卷本)，其卷首“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本书出版的说明》，却写于1951年8月25日。由此可想而知《毛泽东选集》在1951年8月就已经编成 “出版的说明”中说：“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又说，“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
《毛选》第四卷出版于1966年3月，迄今4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不早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推迟43年才提出来，原因很复杂，一言难尽，概括说来有两个，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烧身，株连“九族”。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毛主席的书被称之为“红宝书”，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敢说一个“不”字。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打人“牛鬼蛇神”行列，“只许老老实实”，进行“脱胎换骨”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
再说期待，期待什么？
期待毛主席有一天能发现校阅时的疏漏，自己提出来改正这个错误。
期待《毛选》的编者、出版者能发现这个错误，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更正，以示对读者负责。
期待粟裕、张震、廖承志、廖盖隆、邓岗等知情者能为我说一句话，问题便可解决了。我默默无语地期待着、期待着……一年又一年飞逝而去，《毛选》四卷出版了多少年，我期待了多少年。我终于失望了，不再期待下去。
今天，我亲爱的祖国给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来，敢于直言了。
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个易解而又费解的谜，现在解开了！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