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评论：这个史实没有错。]写出“草案”后，[评论：由于这个“草案”开始没有体现邓小平原先的设想，因而也是经过邓小平几次否定后才出台的。]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评论：这倒没错]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评论：这是为了说明自己下文引用讨论发言的真实性而作的必要交待。看来作者机谋很深。]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评论：这与下文就有了矛盾，你“得悉”的是“一些情况”，而非全部，这又怎么反映四千老干部的整体讨论的真实情况呢？]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评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评价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时，究竟应该持何态度呢？难道不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历史地具体地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吗？难道他们能够像一个老百姓那样以个人的好恶信口开河，“自由发言”吗？像作者下文引用的这些人的发言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党的历史。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他们认识到没有？这些高级干部也可以说是政治家了，如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就说明他们由于认识的局限，根本不配作无产阶级的政治家，“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如果他们认识到了，还这样做，那就说明他们不仅是私心在作怪，而且客观上充当了“第五纵队”的作用。这些人的党性又到那里去了呢？他们之所以如此，无怪乎就是自己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趁机发泄私愤吧了。如果党的高级干部囿于这样的认识和水平，我们党真是前景堪忧啊！后来的腐败现象如此严重，其来有自。如果说当时囿于个人的局限性尚未认识到的话，那么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成为苏联解体的历史远因，这种历史悲剧不知现在这些人认识到了没有？反正参与会议服务工作的郭道晖先生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评论：这是指那些对毛泽东的极端言论而已，三十年了，郭道晖先生仍然记忆犹新，由此可见郭道晖先生的政治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评论：这里介绍参加讨论的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干部，虽然是历史事实，但其用意却是为了说明当时在中央非毛力量的强大性。在这里郭道晖先生对读者耍了一个花招，他摆出了参加讨论的四千老干部那样强大的阵势，然后将下面介绍的一些人的非毛言论说成四千人中多数人的意见，看他文章的题目就可以洞悉他的内心。但他毕竟也知道当时参与讨论的不少见证人还在，不是郭道晖先生一个人的“孤证”，于是为了向读者暗示还有许多非毛言论没有列出，也为自己以后留下退路，同时也为了求得行文逻辑上的一致，少遭到别人的反驳，于是他在文章开头才不得不交待这是自己“得悉的一些情况”。]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评论：列出这个组的这么多人来，是为了为非毛营造气势，混淆是听。不过，我们要问郭道晖先生的是，你列出的这么多参加讨论的人都非毛吗？你是否对这些人的态度有过一个量化的分析呢？]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评论：这个“大家”是所有人呢，还是一部分人？郭道晖先生为了用参加讨论的一些人的发言来达到否定建国前十七年的目的，他有意在这里用了一个笼统的术语，来误导读者。]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评论：一个“某些方面”“可观的成就”，一个“很大偏差”，依郭道晖先生看，自然“很大偏差”要远远超过“某些方面”的“可观的成就”，那么否定建国前十七年也就顺理成章了。作者在这里抓住了表象，放弃了对真实历史的深入分析。建国前十七年，到底有什么错误，错误有多大？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什么？那些属于探索中的失误？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还是干部的作风造成的？大跃进时好多干部放“卫星”，是毛泽东让他们那么干的吗？难道不是毛泽东在全党首先发现这种“左”的错误，而率先预以纠正的吗？在张素华写的一个七千人大会的书里引用了一个长期搞农业的党内的极右派分子的话，这个人现在也承认“毛（泽东）本人没有搞浮夸”，怎么在四千人的讨论中不加分析地将错误一古脑都推给了毛泽东呢？现在解密的档案越来越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当时参加讨论的人都经历了建国十七年的历程，在那时也是大大小小的干部，如此对待历史真让人忧心啊！]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评论：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这就是现在对这个事件的评论。但为什么扩大化了？扩大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郭道晖先生敢揭示出来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具体负责反右运动，而书记处是谁负责的呢？反右斗争扩大化，首先应该书记处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不过负领导责任而己。反右斗争扩大化也与当时当权干部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严重，公报私仇有关。就象他们因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在讨论中拚命非毛一样。如果历史地看，难道不就是因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进一步暴露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思想教育没有成效的情况下，才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整当权派的一个诱因吗？]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评论：这种武断地判断，只能说明作者的肤浅。郭先生，你了解大跃进的本质吗？你深入分析过大跃进失利的原因吗？到底那些属于指导思想上的问题，那些属于没有经验造成的，那些又属于干部的浮夸造成的？造成失利，或者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极为复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一版中曾说，要是在庐山会议上继续纠左，所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庐山会议转向，原因极为复杂。郭先生不对历史进行深入地分析，却这样三言两语地解读历史，这种方法不可取。]死了几千万人。[评论：你统计过吗？你是凭什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呢？]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评论：是路线错误吗？根据呢？]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评论：就算是“毛泽东的错误”，那么“毛泽东的错误”与“党的错误”的区别在哪里呢？建国十七年间毛泽东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他个人的决策，还是党中央集体通过的。这是有案可查的呀，再说当时的多数当事人也都健在啊！既然是中央集体通过的，又怎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呢？（假如真有所谓的错误的话）]这个有争议。[评论：不仅仅是有争议，而是存心找茬，要否定毛泽东。]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评论：当时在党内确有一股非毛势力，而且势头不小，将毛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以便将毛打成“‘左’倾路线的总代表”。就这股非毛势力的骨干来说非毛是为将来反共，最终是为了变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当然在这股非毛势力中有一些人不过是对过去自己受到的冲击不满，发发牢骚而已，这些人是我们教育和争取的对象。对他们也要进行分析，不要一概而论。]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评论：立场不同，自然标准就不一样。这并不奇怪。]

