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的曲折延安行
胡新民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南洋华侨中有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的一个侨商家庭。1945年11月18日，重庆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赠送了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全面高度肯定陈嘉庚先生这位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伟人。毛泽东、陈嘉庚分别作为中共领袖与海外华侨领袖，在抗日战争中相识相交，他们第一次相见就为陈嘉庚带来了思想信念和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曾长期在陈嘉庚身边工作的张楚琨认为：
【“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1961年8月12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嘉庚在北京病逝，后安葬于福建省集美鳌园。在他墓碑的底座上，刻有一幅题为“延安各界欢迎会”的浮雕，刻记的就是嘉庚先生的延安之行。
失望在重庆
陈嘉庚17岁(1891年)时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成为了南洋华侨界有名的实业家。陈嘉庚致富后不忘苦难中的祖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期间数次返回故里，兴资办学。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与会代表一致赞同成立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推举陈嘉庚为主席。
早在1936年，南京政府为了庆祝蒋介石50诞辰，请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祝寿。最初只指望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侨捐10万元购买飞机1架就够意思了。没想到陈嘉庚领导的马来西亚华侨的“购机寿蒋会”，竟募得国币130多万元，可购飞机10架。由此可看出陈嘉庚当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是寄予多大的希望。
南侨总会成立后很快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当时，中国的半壁河山已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财政来源大大减少，华侨的捐款加上华侨赡家汇款对祖国的财政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军费为18亿元，同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11亿元，其中捐款约占10%，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以巨大的财力支撑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1940年3月，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视察团”回国慰问抗战军民，陈嘉庚也在当月下旬，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早就感受到陈嘉庚在华侨界的巨大的号召力和筹款能力，把他视为“大财神”，因而把欢迎他回国当作一件国家大事，动员了有关党政军大员到机场欢迎并精心安排了一系列接待日程。
3月26日，陈嘉庚偕印度尼西亚侨领庄西言、南侨总会秘书兼陈嘉庚翻译李铁民(因陈嘉庚不谙国语)等飞抵重庆，受到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重庆市各界代表3000多人的热烈欢迎。陈嘉庚在机场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兄弟已经离开祖国十八九年了，虽然身在海外，可是心却在祖国。”还说“若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嘉庚本意是因为在海外风闻国共两党常有摩擦，感到有必要实地调查，争取为国共两党消除分歧做点实际工作。而当时的背景是共产党的坚强抗日逐渐赢得了全国的民心，延安的政治清明，民生安定也通过当时的《新华日报》和一些外媒报道，日益被国统区的广大民众所了解。陈嘉庚要去延安的打算，使一直视共产党为心头之患的蒋介石十分纠结。
国民党政府本来就制定了一个异常重视的接待计划，由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政治部、宣传部、海外部、侨委会等近30个党政部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委员会，下设考察、交际、交通、宣传、总务五个办事组，并拨出8万元专款以供接待之用。陈嘉庚的访问延安之意无疑对蒋介石十分不利。为了能把陈嘉庚等人留在重庆，或者按当局的旨意只访问其它国统区，国民党政府颇费心机。为达目的，“热情招待”就成为了利器。不知是早就预见还是什么其它原因，拨款8万元可以说是做足了“粮草先行”的文章。当时慰劳团除了陈嘉庚等几位高层领导外，还有从陆路先后到达重庆的其他45位成员。他们后来在重庆住了20余天，食宿费一共才用了6100元。
