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一个腐朽的王朝有何深意？
唐德亮
近些年来，美化民国甚为风行。一些作家与历史学家不时有文章或著作为民国评功摆好，什么民国范儿呀，什么民国生猛呀，什么民国盛世呀，什么民国知识分子独立自由呀，什么民国经济上出现了黄金时代呀……把民国吹成了一朵花，吹成了一个天堂，仿佛过去我们常说的“万恶的旧社会”压根就不存在。
那么，民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民国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应该承认，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的功绩是伟大的。但不幸的是，辛亥革命没铲除封建制度，且不久国家政权就落到袁世凯手里，政权迅速变质，甚至帝制复辟。之后，是长期的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们像红眼魔头，你打过来，我杀过去，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再之后，是大军阀、大独裁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叛变革命，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几十万人倒在血泊中，全中国陷入了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苦难深渊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性质不断加深。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赤地千里，遍野饿殍，上世纪四十年代大画家蒋兆和先生的巨幅画作《流民图》就真实反映了当时民众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当时的教授是高薪阶层，但到了四十年代，物价飞涨，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朱自清不吃美国救济粉，活活被饿死;闻一多除了当教授，不得不兼职当中学教师以养家糊口。巴金作于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寒夜》的主人公汪文宣就是贫病交加而死的。
说民国“有言论自由”，不过是一些文人的臆想而已。鲁迅先生主编的刊物《十字街头》刚出两期即被查禁。1931年，鲁迅先生说，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甚至连童话译本，都在禁止之列。鲁迅自己的书就有二十多种被查禁。(见鲁迅《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到1933年，左翼作家被查禁的书达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见鲁迅《中国文坛的鬼魅》)。1947年竟查禁了名报《文汇报》。请读1941年2月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讯》中的一段：
关于《木厂》（邹荻帆著）的审查意见：
内容提要：这是叙述木厂工人生活的一首长诗，共分四部，第一部，叙述一工人回忆幼时家庭生活及其入厂工作的原因；第二部，分三段，叙述厂中的工作，工人的生活；第三部亦分三段，叙述工人在厂主的虐待与剥削之下，生活艰苦，遭遇不幸，第四部，叙述工人对厂主的反抗，厂主杀害工人的残酷，以及囗囗囗生处之穷落，失业工人的增加。
审查意见：全书描写木厂工人的生活，颇多偏颇之处，末段叙述工人对厂主的反抗及其遭遇亦未免过甚其亊。此种偏激思想，似足鼓动罢工风潮，引起劳资纠纷，影响集中力量抗战建国之神圣使命。
处理办法：该诗内容站在派系私利立场，企图引起劳资纠纷，掀起工人革命之嫌，准予查禁。
该书叙述厂主对工人的虐待与剥削以及工人对厂主的反抗，这是常见的劳资矛盾，未必就是要“掀起工人革命”，更难以得出“站在派系私利立场”的结论。纯粹是国民党审查官的胡拉乱扯。
再看1948年8月国民党查禁《新闻窗》杂志的通知：
查《新闻窗》杂志(登记证京警国字第三十八号)自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在我市发行迄今，屡屡刊载诋毁政府、宣扬学潮、貌似公正实存偏袒之通讯及言论，引起读者诸多不满，滋按行政院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向各地行政治安机关发布 《后方戡乱应注意事项》之精神，特劝令该《新闻窗》杂志自本通知到达之日起，即予停办。尚在销售之杂志，应即收回。
此致
《新闻窗》主编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市党部二处印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据专家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1月至1949年9月，民国政府共查禁书刊7000种，其中被查禁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期刊约2188种（《中国出版史料》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947年，连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白蛇传》，外国十九世纪古典名著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甚至连《在那遥远的地方》《走西口》《跑马溜溜的山上》《送情郎》等近百首无任何政治色彩的中国情歌民歌、《世界名歌一千曲》等上千首外国歌曲也被查禁，简直到了极端疯狂、变态的地步。