　　多数人认为，[评论：到底占多少呢？郭先生老是这么模模糊糊的。]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评论：郭先生为什么不说出到底是那些评价是为毛泽东辩护的呢？]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评论：郭先生的意思分明是嫌“草案”中对毛泽东批判的不厉害。]大家反问：[评论：又一个“大家”，郭先生的用语为什么这么不明晰呢？这可是有携以自重之嫌啊！]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评论：怎么光有判断，不见有史实根据呢？]这是有区别的。[评论：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郭先生不说清楚呢？原则上讲，只有在此期间毛做出的重大决策没有经过党中央的通过，才是有区别的。当时，真是这样吗？]我的印象中，[评论：在这样大是大非关于党的领袖和历史的评价问题上，事隔三十年了，仅凭自己的“印象”，凭脑袋瓜子中的记忆行事，而不会查阅相关的档案记录，能是严肃认真地探讨问题吗？]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评论：是这样吗？你能不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光凭“印象”可不行啊？]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评论：这并不奇怪，不论那个时代都会出现投机者，靠忏悔过去来求得自己将来仕途的风光。]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评论：是少数人吗？这是郭先生想当然呢，还是真得就是这样？]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评论：究竟是不是“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郭先生没有拿出像样的证据来，我们表示怀疑。不过，如果真像郭先生说得那样—参加讨论的四千老干部多数人非毛，他们占多数的意见却没有被接受。这发生在号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民主新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却出现了如此严重违背民主的事件，这又是一个多么辛辣的讽刺啊！郭先生这里实际上暗含着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意思，不过他说得比较含畜，需要我们分析一番才能看出其本意。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借史讽今”。]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评论：这是在批评主持起草决议的领导人没有接受他们“多数人的意见”。郭先生在这里又打了一个马糊眼，他用“中央领导人”来代替邓小平，就是为了怕别人看出他在这篇文章中的心思，也就是今天中国极右派通行的逻辑，从倒毛到倒邓，最后反共，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评论：实际上比这还多。就这九次讲话，还只是节录。]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评论：这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远见所在。就这一点上来说，邓小平是英明的。因为他看到了一旦否定了毛泽东所带来的巨大隐患。]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争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评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当年被认为毛泽东错误的思想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恰恰在不断放射出真理的光芒，以致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位领导在当年撰写《毛泽东传》后在社科院的报告中坦称，我们没有把所有的东西写入《毛泽东传》，这还不是因为有损于毛泽东，而是对现在某些人不利。对那些人不利呢？这位文献室的领导风趣地说，我只能说到此为止，再说我就要犯错误了。我们可以设想，这里的某些人，肯定不是林彪“四人帮”，从逻辑上看应该是在毛泽东在世时有重要影响而在文革结束后在台上掌权的那些人。]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评论：这恰巧说明当时党内思想混乱，这是隐忧啊！]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评论：这是毛泽东建议的，你知道当时的具体原因吗？]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评论：在中苏论战开始后，当然要打起我们自己的旗帜来，这是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评论：又绕回来了，这是先有一个主观的认定，“毛泽东犯了大错误”，毛泽东思想应该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然后，借口毛泽东思想有“错误思想”，因而最终否认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郭先生也真是用心良若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评论：先提出一个设问，然后引起下文。界定“错误思想”的标准是什么，郭先生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就一定正确吗？]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评论：又一个“很多人反对”，到底是多少人呢？为什么不说清楚呢？郭先生如果不是愉懒的话，就是这里面似有难言之隐。因为就郭先生的身份是完全有资格查阅当年讨论的档案的。为什么郭先生不去查阅档案将“很多人反对”这个模糊的泛指，而量化为一个清晰的数字，让我们看到到底参加讨论的四千老干部中的多少人来“反对”呢？这样查阅档案得出的数字可是更有说服力啊！郭先生怎么就忘记了呢？个中奥妙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评论：这里的要害是“毛泽东的错误”到底是不是错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在党中央通过没有？如果在当时有一些人认识不清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今天郭先生还持这样的观点可是别有用心啊！王震在文革后期为发泄对文革的不满几次说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剖腹自杀，但在他去世前却表明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并且由衷地感叹到：毛主席至少比我远看五十年。我想，王震一定为他过去的一些作为感到惭愧。郭先生，你到今天广大工农大众中去谈“毛泽东的错误”，看看他们会认可你的见解吗？在神州大地上一波一波此起彼伏的毛泽东热，难道就不能反映广大工农大众的心声吗？当然，这被你们视为“极左思潮回归，文革余孽复出”，立场不同，也就认识不同，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评论：是这样吗？就是在决议公布后，抛开当时的干部不说，就广大工农大众来说，都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头了。我可是亲眼目睹的啊！]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评论：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国外原因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而郭先生将此“归咎为国外原因”，则是郭先生的主观臆断。]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评论：那么现在的民族资本的消极作用有没有呢？有多少呢？它对国企的发展和政治腐败到底起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现在却是尽讲其积极作用，而对它的消极作用视而不见。盲人摸象，自以为是。民族资本不一定非要造反，而是通过收买、同化和渗透，寻找它的代理人，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决策向有利于维护它的利益的方向发展。难道这不值得我们警醒吗？毛泽东当时的顾虑是多余的吗？]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评论：有几分道理。毛泽东对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明确的界定。]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评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两者不能对立起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标志着经济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但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有待于取得胜利。如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取得胜利，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也难以得到筑固，在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复辟随时可能出现。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要义所在。从这里看，恰巧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当然，文革的经验教训尚有待于总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寄于厚望的，但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具有依附性、动摇性。后来，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是要改变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动摇性。有些知识分子在文革后控诉所受到的迫害，也不过是多参加了点体力劳动而已。当然，反右和文革期间，有的官僚干部为扭转运动方向，维护自身利益，因而曲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这并非毛泽东的本意。实际上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还是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的，只不过由于不理想才不得不作吧。至于党内有没有走资派呢？还是让三十余年的历史来说话吧。]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评论：能让他们真正掌权吗？至于“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从阶级属性来说，不存在不反对的问题，不过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时机又不成熟，他们不敢而已。尽管这样，他们也是时不时要“偶而露峥嵘”。比如，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对志愿军供应的假冒伪劣产品以及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等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有此警惕是必要的。]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评论：不是“估计过高”，而是有人曲解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又由于没有经验，所以才造成了那样的后果。为了使政权不变质，光靠干部的“修养”是不行的，还必须组织群众，来整党。关健是党的领导干部自身正不正，“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则不从。”因而，毛泽东将矛头对准党内的干部，要烧一烧干部，但不要烧焦了。三十余年来，干部腐败的愈演愈烈，不是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吗？]才产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简写为“国1—1”，下同）[评论：这种对反右和文革的解释是肤浅的。]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评论：这里果真是矛盾吗？胡克实这时实际上是以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名，否认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胡克实这样做，到底是他的认识水平低下呢，还是他感情用事呢？值得深思。]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评论：不知胡克实去世前是什么态度？]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评论：张香山把毛泽东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相比，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现在我们要深思得是为什么张香山这些人对毛泽东有着刻骨的仇恨？]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 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评论：果真是这样吗？那么，你们心目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到在毛时代，中国分配均匀，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不断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不断获得筑固。]