没想到这个利器却变成了败招。陈嘉庚除了强烈的爱国心，时时处处为祖国着想，本性还十分崇尚简朴。同时，陈对当时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已有所闻。全程陪同陈访问的，也是成员之一的侯西反先生，原是南侨总会的常委，陈的亲密同事，因宣传抗日于1939年底被驱逐回国。侯曾1940年1月起在重庆住了60余天，差不多每天都有宴请招待，有时一天两次。侯将这一切都如实告知陈，使陈高度警惕起来，决心尽可能地拒绝吃请。因此，南侨慰劳团到达重庆后，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启事：
【“此次奉派回国在于慰劳与考察工作繁重，时虞限越，所有在都拜会谒见聆训参观各项，经承欢迎会代订日程，其中如党政军机关公宴及重庆市各机关团体欢迎，大会即为联合行动，本团虽觉礼重，莫当惟得以此畅聆朝野名贤之教益，自宜乐受，除此而外为敬谨，侨胞使命注重实际工作，所有其他应酬概行谢绝，仅布区区，诸祈公鉴，并希原谅。”】
此外，陈嘉庚个人也发表“郑重声明”，“一切应酬”，“掬诚辞谢”。“保惜精神，节省糜费，此固为新生活原则所当遵守，亦鄙人愚拙之性一向皆然”。
3月28日，陈嘉庚收到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重庆励志楼谒见蒋介石，这是两人首次见面。蒋介石的座车一驶到，传令兵即振喉高喊“蒋委员长到--”，在场的所有人立刻全体肃立，毕恭毕敬，连大气也不敢喘。当蒋介石和宋美龄姗姗而入，挥手示意大家就座，众员方敢徐徐坐下。这给陈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回来后，陈嘉庚说蒋介石像个皇帝。不久，蒋介石在嘉陵宾馆宴请陈嘉庚及慰劳团成员，此时蒋介石已听说陈嘉庚平素简朴，所以宴席“虽用西餐，然物系土产，四五样，加以面包，似颇简单，足以果腹有余。”但是，重庆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情形，国民党的腐败，还是没有逃过陈嘉庚的眼睛。蒋介石宴请他所在的嘉陵宾馆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
实际上，陈嘉庚刚到重庆就听说了，政府经常用来设宴的嘉陵宾馆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开设的，感到难以相信。他认为，官不与民争利，而孔祥熙尊为院长，难道还能明目张胆地经营旅馆业?后来，孔祥熙有事到嘉陵宾馆，对此亲口承认不讳。这使得陈嘉庚极为愕然：
【“余至此乃深讶我国政治，与外国相差甚远。英国政府公务员，不但不得私设营业，亦不得买卖公司股份，虽地皮业产，银行及政府债票亦然，防弊甚严，违者立即开革科罚。”】
不但像孔祥熙这样的政府高官，甚至连当局的一个汽车司机的劣行也让陈嘉庚失望不已。陈在南洋的艰苦创业经历，使其养成了细心观察的习惯。初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了一辆汽车专供陈嘉庚外出使用。没多久，他就发现该司机汽车耗油很不正常，于是亲自核算，发现该司机公然作弊，虚报冒领。陈屡次交涉无效后，只好将其辞去。几天后，陈嘉庚要用车，让招待所另请一个司机来，没想到来的依然是那个司机那辆车。该司机贪婪如故，每日还要5元茶钱。对此，陈嘉庚感慨道：
【“至用油虽多，乃政府之事，我何必干预。第花费无度，不忍坐视不言，不图屡言亦无效。如此足知重庆官员，费用公共物件，似无关痛痒，由下人自由出入耳。”】
陈嘉庚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月，耳闻目睹，失望情绪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来自国民党官员蓄意挑拨的反面“宣传”，也让他对知之甚少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有了强烈的好奇心。站在灯红酒绿的陪都街头，陈嘉庚望着慰问团的秘书李铁民，两人似有默契，有了新的主意。他们都感到有必要着手他们刚下飞机时声称的访问延安的计划了。李铁民为促成陈嘉庚先生的延安之行起到很大作用。李也是福建人，思想一直比较进步。在重庆期间，他经常去中共办事处，同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交谈，还访问了许多进步人士，使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当他向陈嘉庚先生介绍这些情况后，陈欣喜异常，决定无论如何还是要去去延安看看。
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也曾特地去拜访陈嘉庚，认真听取陈对团结抗战，减少国共两党摩擦的意见。在此以前，陈并没有接触过中共人士，海外的捐款也未曾给过中共一分一厘---因为他那时只认可国民党政府。中共代表热情地邀请陈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茶会。陈在茶会上问到了如果想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应该从什么地方去，需要多少天，路上交通如何等问题。叶剑英告诉他，先到西安，去找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会将会安排去延安。很快毛泽东就从延安发来一封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到延安访问。
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
陈嘉庚决心将访问延安的计划付诸实施，这给了蒋介石很大的的震动，他决定亲自出马劝阻。
