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怎样“堕落”的？

——评失败主义思潮必须批判

钱昌明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民族危机”出现时，总会冒出一股失败主义思潮。正是这种失败主义思潮，为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孕育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直至酿成民族悲剧。晚清之痛，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的堕落，均堪称典型。

　　汪精卫，曾经是一位名声显赫的“爱国者”、“革命党人”，中山先生的亲信。1910年3月，他挺身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被捕后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的“狱中诗”。他，一度成为当时所有爱国者心目中的“英雄”，“狱中诗”也成为显示革命者风骨的颂歌，风靡一时!

　　然而，恰恰正是这样一位“爱国者”、“革命者”，后来居然堕落成为民族罪人，沦落为一名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卖国贼，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汪精卫和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有学者李理、夏潮在《汪精卫评传》中认为，汪精卫所以最终堕落为成为民族败类，除了其个人内在懦弱自卑这一性格上的缺陷和“蒋汪矛盾”因素外;重要的思想根源，实为买办统治阶级丧失民族自信心，受失败主义思潮侵蚀所致：

　　“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当权人物的软骨病。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他们被‘打怕了’，谈虎色变，总是过高地估计了外国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的力量”。

　　此言不假。回顾历史，从汪精卫、蒋介石到晚清的李鸿章，哪一个不是失败主义者?

　　1883——1885年，法国侵略越南，挑起中法战争。1885年3月，法军猛攻广西镇南关，清军广西关外军务帮办、老将冯子材率军奋起抵抗;结果，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进而收复谅山等要地。期间，刘永福的黑旗军又在越南人民的配合下，在越境取得临洮大捷，收复了10多个州县。中越军民抗法战争的胜利，迫使法国茹费里内阁倒台，法政府急着要与清政府议和。

　　中法战争“中胜法败”的现实，按理，“议和”条件应该有利于中方。然而，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反而又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让法国侵略者拿到了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侵略权益。为什么? 因为李鸿章有一个失败主义的逻辑：

　　他认为中国人与“洋人”打仗，总是要失败的。现在没失败，其后也是要失败的。与其最后失败、割地赔款，不如“趁胜即收”，减少损失。悲乎，一个失败主义的“趁胜即收”!

【李鸿章代表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左宗棠得知后说了两句话：“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委员长”蒋介石正忙着在江西“剿共”。东北军电询南京请示，获复电：“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转引自《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蒋介石内心有一个真实的想法：“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看不到中国人民的力量，丧失民族自信心，必然导致对外的失败主义。对此，汪、蒋俩的立足点，其实无异。他们都笃信外力(蒋投靠美英，汪则投靠日本)，就是不信中国人自己。

　　1932年1月，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正巧赶上“一•二八”事变。31日，他无视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取得的成果，在对开封百姓演说中就散布对日妥协言论：

　　“政府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倘使不幸终至发生冲突，亦必使衅自彼开，为天下万国公见之事实。”(转引自李理、夏潮：《汪精卫评传》)一句话，一切寄希望于外力。

　　2月，汪在行都洛阳发表他的国是主张，提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两面论”政策。究其内涵，无非就是“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故作强硬”。

　　什么是汪的“最低限度”? “两面论”中没设标准。结果，所谓的“一面抵抗”，实际上只是放个“空炮”;“一面交涉”，就是实实在在的屈服。随后，蒋汪南京政府派出了郭泰祺，同日本代表重光葵签订了屈服、投降的《淞沪协定》，全部满足了日方的侵略要求。

　　此后，汪精卫的“恐日”情绪愈来愈盛。据汪的侍卫官许少泉在《我所了解的汪精卫——侍卫官十年杂记》中披露，汪“经常在家大谈‘没有飞机大炮，抗日必败’的悲观论调。”(《汪伪群奸祸国纪实》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1935年5、6月间，正是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于日本，引发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大权独揽，汪精卫与蒋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其对抗日战争的悲观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时汪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不仅不致力于抗战事业，相反，纠集周佛海、陶希圣等亲日分子，组成“低调俱乐部”，鼓吹“抗日必败”、“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1938年，汪精卫又派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亲信梅思平等人，先后同日方进行了5次秘密谈判，并于11月20日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成为汪伪集团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秘密卖国协定。同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周佛海、陶希圣等潜离重庆，奔河内公开投敌。12月29日，配合日方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艳电”，公开打出“和平救国”旗号，要“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终于成为日本天皇傀儡，堕落成为一个万人唾骂、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

【汪精卫参加日、伪军联合演习】

　　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鼓吹失败主义的思潮相反，就在同样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者，都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批判失败主义谬论。

　　1935年12月，刚取得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共产党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就发出了豪迈的声音，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狠批这股丧失民族自信心的对外失败主义思潮：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其后的1938年5月，毛主席又写下了《论持久战》，既批了亲日派散布的“亡国论”;也批了亲英美派的“速胜论”，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毛主席特别分析了中日战争的三大特点：

　　“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不义我正义”。

　　“敌强我弱”，说明中日战争不能“速胜”。“敌小我大”，说明日本是小国，战力有限;中国是大国，有无尽的人力物力，有回旋的余地，亡不了。“敌不义我正义”，说明日侵华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得道多助。结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最重要的，毛主席还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据，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从而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论持久战》，一扫民族虚无主义和对外失败主义，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弘扬了革命的爱国主义，也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今，我们正面临美帝合着“台独”势力不断挑事、肆意践踏我主权底线之际，舆论界突现“台海地区各方都不开第一枪”的言论!更有人“警告”国人：别“示强”，不然会引来“大祸”。“研究历史”的萧功秦，甚至总结出了“中日战争是国民党政府‘虚张声势’示强引来的”“苦果”。(参见寒彻：《萧功秦先生歪曲历史想吓唬谁?》) 目击上述言论，无不让人迷茫。

　　看来，重温一下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