　　2. 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评论：如果说不熟悉资本家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当时中国的积极作用，因而社会主义改造搞得过快了，过早了的话，那这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吗？至于“不熟悉产业工人”，这不是说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熟悉无产阶级吗？这个发言的目的也就很清楚了。]

　　3. 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评论：一个“不熟悉工业的领袖”，在他在位的二十七年间，在外国孤立、威胁和封锁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搞出了“两弹一星”，初步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被人誉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4. 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评论：怎么才算早呢？毛泽东“不懂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看一看邓力群整理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谈话录，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对毛泽东那天才般的真知灼见叹为观止。那里面有走集体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可惜后来我们没有按他指引的方向走下去。]

　　5. 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评论：是这样吗？不要抓其一点，不及其余。搞经济能不讲政治吗？在毛时代，主要是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要快速实现工业化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和梁漱溟争论的实质也就是当时中国要不要工业化的问题。要发展重工业，进行资本积累，就需要大量投资，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因而就要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同时要求全民压缩消费。当时，为了中国的国防安全，我们开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研究，建立了一大批国防工业，这在当时这样做也是必要的，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国家安全效益可以使我们受益无穷。可我们反观今天，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重，我们又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核心知识产权技术？在这方面还是要多一点政治经济战略家的视野，少一点帐房先生的精明。]

　　6. 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评论：毛泽东可是说过“老九不以走”啊！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文革就是要改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的世界观，这是文革的目的，是筑固社会主义的必要保证嘛。]

　　7. 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评论：毛泽东搞农民平均主义吗？你有什么证据吗？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建国以后的著作，毛泽东可是一直反对农民的平均主义的，这也是从一九五八年起毛泽东首倡纠“左”的原因。许多人曲解了当年毛泽东印发《张鲁传》的目的，实际上毛泽东是反对张鲁搞的所谓农业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必须要办工业，反对平均主义，否则人民公社是要垮台的。毛泽东当时抓住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提纲挈领，在人民公社内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这在当时党内就连被称为经济恢复“能手”的人也认为除了分地（或包产到户）外，否则需要八年恢复期的情况下，毛泽东决不动摇，在坚持集体化的情况下，结果仅用二、三年时间就恢复了经济。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术语不是李维汉的发明。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上书里的话，后来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又引用这句话并对此进行了驳斥。有些人老是从这里面作文章，认为当时彭德怀上书，刺了毛泽东，毛泽东容不得批评。其时，历史的真实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庐山会议极为复杂，恐怕到现在有些资料也没有公开。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这里的反驳主要是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起来了，虽然有些事办错了，是好心犯错误，但要从爱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出发，而不是一味的讽刺挖苦，泼冷水。费孝通曾经于一九九八年在河南商丘说过，许多人误解了毛主席办人民公社的本意。中国贫穷、落后、动乱的根源是小农经济，毛主席办人民公社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8. 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评论：当时该不该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搞的一套有没有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政策措施与后来苏联解体又有什么关系？当时批判修正主义使我们从苏联阵营里面摆脱出来，对于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不是很明显的嘛。至于说“闭关自守”，文革中期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闭关自守”吗？随后，在对外贸易中施行的“四三方案”是“闭关自守”吗？]