慰劳团于1940年5月1日分三个团前往各地。5月5日，陈嘉庚结束在重庆的慰劳考察活动，与侯西反、李铁民一行三人飞抵成都，庄西言因急事返回南洋。陈到成都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了解到陈的下一步旅程包括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西安。蒋随即以兼任的四川省主席的名义发出请柬，请陈参加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宴会结束时，又约陈第二天共进午餐，并在第二天早上派人送来正式请柬。这一餐午饭，蒋还叫夫人宋美龄作陪。饭后陈欲告辞，蒋却留下他谈话。，蒋问：
【“陈先生要从成都到哪里?”】
陈答：
【“要到兰州和西安。”】
蒋又问：
【“还要到什么地方?”】
陈知道蒋的用意，就如实回答：
【“如果有车可以到延安，也想去。”】
没想到蒋介石一张口便大骂共产党，极力试图打消陈去延安的念头。陈冷静地回答：
【“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汇报。”】
蒋见陈还是坚持要去，也确实找不到借口阻栏，同时也担心引起这个“大财神”的反感，只好悻悻道：
【“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还预言：
【“你是资本家，是不会同情共产党的。”】
蒋的这些话使陈很不愉快，认为蒋未免有点把他当小孩看了。
陈嘉庚访问延安，是需要一定胆略的。当时延安临近前方，经常受到空袭。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新建的窑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袭警报的枪声不时破空而起。就在那段时间，王震将军刚率领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河防的六路进攻，山西全境的八路军配合晋西北战场，歼灭大量日伪军。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大延安”的战备大演习也刚刚结束，八路军部队随时准备行军打仗。
5月25日，陈嘉庚从兰州到达西安。陈知道蒋对他不放心，但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蒋一直安排人员跟踪监视，寻机阻挠他的延安之行。在陈抵达西安之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即派出一个名叫寿家骏的科长出面接待，严令其不得离开陈嘉庚半步。在西安，寿科长的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为陈嘉庚一行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联系制造障碍。如果万一陈嘉庚成行，则一路跟随，相机行事。总之，尽一切可能不让陈倾向共产党。
陈嘉庚并不知道蒋介石有这些安排，在到达西安后就自行找了一家觉得合适的招待所住下。但寿科长找到陈嘉庚一行驻地，一定要把陈嘉庚等人接到另一处入住。陈一行人表示不愿意，但寿不待解释，强行要人将陈嘉庚等人的行李搬进汽车运往新驻地。这使陈嘉庚大惑不解，感到“慰劳团不自由”。
第二天一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闻讯来拜访陈嘉庚。交谈中朱告诉说，他这次从河北战区，经洛阳到西安，将回延安，还有一位周恩来先生从延安到重庆，前一天也到了西安，正好碰上陈先生在西安，决定都在这里耽搁一天，以便招待侨胞慰劳团。请他们在当天中午，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一起吃饭。陈一口答应下来，朱随即告辞。到将近中午，陈一行人准备出发时，获悉此事的寿科长赶出来阻拦，说是陕西省政府蒋鼎文主席请吃中饭。陈为了顾全大局，只得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向朱德讲明原委，约定下午三点前往拜会。到了三点，说好给陈安排车的寿科长又不见了人影。人生地不熟，陈不得不放弃了第二次约定。此时陈嘉庚终于意识到：
【“强移慰劳团寓所，系杜绝与中共办事处来往。”】
过了几天，陈应付完国民党方面的应酬后，终于到访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准备向朱德、周恩来等致莫大的歉意。但朱，周两人早已一个回了延安，一个去了重庆。于是陈嘉庚便同接待他的一位姓蒋的处长谈起了去延安的事。陈告诉蒋，他们这次去延安是去定了的，请蒋帮忙安排汽车。蒋很快就落实妥当，定于次日启程。
终于等来了动身前往延安的日子。当陈嘉庚坐上蒋处长安排的车子即将启行时，一辆较新的大汽车迎面而来，车停后下来的便是那位寿科长。寿告诉陈，他奉命一起前往，以便沿途照料。见到此情此景，蒋处长就说不妨大家一起走。于是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一行三人和寿科长同乘那辆大车，蒋处长等人乘一小车，另一辆大车载有卫兵和汽油，三辆车子一齐向延安进发。
一路风尘。三辆车行至洛川县吃午饭。饭毕出来刚上车坐定，一些当地民众打扮的人来到了车旁，拦住陈嘉庚的车子，嘴里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边说边掏，每人掏出一封信便往车厢里塞，信封上写着“陈嘉庚先生赐启”等字样。这可使收件人非常迷惑：这些人怎么知道他就是陈嘉庚?怎么就会知道他此时会路经洛川?又怎么会给他写信?但一打开信件，一切都明白了，因为信里写的都是“呈为共匪万恶，请求主持正义事”之类的东西。陈眉头紧皱，把信给寿看过后，即全都撕毁，抛到了路边的深沟里。陈已知道这都是有人幕后导演的，目的是给他制造对中共的恶感。
