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军事观点的著史歧途
高戈里
这些年来，唯心史观特别是英雄史观在中国革命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泛滥成灾，一个重要原因，是屏蔽人民群众历史作用、淡化乃至于否定我军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单纯军事观点”充斥军史作品，并通过主流媒体将人民革命史悄然无息地篡改成精英救世史，进而助纣为虐，一步步不动声色地降低草根大众翻身解放后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
秉持“单纯军事观点”著述军史的表现及其政治危害很多，本文只展开以下典型剖析：
一、鄙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观点
如某网红写手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是不折不扣的大忽悠》：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是克拉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写的。其实大有问题。战争只是国家意志的一种军事表现，是一种手段。
政治自身，也不过是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手段。两者同为手段，何来谁从属于谁呢？一句话来概括，不管是军事还是政治亦或经济，种种手段都是为国家或民族利益服务的，它们之间不存在谁从属于谁的关系。
此人不懂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也就罢了，问题是他自称是“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 某国家级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并自诩军史“高手”。
我军“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观点之一。某网红写手自述的履历和能力如果属实，似乎不应该不懂，因为这是军校教育必修课的重要内容。如果仅仅是不懂，可以理解，但他偏偏还要趾高气扬地质问：“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论调，并且被大力宣扬呢？”
稍微有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被某网红写手追问此“论调”的“大力宣扬”者，是已故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列宁在阅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笔记中，曾把论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第八篇第六章称之为整个《战争论》中“最重要的一章”，并指出：
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他的思想曾为黑格尔所发扬。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当时各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5～236页）
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指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上的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46～447页）。
写军史需要学识——比如《写军史要懂军语》。
写军史更需要学养——比如《写军史要讲政治》。
某网红写手秉持否定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本理论的著史指导思想，虽然没有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故意，虽然他也从正面宣传过我军战史，但任由这种非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传播开来，通常会带来为虎作伥的客观后果，有可能以“带节奏”方式将受众逐步引导到两条危险的思想歧路上去：
歧路一：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 抹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 → 让“内战无义战”等歪理学说泛滥 → 彻底颠覆人民解放战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歧路二：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 解构政治对军事的统帅作用 → 任由“单纯军事观点”泛滥 → 彻底抛弃我军“生命线”的政治工作……
二、无视我军政治工作“生命线”