　　9. 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评论：这里说得“四个大破坏”，可能是指“破四旧”吧。文革初期造成那样的“破坏”，不知当时想扭转运动方向的干部及闻风造反的“红五类”（比如联动）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10. 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评论：这也居然成了毛泽东的一条错误。毛泽东虽然酷爱读书（当然也包括古书），但他反对读死书，主张结合实践，学以致用。这从他多次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也可以从他在文革期间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创办五七干校的政策措施中反映出来。]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评论：这是揭示毛泽东“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这不免有些牵强附会，望文生义。]（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评论：这算说了一点实话。作为长期在中央工作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参加反右运动的当事人，他不会不知道书记处在这个运动当中的具体责任。但实际上李维汉却将书记处在反右扩大化过程中的的责任有意隐晦，这又是为什么呢？]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中直5—30）[评论：这实际上就是把文革与蒋介石等同起来。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此总结历史，就是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不可取的。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愈到今天我们愈看到这种认识的浅显。李维汉常常自称是毛主席的学生，但我们看到李的这样一篇发言，如果这是真实的话，不仅使我们发问为什么李维汉要这样做呢？当然，学生不是不可以批评老师，但是在什么场合下批，用什么方式批不是应该有加以考虑的必要吗？回想在一九八0年李维汉对邓小平说了一段话，要邓担起反封建的任务，从而引发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邓也改变了对李维汉的印象。我们不能不看到李身上仍然有着明显的官僚色彩。当然，他写的《回忆与研究》，公开讲自己的错误，这是很难得的，一般人还真是做不到。]

　　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评论：“四人帮”是不是等同于国民党，“四人帮”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从发言看刘志汉是一个随大流的人。]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评论：其目的是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评论：大而无当，言不及义。谁这样讲呢，是毛泽东吗？请看毛泽东关于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原理的论述，以及文革期间毛泽东对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2. 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评论：就如郭先生说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思想”，那么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应包括被郭先生称为“错误思想”的理论啊！郭先生的意图很明确，也就是以此达到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进而达到否定毛泽东的目的。]

　　3. 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评论：这是在诡辩。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否不是某个领导人说了算，甚至也不是毛泽东自己说了算，判断毛泽东思想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实践，也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现当然不包括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当时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不过是有些人的感情渲泄和“政治需要”， 这就不免使郭先生进入认识的盲区，影响郭先生理性的思考。如果说当时认识存在误区是囿于形势的局限，那么在经过了三十年后，郭先生仍然囿于当时的成见而丝毫不见改变，就只能是本性使然了。]

　　4. 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评论：这怎么就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了？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贡献最大，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郭先生在这里的论述杂乱无章，不得要领。]

　　5. 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评论：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又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多次说过，毛选那里是我的著作，是烈士的鲜血凝成的。郭先生这里的论述颇有点泼妇吵架的味道。]