1940年5月31日下午午五点多，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稍事休息便立即参加延安各界在露天广场举行的欢迎大会。到场延安各界人士三四千人，大家都席地而坐。特别兴奋的是前列的数百人，他们多能听懂闽南语。有一些还是来自南洋的男女侨生，象欢迎亲人似的跳出跳进，说不尽的高兴。在欢迎会上，陈嘉庚用闽南语发表热情的讲演，表达南洋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热诚和对抗战胜利的期盼。正说着忽地后面一阵骚扰，秩序有些乱起来，卫兵们立刻戒备。陈嘉庚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安地望着台下对面高坡上的扰乱。一个南洋女侨生就近告诉他：
【“陈先生，不要紧的，这是重庆派来的人同我们捣乱。前几天张继先生来，也在这里演讲，也碰到过这种捣乱。”】
话犹未完，几个卫士押着两个人走过来，折向后面去，秩序也告恢复。陈嘉庚看到这些，心里有几分难过，深切感到共产党要团结国民党一致抗战，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第二天一早蒋处长送了一封信来。原来蒋在洛川吃完午饭上车时也同样收到了那种责骂中共的信件。蒋说，既然写明要交给陈嘉庚，所以他带来照交。陈嘉庚对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重庆这一手专为抹黑延安的手法也实在是有点太拙劣了。上午陈嘉庚一行由朱德陪同，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临近中午辞回，李铁民上车不慎头部受伤，入医院治疗，七天后才伤愈出院。因此，陈嘉庚原定在延安的三天日程延长到了八天。下午四时，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陈曾见过报纸上毛泽东的相片，印象里不再是十数年前国民党报纸把他描写得非常可怕的样子，但无论如何，总以为他可能有点架子，特别是在重庆曾领教了蒋介石的“皇帝”威严。不料他车子刚到，主人已在门口等候，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进了窑洞，只见墙上挂一幅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陈嘉庚端详一会，心头不觉一阵感慨。叙谈中，虽然陈嘉庚对毛泽东所谈，当时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词所感动。毛泽东设宴招待陈嘉庚就在窑洞门外的露天，宴会桌是一个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那桌面既陈旧也不光洁，于是在上面铺上四张白纸。不过一会来了一阵风把白纸吹掉了，也没有再捡起来铺上。饭菜上桌，除了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外，洋芋、豆腐等都是陕北农家菜。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鸡，毛泽东解释说：
【“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接下来几天，陈嘉庚又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还应邀出席了讲演会。陈嘉庚感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接待和国民党当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欢迎，中共领导人朴素而诚恳，而国民党当局却是奢侈而虚伪。陈嘉庚与毛泽东多次会见，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和细节，引起他的注意和惊奇。有一次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到，没有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无拘无束。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陈嘉庚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还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子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知道陈嘉庚对延安各方面都想了解，毛泽东就还陪同陈嘉庚逛延安新市场。毛泽东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跟毛泽东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
陈嘉庚待人处事一直很细心，很有事必躬亲的风格。他怕有关负责人所谈非实，特意单独一人与许多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男女学生，以及从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投奔延安来的学生多次交流畅谈，就心中所疑详细询问，以证实所见所闻。这些侨生也能够敞开思想，毫无拘束地反映延安的真实情况。有一次，陈看到有的南洋女侨生在招待所吃完晚饭还要在夜里赶回十余里外的学校，于是关心地问起了夜里的安全情况，得到的答复是绝对安全，绝对没问题，因为当地民俗风气很好，一个人夜里走路没有任何不安全感。有了这样踏实的实地调查，陈对延安的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总算是心中有底了。