近年来不少军史作品特别是网络军事作品论及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主要原因，多归功于少数将帅超凡脱俗运筹帷幄大智大勇，较少深入评析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获得蟠龙战役胜利作为“陕北战局的转折点，是几十个战士坚持得来的”（邓小平：《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整党方针（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较少深入评析粟裕所部新四军一师二团最先兴起风靡全军的“立功运动”、韩先楚所部东野三纵获毛泽东主席逐字逐句修改经验的“诉苦运动”、王近山所部中野六纵获全军推广的“王克勤运动”，以及全军性的“新式整军运动”等等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特别是“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钥匙”，对发挥全体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对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对形成我军各级指挥员卓越的战略战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在多篇文章中曾强调过：如果电视编导将《亮剑》中的共产党将领李云龙与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对调，互换指挥对方的部队，在剧中，编导解读历史的逻辑依旧周延，人际关系表达的情理依然通达。但是，如果让淮海战役中粟裕和杜聿明在淮海战场上互换部队指挥，肯定行不通！
为啥？毛泽东同志指出：
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2页）。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它是人民的军队。
上面提到的某网红写手，由于秉持非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其著述军史，便自然而然地轻视我军政治工作，以至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自作聪明轻口薄舌地否定我军政治工作卓越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
对此，笔者曾以自我解剖和自我反省等方式，规劝过他“不要走我年轻时走过的弯路”。而他固执己见，发文《别惹我，惹火我就打你脸》坚称：
当时（指1950年底）五十军改编还不久，残存一点国民党军习气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如果说五十军一下子就脱胎换骨，那也太假了吧。
熟悉我军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的是由1948年10月17日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第六十军成建制改编的。该部起义后，我军派去了四百多名党员干部，组织起义部队在吉林九台开展了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系统地除旧布新，仅仅四五个月就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
我军政治工作史上的这一辉煌成就，我在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中有过介绍：我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往往枪都不带，仅凭一张嘴，就能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就能改造一个军或一个兵团。改造对象，不仅包括军官和士兵，还包括随军眷属。改造内容，不仅是组织整编，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思想上的改造。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甚至发生叛变，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九台政治整训的成功经验，曾获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主席曾于1949年5月25日亲拟电文予以推广。
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某网红写手一句“太假了”的断言，不仅彻底虚无了这支起义部队辉煌的政治改造史，虚无了我军“生命线”的政治工作，还把“造假”矛头指向志愿军前辈，指向党中央，指向党的领袖——在他看来，东北军区政治部领导起义部队所做的九台政治整训总结报告不算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不算数，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也不算数，就他落笔的文字“这才是战争”。
三、片面追求趣味性的写史取向
某网红写手著史无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无视我军政治工作“生命线”的这种自负，是是立足于其著史的价值取向上——在他看来，军史怎么写，首先着眼的，是能够赢得作品网上流量的趣味性。他曾写道：
我个人觉得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写。要先把五十军的实际情况列出来，到底有多少问题，说明这个军在前期六个军里到底有多差，美军到底有多强大，才能反衬出这个军这一仗打得到底有多好。
为了追求这种取悦读者市场的“反衬”作用，以“说明”志愿军第五十军“在前期六个军里到底有多差”，某网红写手著史取材，就顺理成章地带有了先入为主的主观色彩，以及偏离历史本质的片面选材。
笔者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中，特别是在红色文化网发表的《成都美领馆执勤部队69年前的“血岭”激战》中提到过，第五十军在第一次入朝作战期间，对战役全局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最大问题，是第四次战役汉江南岸阻击战期间，于美军主要进攻方向上坚守战役支撑点修理山的第四四四团，在经历美二十五师连续7天猛烈进攻并且几近弹尽粮绝后，未经上级批准，擅自从修理山阵地后撤。
