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张顺洪：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什么？打印页面

【编者按】今天即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今年即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2015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李慎明、张顺洪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所撰写的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兼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路线、两个战场的关系》。该文其中一个中心内容，就是旨在回答国共两党，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此后，作者又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写拓展成书《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兼论国共两党抗战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应一些读者请求，现将《人民日报》当年刊文刊发如下，敬请关心此问题的读者批评指正。

抗日战争胜利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

——兼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路线、两个战场的关系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1971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结论。

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抗战宣言，动员全民抗战。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比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早了9年。而此时国民党面对日本侵略却采取“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动大军“围剿”红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同志等又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在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日还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而7月17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把抗战到底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断言：“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而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持久战》，深入阐发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强调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就必须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这样才能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开展人民战争。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的是败于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积极协调、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目的就是要“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这既避免了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同年9月23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同意这一宣言，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国民党政府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政策时的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对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中仍指出：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1941年1月6日至12日，令人痛心的皖南事变发生。即使如此，中国共产党依然以抗战大局为重。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皖南事变也引起了美、苏等同盟国的反对。美国立即决定将拟援华的5000万美元暂缓实施。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立即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

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建立敌后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的正确的作战方针。抗战初期，当国民党军队大步后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1937年12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敌后牵制、打击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敌后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分子。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带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1938年11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口号。为使党找到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延安整风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问题。整风运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克服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的危害，加强了党风、学风、文风建设，使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上升。1937年3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当作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国共两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成功地构建、维护和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也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党决裂，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

在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冲锋陷阵，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模范。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官员，往往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甚至是官僚买办阶级。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关于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一个秘密报告说，蒋介石拥有资产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77万美元，宋子文有637万美元，孔祥熙有635万美元。这在当时都是天文数字。蒋介石集团的抗战夹带着保卫其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私货。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苏联、美国等国的一部分抗日援助攫为己有。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这样痛斥说：“他们都是贼，每一个都是，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的房地产。”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从整体上说，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确、科学的阐发。他说：“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其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我们可以把全面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国民党的角度，还可以把抗战分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四个阶段。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这四个阶段的不同表现。

一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一个阶段，即东北沦陷阶段。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决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留驻东北的有近20万人，而日寇在东北各种军队包括武装在乡（退伍）军人和警察，总共才2万余人，东北军的兵力明显占优势。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申报》主笔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张“安内必先攘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结果，东北富饶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成了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前沿基地和物质基础。在这一阶段，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二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投入80多万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沂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可谓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总体上是积极的，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力军。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全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形成了强烈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美、英不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自身在华利益受损；苏联不愿意看到其在远东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有很多在宁沪及平津一带，国民党迁都、转移财富都需要一定时间。这些都决定了此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本质上是大撤退前的阻击战和掩护战，也必然导致正面战场各个战役几乎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即使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最终结局也不能例外，仅仅是为国民党的大退却赢得了些许时间。仅一个月后，日军再整理集结夺取台儿庄直扑徐州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已基本搬空南逃。

三是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积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国民党正面战场却是妥协、退让甚至图谋投降、积极反共。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底牌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便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投桃报李。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防共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把坚持抗战的内涵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同年6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此时的日本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法西斯盟国，并缓解德国对其解除对苏联威胁的不满。在此阶段，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在对国民党劝降的同时，也发动了若干次军事进攻。国民党政府为了保住西南、西北大后方，组织了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总基调。而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除了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重心。

四是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四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于1944年春转入战略攻势作战，而国民党则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并严重丧失民心军心，最终酿成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国民党政府对美国、英国的依附性决定了其对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时，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为配合英、美打击日军，国民党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也曾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特别是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造成日军死伤5万余人。1942年2月，国民党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远征军的将士英勇无畏，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日军用于这次作战的总兵力有5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前总人数已达几百万。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以及贵州省的一部，共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6座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被日军侵占。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无数资源被强占、财富被掠夺，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正是这次豫湘桂大溃败，使美国看清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是如此不堪。在此阶段，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大发国难财，扩张官僚资本；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民主运动，在天水、西安、重庆、上饶和贵州等地设置的“集中营”中，被逮捕、囚禁并施以精神肉体折磨的共产党员和各地抗日进步青年达20万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溃败，导致更多人包括国民党阵营中许多人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失去信心。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同志的这篇谈话，毛泽东同志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同志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丧失国土275.3万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城市1200余座，丢弃1100余座；当时全国人口4.5亿，遗弃同胞2.8亿。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日军开始时并没有把八路军、新四军放在眼里，按1∶10进行战斗配置，屡吃败仗后改为1∶5配置，后再改为1∶3甚至1∶1配置。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配置却是1∶10，即以一个连建制的中队或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队一个团，且几乎每每得手。全面抗战时期，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人数，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这些伪军的绝大多数来自国民党军队。而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19块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军队都在与日寇短兵相接之处，而国民党许多军队却在与敌相距千里的大后方。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日本随军记者藤原彰也说：“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

再看看中国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所说：“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达到200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600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靠消极避战实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从5万余人发展到120余万人，则是在敌后抗战的浴血战斗中成长壮大的。

我们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否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应有的地位和成就。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一致的地方，蒋介石不仅在抗日战争中，而且就其一生来讲，都不失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有其爱国的一面。而汪精卫一类的卖国贼，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分层次和程度的，并有着不同质的内涵。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本质上也有着不同的家国观念。共产党人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是最高层次、最彻底的爱国和爱国主义。而蒋介石及其政府虽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但与共产党人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各种表现，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他们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甚至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这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不时处在“中流”的位置，但并没有起到“砥柱”的作用。当然，他们抗战和爱国的一面，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无疑也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进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更是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抗战宣言，动员全民抗战。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正式对日宣战，而国民党政府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美对日宣战之后，9日国民党才对日宣战。国民党政府不仅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调动大军“围剿”红军。著名政论家、《申报》主笔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张“安内必先攘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断言：“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而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就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

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全会仍然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明确解释，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就是说要把整个东北和华北一部这一大片国土和国土上的人民世代继续交由日寇蹂躏。

即使在蒋介石政府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政策时的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中仍指出：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

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地位、不同的“家”、“国”及其观念。政治路线首先是阶级路线，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阶级利益上是对立的。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蒋介石集团为什么在抗战中、在解放战争中“兵败如山倒”。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一个秘密报告说，蒋介石拥有资产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77万美元、宋子文有637万美元、孔祥熙有635万美元。这在当时，完全都是天文数字。

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这样痛斥说：“他们都是贼，每一个都是，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 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的房地产。”在1944年的河南会战中，当时国民党军队共有军用卡车七八百辆，但仅100辆用于军运，其余的都被军官们用来搬运私人财产和运送他们的亲属向西安逃跑。在1944年5月下旬的湖南会战长沙保卫战中，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薛岳面对长沙三面被围的态势，竟将自己的指挥部安在远离前线的150公里外的地方，以便于随时逃跑。11月11日广西战役日军进占南宁时，几乎所有的国民党部队都没有了长官。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这些伪军的绝大多数，却是来自国民党军队。而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19块抗日根据地。

中国台湾史学家陈永发所说：“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取得的第一场反侵略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决不否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应有的地位和成就。但据事实和数据，从总体和本质上说，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在抗日战争中处过“中流”的位置，但它往往动摇、彷徨、妥协、退让，结果是消极抗战、溃散甚至溃逃，并没有起过“砥柱”的作用。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