　　6. 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评论：亏你想出了这么多的点子，谁又让你挖空心思呢？有点画蛇添足之嫌。]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评论：这样放开对领袖的评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当时的主导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评论：这里显然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渗透着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作为对历史的评价来说，这种方法不可取。]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评论：李颉伯在文革中挨了斗，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毛泽东的动机，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可悲啊！可惜李颉伯死得早了，不然，看到后来的吏治腐败，不知他会有何感想？]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评论：批评的对错先不论，作为中央主席，毛泽东究竟有无批评的权力？应该怎样对待领袖的批评？对领袖的批评如此上纲上线，到底是为了什么？]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评论：李颉伯显然认为毛泽东是因为怕别人作秘密报告才批评周恩来等人的。我们要问，毛泽东说过这个话吗？如果说过的话，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的这个话呢？作者不作交待，断章取义，不可取。]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评论：黄敬得病与此有必然联系吗？从李颉伯的发言看他显然认为毛泽东是“杀害”黄敬的凶手，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在文革期间李颉伯遭到批判时被称为“某、某资产阶级司令部伸向全总的黑手”，不知当时的批判是真是假？不过，从他这次露骨的非毛言论看，显然又是为人充当打手的角色。这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文革期间对他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评论：果有此事（指钢铁预定翻番的目标），李富春为什么不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据现在公开的史料，钢铁翻番虽是毛泽东确定的，但也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查研究的。直到几十年后，当时的冶金部长王鹤寿仍然坦称毛泽东问钢铁翻番的时候，自己作了肯定的回答，并非是存心说假话，而是认为小土炉改造后确实能实现。这里主要是经验不足的问题。后来为鼓足干劲，是薄一波建议钢铁翻番指标登在报上，结果从上到下搞的很被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原因是复杂的，教训是深刻的，一味地批判无益于总结经验教训。]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评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就是不讲客观规律了吗？当时，干部浮夸风严重，是毛泽东让他们这样做的吗？还是看看现在已经公开的毛泽东的批“左”讲话，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现在好多人，为保护自己，将责任一塌括子推到毛泽东身上，这合理吗？]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评论：这是李颉伯个人的主观猜想，毛泽东当时并未有换刘少奇接班人的想法。李颉伯在解释文革产生原因的时候，将党内斗争和文革之间划了一条直线，放弃了对文革复杂原因的深入分析。]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评论：用“亲耳听到”这样的话是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自己论述的真实性。]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评论：胡先生，你弄明白毛泽东这话的真实意思了吗？既使是你“亲耳听到”的也是这样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毛泽东印发《张鲁传》，意在告诫全党如果像张鲁那样搞平均主义，人民公社是要垮台的。到了八十年代非毛的时候，便把毛泽东当时印发的《张鲁传》来作为论据，硬说毛泽东要搞农业社会主义。还有毛泽东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苏联所讲的关于原子弹的观点，意思是说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社会主义阵营不要怕，不要屈服，不要示弱，不要投降，不是被赫鲁晓夫误解为毛泽东不知道原子武器的破坏力吗？像这样的事还很多。]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评论：那是因为你理解错了，自己的原因嘛！何必大惊小怪呢！]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评论：毛泽东可是一个语言大师啊！一般人还真是难以理解并准确把握毛泽东的话，当然也包括像胡先生这样的高干。]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评论：胡克实将毛泽东注重发挥人的主动能动性歪曲为“走上唯意志论”，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个人意志”“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至于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胡克实在这里可能说得是文革破坏了宪法。我们可以看一看历史上王朝兴衰，不是没有法律，但最后法同虚设，贪赃枉法，民不聊生，导致王朝更替。胡先生可能会说，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权，和封建王朝性质不同，因而我们不会腐败。这不仅使我想起了平津战役后傅作义对华北局管财务的一个小干部说的话：我们国民党掌权后二十年就腐败了，你们共产党怎么样呢？这个干部就说了上面从政权性质的角度我们不会腐败的话。饱经风霜的傅作义对这个回答并不信服，摇了摇头。相比之下，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关于王朝兴衰周期率的对话，则穿过历史的时空一直回响到今天。毛泽东对黄炎培说，为避免王朝兴衰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发动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于懈怠。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想通过文革来探索一条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途径，从而走出王朝兴衰周期率的怪圈，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话又说回来，我们当然应该重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但对法律的有效性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多，现已形成了法律体系，以法治国叫得震天响，结果怎么样呢？腐败仅靠法律管得住吗？司法腐败却是越来越严重了。从这一点认识上看，胡克实先生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和刚才那位华北局小干部的水平差不多，还是属于团干部的水平。]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评论：这就是说要对毛泽东上纲上线，为否定毛泽东作准备。]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评论：嫌原稿中对毛泽东的否定不够，这是在泄私愤，难道胡先生不知道一旦否定了毛泽东后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胡先生的政治敏锐性可是不高啊！胡先生自称“正统派”，有你这样的“正统派”吗？别打群众旗号了，你到工农群众中去问一问，他们到底满意不满意？]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评论：什么叫“出尔反尔”，形势变了，人的思想也要随着变化，算不算“出尔反尔”？]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评论：是造反派说的，还是毛泽东说的？]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评论：你挨斗，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是不是要求毛泽东对受冲击的每一个干部负责？群众运动刚发起的时候，毛泽东当然是不便于讲话的，后来你被“解放”是不是得益于毛泽东文革中的干部政策？]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评论：你知道转向的详细原因吗？]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评论：那是因为形势变了，既使从今天的角度上讲，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仍是绕梁三日不绝。]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评论：情况好转了，还需要继续“下马”？]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评论：那是因为工作组压制群众的造反情绪，扭转运动方向造成的。]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评论：当时到底有没有人借批林搞“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评论：毛泽东作为中央主席，对干部的批评是“搞突然袭击”吗？]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评论：毛泽东该不该批“四人帮”，看来胡先生是没有疑问的。批邓是因为邓小平要通过整顿“系统纠正文革的错误”。]……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评论：应该说是像胡先生这样的人“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评论：当然有过了，毛泽东就多次讲过他的过。毛泽东在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时候就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名下，说成代表可以，要说成一个人，那就不成为一个党了。夏衍在这里说得“有功无过”是为否定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打开突破口。]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评论：毛的改变态度可能受到期大林的影响，但这里说成决定性的影响，未免有些言过其实。看看毛泽东是如何批王明的吧，“ 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毛泽东做出决策从来都是从我们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之所以改变态度去重庆是因为去对我们有利，这是毛泽东这个决策的根本着眼点。]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评论：什么是“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共中央核心决策层的内幕你知道吗？看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关于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是针对谁写的？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爆发的时候还有人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和国民党妥协。要不是毛泽东决定打下去能有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诞生吗？]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评论：对啊，这没错。]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国12—14）[评论：形势变了，毛泽东的思想也会变化。夏先生，你明白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区别在哪里吗？如果认为中国当时应该搞新民主主义，自然会赞成刘少奇的观点；如果认为中国当时应该向社会主义过度，自然会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认识不同，立场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评论：反AB团情况很复杂，毛泽东从中总结教训，后来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既使在文革中，这一政策也没有变化。难道谭老板不知道吗？纵然谭老板在文革中拍案而起，言辞激烈，但除了遭到批判外，不是也安然渡过了文革而活到了一九八三年，以致于在四千老干部讨论的这个场合也随风说了如此不大得体的话吗？]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评论：是“很欣赏”“桃园经验”吗？王光美可能误会了。毛泽东欣赏的可能是王光美亲自下乡进行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这件事，她以刘少奇夫人的身份这样做更具有象征意义。]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评论：在四清中刘少奇到底有没有“左”呢？整党内当权派是“更‘左’的口号”吗？看看今天的干部现状吧！]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评论：毛这样说事出有因。毛当时认为要按一线的负责人这样搞，他及许多先烈毕生奋斗的事业将付诸东流。外人看来似乎是刘、邓对毛不够尊重，毛担心失去权力。其实，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看看现今公开的历史档案吧，毛泽东当时可是在没有任何人逼迫他的情况下，主动退居二线的，国家主席只当一届，两个主席（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都要让出去，只做名誉主席，仅以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评论：是反周，还是对周提出批评呢？两者可不能混为一谈。]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评论：王光美女士说是由于刘少奇的反对才导致这一次“反周”没有成行，刘少奇为此承担了责任。不过，纵观遵义会议后毛、周之间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他们在主要问题上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分歧。毛清楚周的弱点，但一直重用周，既使在周重病的情况下也不例外。王光美女士的说法与我们了解到的史实存在出入。当然像这样与史实有出入的回忆还有一些。比如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在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写的《毛泽东传》中引用吴冷西的回忆：七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第二天开大会。可在她回忆庐山会议的文章里，说七月二十三日早刘少奇吃了安眠药正在睡觉，她一接电话，听说是毛主席召开的会，急忙叫起刘少奇，刘少奇起来后迷迷糊糊地走了。从她的回忆看，似乎刘少奇没有参加七月二十二日晚上的会，不知道七月二十三日要开大会。她的回忆恰好“印证”了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说的“听说别的常委也是临时通知的”这个说法。不知道王光美女士是不知道呢，还是有意这样说？文革后，王光美女士对毛、刘之间关于文革的分歧也谈了一些史实，但总的来看王光美对中共党内斗争的认识给人一种当局者迷的感觉。当然，文革后，总的来看，王光美能以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情来看待毛、刘之间的分歧，在她去世前又组织了毛、刘两家的聚会，显示了她宽容的胸怀，这是很难得的。]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评论：毛泽东真得“默许”吗？证据呢？高岗宣传“军党论”，说“打江山的没有做上江山”，要求平分权力，向当时一线的领导人发起冲击，在他背后有一批在军内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级干部支持，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高岗能倒吗？]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评论：这里的“有人”是指谁呢？街头巷尾的议论也能用来作为谈论如些严肃的政治问题的依据吗？]