不仅禁止书报刊，压迫作者，还大量逮捕、围剿与杀戮作者。正如鲁迅所言：“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鲁迅《致台静农》1932年6月5日)。左联五烈士就这样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据1935年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统计记载：一月“搜获人犯三十名抄获刊物十余种”，二月“搜获人犯四十六名抄获刊物十余种”，三月“搜获人犯三十二名抄获刊物十余种”，四月“搜获人犯二十八名抄获刊物三十余种”， ……十二月“搜获人犯三十九名抄获刊物三十余种” (见《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市年鉴》)恕我不一一列举。文网之森严，文字狱之惨烈，可谓空前绝后。其实，暗杀，绑架，坐牢，是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杨杏佛、李大钊、李公仆、闻一多、邵飘萍、邓演达、杜重远、任光、宋教仁、龚帆 ……不都是民国时代被杀害的大知识分子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不就是国民党党魁的名言么？
至于坐牢，那更是不计其数，监狱里的政治犯常常是“人满为患”。上世纪三十年代下半叶至四十年代的重庆，谁要是误入歌乐山，谁要是欲去八路军办事处而误入旁边的国民党特务机构，那就保你有来无回，死了也不知道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而监狱里的种种酷刑，什么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烙铁烤灼、皮鞭、活埋……真是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民国时代特务如麻。国民党特务组织(如军统、中统和杂特)公开绑架淫掠，迫害群众，粗暴破坏公民人身自由，臭名昭著，连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开明人士都称它为“邪恶的机构”。军统、中统是最大的特务组织，其杀人害人的罪恶罄竹难书。此外蒋介石还仿效日本宪兵制度，在南京成立宪兵司令部，由有“杀人魔王”之称的谷正伦任司令，初设四个团，由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和黄埔毕业生张镇等四人分别担任团长。宪兵司令部设警务处，这是担任行动的特务机构。宪兵第三团仅1937年4月在北平就逮捕爱国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一千多人，在监狱杀害四五百人之多。特务统治的黑暗恐怖可见一斑！特务机构的魔爪伸向全国各地，解放前各县均成立“特务会”，用来监视与捕杀人民群众。
王久辛的著名长诗《狂雪》中的几句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国民党怎样对待人民：
国民党 多好的一个称谓的党/国民的党啊/你们就那样 抡起中国式的大刀/一刀砍下去/就砍掉了国民 然后/只夹着个党字/逆流而上 经过风光旖旎的/长江三峡 来到山城/品味起著名的重庆火锅/口说辣哟/娘稀屁
深受三座大山与四大家族的压迫与剥削，中国下层人民连温饱权与生存权都被剥夺了，更遑论什么自由、民主与人权？
又有文章说，国民党和蒋某人是抗日的。的确，有一段时间，他们抗过日，消灭过大量日本侵略军。这当然应该肯定，不可抹煞。但请问，是谁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实行“不抵抗主义”，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三省与热河省？是谁，与日本人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是谁，拥有几百万精锐之师，却眼睁睁看着首都南京三十万同胞被残忍屠杀？是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大肆残杀抗日武装、抗日志士？是谁，与日本勾结，成立汉奸政权，实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是谁，成立南京伪政权，使长江与黄河南北成了沦陷区？是谁的二百多万国军投降日寇成了汉奸、伪军、皇协军，创造了中外投降史上的最高纪录？是谁，制造了豫湘桂千里大溃退，大片大好河山让日本铁蹄践踏？是谁，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花园口事件”，让上千万中原人民死亡和流离失所？民间有言：“日、伪、蝗、汤、蒋”，他们，就是老百姓的苦难源头！更有中外学者认为，一个政府，养了几百万军队，却保卫不了它的国家与人民，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下台！
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黑帮遍地，土匪横行，恶霸、地痞、土豪、劣绅，个个毒如蛇蝎，似虎如狼，荼毒人民，无恶不作。他们刮地皮，敲竹杠，开赌场，设妓院，强拉壮丁(国民党某师管区二营营长杨作云送一千个壮丁在路上就虐杀了八百四十一个)；他们公开种鸦片，贩烟土，放高利贷，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正如民谚所云：“农民头上三把刀，债多租重利息高”;在西藏，奴隶主对农奴实行抽脚筋、扒人皮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惨比几千年前的奴隶制社会……
当然，民国对于那些官僚、恶霸、地主、资本家等统治者来说无疑是美妙的天堂。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吃啥有啥，享尽山珍海味，尤其是性福指数特高，不少人有三房四妾(时兴叫姨太太)，如袁世凯、阎锡山、韩复榘、张宗昌、杨森、马步芳、刘文彩……哪个不妻妾成群？ 不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劳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更甭说娶美女做妾小啦！
还有文章说民国经济曾长时间出现了“繁荣时期” 与“黄金期” 。
民国真的出现过“经济繁荣期”？否！
民国年间，社会混乱加剧，国民党政府以苛捐杂税、高利贷和奸商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加上民族工业瘫痪破产，大饥荒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未至三十年代在全国蔓延。据上海《申报》1930年1月9日报道，其时的江南农村“草根树皮、橡子野菜、石麦曲等罗掘殆尽”，“遍地灾民载道，死亡日增，遗弃儿童，健瘠侍山甚至人相屠食，惨不忍睹”。