6月7日晚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出席。朱德致欢送词，陈嘉庚登台讲话，说他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诚恳态度;真正感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并由此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因此，他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离开延安前往山西前，有件小事也让陈嘉庚感慨不已。陈离开招待所时，觉得那位负责照顾他们的服务员辛苦了，便送去一百元表示谢意，但那位服务员坚辞不受。这与其在重庆遇到的司机每日索要五元的茶钱的情形，恍若是生活在两个社会。
返回重庆后的风波
离开延安后，陈嘉庚一行又到山西等地考察。7月17日返抵重庆。两个月前，陈离开重庆时，还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而今他再次回到重庆，则对中国的前途乐观多了。当时重庆有个“国民外交协会”，邀请陈嘉庚去讲演，讲题是《西北之观感》。陈嘉庚欣然接受了邀请，于7月25日晚作了讲演。虽然重庆处于轰炸疏散期，天又下着大雨，但会场挤得满满的，其中有社会各界人士，还包括新闻记者。陈嘉庚将西北行之中的兰州、西宁和西安等地的情况简单几句带过，就把话锋一转，说到他在延安的日子。他说，在离开重庆前听到了很多关于延安的传闻，但他刚到延安“两三天，已明白传闻均失实。”接着，他举出他在延安所看到的许多生动的事实，证明延安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而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民众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教育也不错，毛泽东住在简朴的窑洞里等等。他还一再声明，这些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陈嘉庚这篇演讲，言人之所不敢言，当然在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官员纷纷指责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
【“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添油”。】
陈嘉庚则回应说：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你们说我替共产党说话，那么贵党也应该实行良好的政治，同共产党竞争，这样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又说：
【“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最为愤怒的是蒋介石。他认为一个华侨大资本家，竟然直言不讳地为共产党讲话，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他怀疑陈是否受到了身边人的摆布。于是7月28日在召见陈嘉庚一行时，专门请其他人回避，单独和陈谈话。陈语气委婉地规劝，国民党必须革新政治，否则即使共产党不反对，也有其他的人反对。蒋介石听后立刻破口大骂共产党，比较在成都所骂更为激烈，甚至面红气盛，声色俱厉：“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也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话我未尝对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如此”陈嘉庚见蒋介石如此生气，只得少说为佳。最后表示作为海外侨胞，希望祖国团结抗战，一致对外。
陈嘉庚于1940 年7 月30日早由重庆乘飞机赴昆明，计划经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到他的家乡福建。当他离开重庆时，国民党中组部长朱家骅代表蒋介石去送行，并说蒋介石将要派国民党福建籍高干王泉笙陪陈嘉庚到西南各省视察，王随后一两天内就会赶到昆明与他会合。当日中午陈嘉庚到达昆明后，马上写了一封航空信给蒋介石，信中直言道：
【“早间朱君告钧座派王泉笙同余来西南，谅必有人对钧座献言，恐余到西南宣传共产党好话，故派王君来监督。又钧座对余盛气痛骂共党事，亦必有人报告余在国民外交协会演说各情。余所言乃据所闻所见事实”。】
信中还规劝蒋介石：
【“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
由于陈嘉庚把话说得如此明白，蒋介石只好放弃了派员监视的打算。
陈嘉庚一路上还是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通知各地国民党官员务必对陈多加提防。但陈一路上对国民党地方官员仍然是以礼相待。在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的通讯联络中，措辞也颇费心思相当得体。作为一位海外赤子，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抗日的大局，其良苦用心令人敬佩。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在返回重庆前，曾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早在那时，每每谈起延安之行时，他的兴奋之情就溢于言表。他感概地说：
【“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