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评论：赫鲁晓夫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现在难道还没有定论吗？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未雨绸缪，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个具有战略性的洞见。夏先生引用这话旨在说明毛泽东生性多疑，担心死后有人反对自己。这真是妄自猜测，毛泽东担心的不是有人反对自己，而是自己死后，路线变不变，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这才是毛泽东的隐忧。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过虑了吗？]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评论：可悲啊，如此进行人身攻击，怎不令人齿冷。]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评论：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有问题不直接向“主公”提出，而是喜欢在背后和一些人议论。不知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毛泽东最反感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人，师哲为此曾挨过毛泽东的批评。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曾用内线来打探毛泽东的动静，并将一些内幕通报给李锐等人。田家英这样做，当然是违犯纪律的，也是不道德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也真亏田家英多嘴，才使得像李锐在庐山会议期间夜美庐向毛泽东告密，不惜下跪求饶这样隐密的事捅出来，为后人搞清庐山会议的真象提供了条件。]还喜欢别人写检讨，[评论：犯错误了，写个检讨，以求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有何不可？只有不愿意改正错误而又怕别人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的人，才不愿意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评论：是那些事“不择手段”了，泛泛议论可没说服力啊！]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评论：是毛误解了田家英吗？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情同父子”，他可以向毛解释啊，那不就消除误会了嘛！难道他向毛泽东解释了，毛泽东还固执己见吗？这当面不说，背后责怪，算什么事呢。]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评论：李锐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自省之意”庐山会议前期有，后期就没有了。别忘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可是几次做自我批评啊，直到一九六二年一月还在七千人大会上当众公开作自我批评，当时和后来的领导人有几个有毛泽东这样自我批评的勇气。]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评论：应该把毛泽东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和纠正具体错误区分开来。当时由纠“左”转为反右是因为毛泽东判断有人要借机扭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才是毛泽东同意反右的根本原因。导致毛泽东这个判断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面少不了李锐先生的“功劳”。李锐先生也当局者迷吗？还是不愿意说呢？为什么李锐先生在自己的名著《庐山会议实录》里，不把自己当年告密、下跪的事写上呢，那可更显出老先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啊。可惜还是让你的“难友”周惠老先生给补全的，而你的形象在众人心目中也就因此暗淡了。]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评论：当年毛泽东在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是真心实意的开门整风的。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趁机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毛才不得不反右。反右是毛泽东不得已的选择，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毛确实说过“引蛇出洞”之类的话，那是在右派进攻开始后，当时党内有人沉不住气了，要反击。毛说，让他们表演一番，观察观察再说。有人总是曲解毛讲话的原意，甚至把毛恢谐的语言也作为反毛的论据。]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评论：一个在晚年不顾个人的荣辱毁誉，甚至不惜在历史的狂涛中埋葬自身，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为了改造人的世界观，完成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筑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领袖，竟然被称为“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说法可笑不可笑？]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评论：如此说毛泽东，那么共产党呢？中共的历史可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走向辉煌的。这些人说起话来可真是无法无天。]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评论：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叹啊……。]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评论：毛泽东读过马列著作没有？答案是没有疑问的。毛泽东读马列可能不如有些人读得多，但是他最大的长处是学以致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看一看他的著作，回顾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这又有什么疑问呢？不在于“线装书看得太多”，关健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批判地吸取营养，这种勤学苦读也成为有人批判的借口了。至于说，运用“帝王将相权谋”，纯属无端猜测。]（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评论：是朱老总说得吗？陈友群怎么知道的？毛、朱“不和”主要是在军队建设思想上有分歧，比方说当时在组织路线上关于“家长制”和“民主制”的争论。]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评论：陈友群这是在撒谎。后来李锐引用陈友群的话到处招摇撞骗，结果被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看不下去了，利用自己在文献室的有利条件，查阅原始档案，写文章揭露了这个骗局。李锐为给自己挽回面子，便在《炎黄春秋》上撰文，“反驳”张素华，硬说张素华看到的不是“原始档案”。]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评论：这不正说明毛泽东很清醒吗，怎么也成了一个“罪状”了？。]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评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有没有批评的权力？朱德当时发言是不是不痛不痒，言不及义？]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评论：朱德年纪大了，据陈云说，过去开常委会，夜里十二点后，朱德就退席。朱德后来一直担任委员长的职务直至去世，就是在九大也是政治局委员，这怎么能说剥夺了工作权利。]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评论：这句话说对了，所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而他的一些昔日战友，却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评论：这句话说错了，这是许德珩自己的判断。]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评论：慕纯农这样泄私愤，对毛泽东进行攻击，也是有原因的。本来自己出身寒微，文化程度极低，参加革命后又不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没有学到手，自己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本身就抱着打天下做天下的观念，因而在文革中吃了点苦头，心中不满，趁机出出气。有人可能要问，黄克诚吃的苦头比他更大，为什么黄克诚不是像他这样呢？虽然黄克诚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甚至像炮击金门这样的事不理解，但黄克诚是一个政治家，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否定了毛泽东，会给党和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另外，还有个人品这样的问题。我们看黄克诚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就很清楚了。彭德怀去世的早，如果他在世，我相信他也会和黄克诚有相似的作法，不会像慕纯农那样。君不见，在这个讨论中出现过健在的四位老帅的极端发言吗？罗瑞卿在文革期间受了那么大的磨难，摔折了腿，但毛泽东去世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会上，硬是拄着拐杖单腿站了一个多小时，这怎能不让人心生敬意！]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评论：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累死的，也是被疾病折磨死的。请问：周恩来是被谁“气死的”，“整死的”？是毛泽东吗？当有人攻击周恩来的时候，还是毛泽东出面制止了极“左”派的狂热行为，给周“解得围”啊！是“四人帮”吗？不过参加梁效的周一良后来撰文说没有听说批儒就是影射周恩来。那又是谁呢？]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评论：这是说毛泽东连封建帝王也不如。如此攻击毛泽东，是否符合事实切先不论，你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问一问他们是什么态度？你到今天失地的农民和下岗工人中间去问一问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反映？我真担心你是有去无回啊！]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评论：在毛泽东去世时，叶剑英、陈锡联难道没有在眼前吗？据叶剑英说，毛泽东还对他进行“托孤”呢！至于有些战友因为要做江山，毛泽东却要继续革命，他们怎么会站在毛泽东的面前？]他不需要任何人，[评论：这里的人，是指那些要做江山的人，贪污腐化的人，不愿继续革命的人。毛泽东当然不需要他们了。不仅不需要他们，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变动职务。]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评论：则才提到的那些人当然不需要毛泽东了，甚至痛恨他，要把他搞臭，全盘否定而后快。不过，他们发现，三十年了，毛泽东阴魂不散，仍在中国的上空游荡，搅得他们心神不安。广大的工农大众不需要毛泽东吗？近年来此起彼伏遍布神州大地的毛泽东热，难道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评论：这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来的呢！这恰巧说明毛泽东不为自己护短，不“为尊者讳”啊，也说明在共产党队伍里也是民主的啊！要不然，毛泽东会住手吗？]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评论：这里又说毛泽东不如封建帝王了，又要否定毛泽东了。方毅负责过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往好里说，看来他还仅是一个书生，他没有认识到否定毛泽东，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党的历史。而一旦否定了党的历史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方毅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道就不知道，一旦否定了党的历史就象挖掉祖坟一样，党就非涣散衰落消亡不可，难道不是这样吗？]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评论：这里可能是耍滑头，因为如果自己起草一个全面非毛的稿子，根本就不会被采纳。因而不如以提修改意见的方式或许能够被接受，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评论：这还是认为毛泽东犯的是路线错误。]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评论：力图使自己的非毛意见被接受。]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评论：这样就不作任何分析地全面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可取。]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评论：对反右派斗争不作分析，离开当时的具体背景进行批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得后来“宁右勿左”，怪不得后来党的领导人一再犯右的错误，给党以及他们个人都造成了重大损失。]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评论：谭老板有什么意见呢，你在文革期间在激动的情况下甚至连特别后悔当初跟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毛泽东也没有把你怎么样，不过是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对你进行批评帮助。既没有给你处分，又没有开除你的党籍，更没有把你投进监狱，而且还多次指示对“二月逆流”中被冲击的老同志予以关照，并在林彪事件后又对此公开作了自我批评。]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评论：这种说法就在当时也没有被采纳呀，你们考虑过是为什么吗？还是让历史老人来说话吧。]（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任”，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评论：还显说得不解气。江青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别人说了不算，只有对她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评析以后才能作结论。]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评论：就是说要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评论：毛泽东是人民领袖，还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毛泽东决策的出发点。既然是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又有本质性的区别吗？]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评论：这是向起草决议的主持人发出了挑战，说他们管得太宽了，同时也埋怨自己的非毛主张为何没有被接受。]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评论：这是要贬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以便最终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评论：这是为彻底否定毛泽东作准备。]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评论：这样写符合事实啊，既使如你们所说毛泽东有错误的话，只要毛泽东做出的决策在党的会议上通过，党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评论：这是嫌决议草案对毛泽东否定的太少了，不符合这部分人的需要。]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评论：是左倾空想社会主义吗？那么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怎样建设起来的？既使在文革时期，中国的粮食产量也是在稳步增长。当时得出的结论，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到底符合不符合实际？]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评论：说了半天，这才是目的。]