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政府担任卫生顾问的斯坦普尔博士考察西北，发现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人口；另一个县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见斯坦普尔著《西北各省与其发展前途》，1934年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他于一九二九年访问绥远省几个地方获知，饿死的人口“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凝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天荒和时疫的受害者”。斯坦普尔博士发现：“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士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陕西的农民所付的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入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结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的方式则浪费、残暴……”这就是红军到达之前的国民党治下的绥远及西北的现状。再看土皇帝阎锡山治下的山西。由于广大农民沦为赤贫，而地方官员又“生杀予夺，勒索凌辱，人民不堪其苦”，从而导致山西境内的百姓纷纷逃至北平、天津、洛阳、西安等处，他们“大多衣食无着，颠连困苦，其状甚惨”（见孔祥熙等七十多名高级官员给阎锡山的电报），而阎却趁机大肆强夺好地，其祖宅日益扩大，成为山西境内最豪华的建筑群。阎家开办的各种企业和商号遍布全省，财富无数。到四十年代，全国经济更加恶化。一九四七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务卿马歇尔的信中说：“由于粮食问题，中国的经济形势普遍比已知的情况更糟糕，在长江流域的华南，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现在完全没有大米，大米都在富裕的地主手里。”
国民党实行恐怖统治，草菅人命，骇人听闻。譬如，1934年冬，国民党军队对苏区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组织“还乡团”、“暗杀团”、“铲共团”，疯犯残杀人民，从3岁到89岁的老人均不能幸免。他们开头杀人以人头计，报功请赏，后因杀人如麻，改以耳朵计数。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在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屠杀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就屠杀500多名武阳群众；瑞金菱角山一夜活埋300多人，南门一次枪杀500余人，竹马岗被杀害人数以千计。仅一次清剿，瑞金就有18000人被杀，兴国2142人被杀，被捕6934人；于都被杀3000余人，宁都被杀3378人。许多村庄被杀成“无人村”，尸横遍野，惨绝人寰，成了人间地狱……其残暴与惨无人道可见一斑。据网友统计，民国年间，中华民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超二亿。
民国腐败至极。台湾著名作家郭枫回忆说：“抗战胜利后，我漂泊江淮河汉间，目睹国府接收大员骄横贪腐的情景，逃亡人民饥饿困苦流离生死的情景，南京高官权贵奢侈淫靡的情景，内心悲愤，情思烦闷，几乎忧郁成疾。”无怪乎，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连国民党中央社都发表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社论惊呼 “广大人民陷入恐怖的情绪和社会的艰敝之中”， 认为“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靠着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法外，便是倚势豪强如故。……老百姓装着一肚子沉闷气，人心失尽……”这样的一个“民国”合乎情理人道吗？不革命行吗？这样的一个腐朽而又令人恐怖的“民国”合乎情理人道吗？这样的人间地狱般的“民国”，值得大吹大擂和留恋吗？不革其命行吗？
国民党的统治理念又如何？前文化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说：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 “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意识形态体系，他们的理论魅力、学术高度、理念境界几乎是零。他们对于旧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的美化听来令人发指，他们本身就是老朽、腐烂、无能、软弱、拖延、抱残守缺、抗拒先进思潮、抗拒世界潮流、维护陈规陋俗的反动派、顽固派。”(见王蒙《中国天机》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信哉斯言！ 1975年蒋介石去世，国民党的报纸却称之为“驾崩”，其封建主义观念与王封建朝性质可谓昭然若揭。
那些把腐朽当宝贝、把脓疮当鲜花的“民国情结”，并重新“挖掘”，欲强加于人，不是“脑髓里有点贵恙”（鲁迅语），就是别有所图。因为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
（作者：瑶族，当代作家，广东省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原载《文学自由谈》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