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我要再不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红军真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李克勤

在所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事业中，因为分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角色有所区别，一个是主席，一个总理；他们的功能也有差异，毛泽东可以比作太阳，他是一个光源，而周恩来可以比作月亮，他始终借助太阳的光，太阳和月亮都是为了照耀同一个目标，就是地球，毛泽东周恩来的地球主要就是中国，就是中国人民，当然还有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他们也与中国人民共享太阳和月亮。

必须指出的是，太阳和月亮共同存在于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仅仅只有中国，也不仅仅只有地球、月亮、太阳，这个世界是宇宙。从道层面讲，毛泽东、周恩来思想深处的共性来自他们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才是他们成为伟大人物，成就伟大事业的思想之根——道器变通之根，再经过他们的艰苦奋斗，他们的道器变通之变，逐步形成了道器变通之基——理论之基，组织之基，制度之基，行为之基。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宇宙观，那么，他们的事业就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类似，有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相当于有了理论基础，太阳、月亮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方位、方向，就可以知道地球需要什么样的光和热，从而太阳和月亮最终找到了和地球共同运行的系统，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毛泽东思想。

王稼祥和毛毛主席、邓小平

1943年7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王稼祥认为，中国共产党22年的历史是为争取中国民主解放的斗争史，中国民族整个过程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或实践中指出的道路。

王稼祥还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实际上，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写进党章时，毛泽东思想充当了主义的功能，只不过毛主席自己谦虚不愿意全党将自己和马恩列斯并列而已。

在毛主席成为党的领袖，人民军队的统帅之前，马列主义更多是道层面的东西，这并不是说那个时候的领导人没有做什么，而是说他们的工作被教条主义的做法搞得很糟糕。

毛主席用他独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做法，让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生动化，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成为连大字不识的老农民也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理想、信念、目的、目标，这个功夫唯毛主席独有的，那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其他中共领导人做不到的。毛主席的道器变通，毛泽东文化，由此而来。

周恩来对此最有发言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成为党的领袖前夕，党内最有威望的人就是周恩来。可周恩来深感自己没有能力领导好党和军队，在他复杂局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之际，他和周围的多数同志发现毛主席最适合来做这个领袖。周恩来义无反顾做出了他人生最值得称道的选择。

在电视剧《毛泽东》第26集里有邓颖超和周恩来的一段对话，黎平会议前，

邓颖超发现周恩来：

夫人就给丈夫提供了一个红军内部的情况：

听了邓颖超了话之后，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

周恩来用了“坚定地”三个字，这说明他自己觉得之前他给与毛主席的支持虽然有，但力度远远不够。他也在犹豫，但这个时候刻不容缓了。

在中国人习惯里，有个怪毛病，不到万不得已，不做彻底改变。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的领导人有着显著区别，他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善于中医治未病。

毛主席又不同于民间的那些独来独往的高人，而是革命领袖，因此他会想方设法让身边的人理解他、支持他。

从领导艺术上讲，毛泽东能够制造一种气场，受这种气场影响，必定会有追随者。

周恩来属于党内对毛主席之道的先知先觉者。

我1978年考上湖北省重点高中武汉六中之后不久，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周恩来的文章《学习毛泽东》，这是周恩来1949年5月7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的第三部分，于1978年10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当时中国青年报全文转了。

周恩来在这篇讲话里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

“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

“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

周恩来诚恳地对青年们说：“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因为，“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而毛泽东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周恩来认为：“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认识，同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经历了痛苦的过程，可是总理毕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和那些投机分子有着本质区别。周恩来“邃密群科济世穷”，有着“面壁十年图破壁”志向，以及“难酬蹈海亦英雄”勇气和决心。

李克勤（jixuie）后记：中国这些年还有个怪现象，只谈周恩来，不提毛泽东，更不提周恩来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只要了解一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问题。无疑这就是把月亮当做太阳，如何说得通，让人想得通呢？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中国的问题很多，很多人被问题吓倒了，以至于绝望了。这个时候，还真得学一学毛主席的思维方法，毛主席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濒临绝境时，成为党和红军领袖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同时也要注意周总理那样一批革命家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自古以来不缺看客，中国需要大批鲁迅先生讲的“脊梁”。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① 里指出：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②，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③，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④。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⑤，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① 选自《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0月20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公汗。文中加粗的语句，是最初发表在《太白》月刊上时被国民党书报检察机关删去了的。

② 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国民党政府也多次向国联申诉，要求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联采取了袒护日本的立场。它派出的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后，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指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非“合法之自卫手段”，但居然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国联对日本的侵略不采取任何制裁的措施。

③ 求神拜佛：当时一些国民党官僚和“社会名流”，以祈祷“解救国难”为名，多次在一些大城市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仁王护国法会”等。

④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当时舆论界曾有过这类论调，如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⑤ “正史”：清高宗（乾隆）诏定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二十四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毛主席成为领袖之后，中国革命在文化上焕然一新，在人力资源上的显著特征，就是看客越来越少了，中国的脊梁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了，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道器变通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