余　论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评论：这个闸门一开，可不得了。后来思想战线一直软弱无力，是薄弱环节，与这次“思想解放”密切相关。]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评论：一九七九年春的理论务虚会，在历史上到底如何评价，还要另当别论。不过，这次会一开，各种乌七八糟的思想一并冒出，邓小平才不得不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以求统一人们的思想。]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评论：幸亏这次“思想解放”没有彻底，也幸亏这些要求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意见没有被接受，要不然可是党基、国本动摇啊！看一看当年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后所造成的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的恶果，难道现在还不清醒吗？]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评论：文革中谭老板连后悔跟毛泽东革命的话都说出来了，不是也安然渡过了文革吗？这怎么是不敢说呢？]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评论：这恰巧说明四千老干部讨论时的混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如果不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这样的党还不如一个俱乐部，还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有战斗力吗？当时你们要求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没有得逞，恰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着想不能这样做。尽管你们想不通，没有达到目的，很失望，以致于失望了三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愤愤不已，慨叹不已。因为你们不是政治家，看不到这一点，而起草决议的主持人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他比你们的高明之处。]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评论：这样的民主还是少一点好。要不然为什么中央不作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决议？为什么今年是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通过三十周年，中央连一次纪念活动都不搞？]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评论：党的领袖当然可以批评。毛泽东在党的大小会议上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别的不说，就说在这种大小会议上的自我批评，党的领袖又有几人能够做到？这位陶白，感性多于理性，他没有看到这样做的隐忧。]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评论：有一利必有一弊。宋振庭同志，你对利看得多了，对弊看得少了，是利近弊远啊！]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愈，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评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对毛泽东攻击得很厉害。他们是打着维护党的利益的旗帜来攻击毛泽东的，并得到了一些人的默许。他们到底是为公乎，为私乎？]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评论：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不搞群众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手段，其实就是群众享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看看文革后，取消了群众运动，干部腐败日益严重，贪污受贿的款额突破亿元大关，潜逃的贪官不计其数，干部边提边腐，腐败性的窝案频发，这又是为什么？现在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又在寻找答案，说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腐败。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嘛。我们可能警惕啊！右派分子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现在又在喊叫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再次得逞。]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评论：撰写了发言稿就是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吗？从郭道晖摘录的他们的发言看，那一个不是牢骚满腹，情绪化的产物？]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评论：如此反思，也太浅薄了吧。这些人中，后来有不少人演变成自由化势力在党内的保护层。]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评论：也只能举彭真这么一点事，殊不知彭真可是坚决反对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啊！据说后来他又提出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当然，文中引用的彭真的思考也有片面性，单靠法治能行吗？如何行使民主？是不是就是一人一票制？]