这绝不是小问题。
第四次战役，我军按照彭德怀司令员“西顶东放”的部署，西线第一线只展开第五十军和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以少量兵力阻击敌主要进攻集团，争取时间，掩护东线我军先诱敌深入，而后集中主力实施反击。
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四团的正面之敌，是“联合国军”主力美二十五师。美军战史将美二十五师的这次进攻作战行动称之为“修理山决战”。
不难想象，在我军主力尚未完成战役反击准备之时，主要防御方向上的主要战役支撑点一旦在志司的战役计划之外弃守，我军整个战线将面临极为被动的战役局面。
对于志愿军第四四四团擅自撤离修理山阵地这段战史，笔者很早就听说了，也知晓内情的复杂，还了解由此曾带来一些恩恩怨怨，但深入采访、调查、研究后发现，这其中的客观原因，特别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局限，完全不像常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若纠缠于少数领导的“主观责任”，很容易像某网红写手那样陷入标签化、简单化的主观主义认识误区，以至于滑入“单纯军事观点”和唯心史观的歧途，所以，首次披露时，突出展示了其他人曾经忽视了的客观历史背景——在朝鲜半岛现代战争条件下，我军各级指挥员很少有人意识到：我军作战指导原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性历史转变。
而这，正是蔡正国副军长在战后总结中大篇幅耐心细致教育部属的重要内容。
某网红写手从追求取悦读者市场的“反衬”作用出发，按他片面追求趣味的写史取向，若要“说明这个军在前期六个军里到底有多差”，理应取材最“差”的。他之所以绕开了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原因不外乎：
第一，第四四四团擅自撤离修理山阵地，不是发生在“前期”，在时间逻辑上不能自洽。
第二，第四四四团坚持撤离修理山阵地的，是老红军出身的团政委，持反对意见的是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过职的团长（地下党员）和副团长，某网红写手给这支部队扣上“国民党旧习气很严重”的帽子，在人物历史逻辑上不能自洽。
第三，由于笔者对这段战史有过客观历史背景的深入剖析，断了其政治逻辑的叙述之道。
一句话，某网红写手若取材这个问题，他刻意想“说明”的先入为主结论就不成立了。
某网红写手写史追求“趣味性”没错，追求“标题党”技巧的用心也可以理解，其错就错在：他把这种唯网上流量马首是瞻的消费主义“趣味性”追求视为首要，把迎合他主观臆断的既定“说明”视为首要，而不顾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客观史实。
四、唯利是图的采信手法
金一南同志在《心胜3——尊严与正义关乎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中披露：在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点名批评了“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在境外出版的《史说长征》，称它完全歪曲了我们的历史。摘几份于己有利的电报，得出自已的结论。于已不利的电报，一概不引用。
某网红写手也是如此——他引用的史料虽有出处，但习惯于片面引用“己有利的”，在此基础上以偏概全，以此“说明”他想当然出来的既定结论。
例如：为了“说明”志愿军第五十军“在前期六个军里到底有多差”，他在《志愿军最大的奇迹，是由一支最弱的部队创造的》一文中，有意挑选了第五十军蔡正国副军长1951年5月《入朝作战以来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对所部第四四二团陈屏副团长在第三次战役之初没能迅速强渡临津江的批评。
问题在于，此人引用上述史料时，违背了史学采信的基本规则：
问题一，用不确定的史料作为其主观臆断之史学结论的史学依据。
志愿军第五十军是在1951年4月中下旬回国的，蔡正国副军长《入朝作战以来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是在当年5月本军“战斗检讨会”上作出的。这个带有征求意见性质的“初步总结”，已经明确注明：“内中有个别情况问题，因掌握材料不够和整理时间仓促，遗漏及欠妥之处，在所难免。”
蔡正国副军长在《入朝作战以来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中对陈屏副团长没能迅速率部强渡临津江的批评，确实有可能因“时间仓促”“掌握材料不够”——1950年12月31日19时，陈屏副团长奉命率领第一营为全团前卫，先以由副营长指挥的一个加强连在茅石洞、石浦村地段，强渡临津江，歼灭对岸之敌。当日20时30分，其先头第三连一排三班刚抵达临津江边的石浦村南端，即被敌警戒哨兵发现，随即遭到对岸敌炮兵猛烈轰击，第三连被打乱，后续分队也停止前进。第三连张副连长奉命前往查明情况，因遭敌炮火拦阻射击，约1小时后才抵达江边。当张副连长走上已经结冰的江面二三十米处时，遇到友邻一位战士正在江水中打捞落水的战友。张副连长未详细问明情况就回报上级，说江面还有三公尺尚未冻结（实际上是敌炮弹将江上部分结冰面炸开）。鉴于所受领的任务是“相机渡江”，陈屏副团长一面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隐蔽，一面派参谋杨鹤林回团指挥所报告并请示行动。结果，延迟了本部队强渡临津江的时间。
虽然，此事还需进一步核查团以上各级的往来电报和电话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第四四二团延迟过江失去战机虽然有问题（包括上级下达的“相机渡江”任务欠明确），但与第三十八军首长在第一次战役中误信“黑人团”的情况有相似之处，绝非某网红写手信口开河横加指责的那般简单，更沾不上“打滑头仗保存实力”。