　　但是，遗憾的是，[评论：我看是庆幸。]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评论：我说是幸亏没有被采纳。要有然可是贻害无穷啊！]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评论：这是在暗示现在全盘否定毛泽东“时机成熟了”。]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评论：其实并没有“为尊者讳”，已经给党“抹黑”了。]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评论：这个“多数人意见”，到底是多少呢？为什么郭先生老是这么笼统地说，而不能给我们明晰一下呢？]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评论：这是对起草决议的主持人邓小平提出批评，嫌他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又一次验证了当今中国极右派的逻辑—批毛批邓最终倒共。]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内容或欠周全，[评论：还是要打个圆场，以便尽可能周全一些。]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评论：应该说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评论：这里就从历史走向未来，配合那个“要吃米去找的人”，为今天重评毛泽东摇旗呐喊。为什么他们当初要这么“违心”地去做呢，而且直到三十年后还耿耿于怀，看来不能排除当时这些人有担心失去仕途的考虑。]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总评

本文所述是三十年前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党内四千人讨论中一部分人的意见。郭道晖以当事人的身份确认本文所列举的非毛化的发言在四千老干部的讨论中是主流意见。因而郭道晖就给文章冠以《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的题目。因为既然是四千老干部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就不会仅有非毛意见，其中也必有拥毛意见。作者既然冠以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讨论的题目，就应该全面介绍当时讨论的各种意见，而不应该凭作者主现兴趣而去有倾向地选择介绍非毛意见。郭文却不是这样，他仅介绍非毛意见，而不去介绍拥毛意见，这就与冠以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讨论的题目相背离，也失去了行文的客观公正。在四千老干部讨论中，到底拥毛的人占主流，还是非毛的人占主流呢？从郭文看，显然是非毛的人占主流。我们在郭道晖列举的非毛言论中发现没有一个将帅参加，郭道晖也没有拿出像样的证据来说明当时参加讨论的四千老干部中的多数持非毛观点。因而，郭道晖说非毛是参与讨论的四千老干部的主流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不能不使我们认为这是他个人的主观臆测。当然，我们也承认在四千老干部中确实存在着一股非毛势力，而且势头不小。在某些人的纵容下出言不逊，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甚至要宣布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党的九大为非法，认为文革期间党不存在了……。面对这种情况，忧心如焚的黄克诚拍案而起，在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重要讲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毛主席的伟大，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南，给这股非毛势力以迎头痛击，在党内树了正气，压了邪气，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光明磊落的革命品质。这个决议通过三十年了，从当时的政治需要出发全盘否定了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抹杀了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艰难历程。同时，三十余年国内外发展的历史史实对当年毛泽东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进行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必要性予以了响亮的回答，以至于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不少老干部幡然悔悟，重新回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上来。时间愈久远，我们愈感到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论断是如此的武断……我们今天就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建国后六十余年的两条路线进行科学评价，深刻总结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防止人民政权变质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注意到，在决议通过三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却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这是耐人寻味的。可是，有一帮人却拼凑了一个民间纪念会，以至一个前领导人的儿子在这个会上声嘶力竭地拚命叫喊要保住决议的底线—全盘否定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不仅让人奇怪，当今社会出现的政治腐败、两极分化、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不就是全盘否定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必然结果吗？为什么他们要置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于不顾而要拚命守住这个底线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人是当今政策的受益者，在他们身后代表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才这样做。不过，历史不是这帮人，而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创造的。当今觉醒了的中国工农大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正在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争。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历史毕竟是正义的，真理不会落到剥削者一边。试看将来之中华，竟是人民之天下。

二0一一年十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