第五十军的老人都知道，陈屏副团长是一位非常质朴、实在、讲究实干、党性很强的新四军老战士。就在过临津江不久，陈屏副团长率领一个轻装步兵营，冒着敌情不明的巨大战场风险，于1951年1月3日晚急行军70华里向敌纵深直插，在1月4日凌晨率先攻入汉城，以劣势装备在汉城延禧里孤军与担任掩护任务的美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团（即“狼狗团”）一部激战一小时后，毙伤敌50余人，俘虏美军1人、南朝鲜军2人，缴获火箭筒1具、自动步枪14支，击毁通信车1辆，于当日上午率先攻占了汉城，控制了汉江铁桥，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
志愿军第五十军一部在汉城独立门附近搜索前进
志愿军第五十军一部在汉城“国会议事堂”前
与朝鲜人民军联欢
率部开创我军战史伟业的陈屏副团长
这一仗，陈屏副团长率部开创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攻占他国“首都”的唯一战例，也成了某网红写手信口开河诋毁志愿军前辈之荒谬结论的反证。
问题二，某网红写手为了将延迟过临津江一事归结为思想品质问题，在引用蔡正国副军长《入朝作战以来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时，刻意回避了同一史料中与自己既定结论不利的三处史实：
回避史实一：陈屏副团长所受领的任务欠明确（战后上级调查结论）——该史料记载，“志司给我军的任务：‘随时准备随三十九军后相机渡江’。”而陈屏副团长正是按此“相机渡江”来领会任务，处置战场情况的。
回避史实二：蔡正国副军长对陈屏副团长等的批评，属于高标准严要求性质的批评——蔡副军长是在“肯定成绩还是主要的”，并要求部队“不能有任何骄傲和自满的表现”的基础上，检讨第五十军第一次入朝作战期间几次“失掉战机”之“最突出的缺点，甚至某些错误”。稍微有点战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失掉战机”是任何一支军队在作战中都难以避免的问题。蔡副军长之所以拿出来严厉批评，是针对有些同志“对这些任务名词弄不清楚”，其立足点是“如果我们各级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掌握得好，不失战机，我们的收获和缴获就会更多一些，成绩就会更大一点”。显然，这是用“打一仗进一步的方法”教育并引导部属在领会上级意图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从积极寻找战机出发”，而非机械地理解“相机任务”。
回避史实三：蔡副军长对于没有“抓住战机”问题，归纳了5条原因，即对打这个敌人没有经验，把敌人估计过高；对自己部队信心不足；各级执行命令不坚决；只顾防空不顾任务；干部战术水平低，能力弱。对于这5条原因，某网红写手完全弃之不用，因为一旦用了，便要解构自己先入为主异想天开出来企图一鸣惊人的著史立论。
可见，某网红写手引用史料暴露出来的著史风格和片面手法，就是习近平同志批评的那种——摘几份于己有利的电报，得出自已的结论。于已不利的电报，一概不引用。
窥一斑而见全豹。
战争是复杂的。凭自己的主观臆想，不搜集或无视战场的全息信息，不遵守史界的采信规则，不了解甚至无视战场的客观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局限，仅仅片面选取某一史料，就纸上谈兵随心所欲作出“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标签化结论，并宣称自己落笔的“这才是战争”，谈何容易？
某网红写手在片面引用史料（包括第二手资料）或断章取义的基础上，随意作出离谱的史学结论太多了，不胜枚举，所以，招引来的批评也特别多。
五、随意结论的史学风格
在著述军史时，片面引用史料的目的，常常是为了印证“于己有利的”结论。
某网红写手在《志愿军最大的奇迹，是由一支最弱的部队创造的》中列举陈屏副团长率前卫营未能及时抢渡临津江的问题，就是为了“说明”他的如下断言：“从渡过临津江开始起，五十军打滑头仗保存实力的思想就很严重”，“国民党军的旧习气依然很严重”。
尽管某网红写手曾抱怨他“最讨厌”别人给他“扣帽子”，但他却毫无忌惮地随意给浴血三千里江山的志愿军前辈乱扣帽子，而且这个帽子真不小，也扣得真离谱：陈屏副团长所在团的团首长，所在师的师首长，当时无一人是起义干部，都是老红军、老八路。照他的逻辑说来，我军前辈“太无能了”——这支部队起义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不但没能实现“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和思想改造，反而让调入的老红军、老八路似乎个个都染上了“国民党军的旧习气”。
军一级的首长也不像那人想象的那样。时任志愿军第五十军副参谋长的李佐伯伯告诉我：第三次战役之初，曾泽生军长与徐文烈政委曾因故发生过争执。曾军长的态度偏严厉，徐政委偏稳妥。当时看，曾军长有理。事后看，徐政委是对的。入朝之初，李佐副参谋长曾经向曾泽生军长和徐文烈政委请战：“给我一个营，我带着插进敌纵深打。”但老红军出身的徐文烈政委慎重初战没同意。
至于团以下起义干部的思想状况，就更不像某网红写手拍脑袋主观臆想得那般标签化、简单化了。笔者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中，曾剖析过起义团长李峥先经历思想改造后的一段特殊的心境：
作为一名起义干部，当还不懂“解放军的规矩”时，李峥先带兵敢“杀鸡给猴看”。经历了控诉运动后，他茫然了：什么是首长负责制和主观武断的界限？什么是严格管理和军阀作风的界限？什么是执行战场纪律和滥杀部属的界限？
有些事情搁在“老八路”身上算不了个啥，对起义干部未必就不算问题。就拿一些人习以为常的口头语来说吧，管他是“国骂”，还是“村骂”“街骂”，军人，有几个不整天把裤裆里的家伙吊在嘴边？老八路如此，人们会因为工农出身而原谅他，即便提了意见，他改不改也无关紧要。起义干部就不同了，骂人，必和你在旧军队的历史及军阀作风联系起来，你非改不可！
在我采访过的230名历史亲历者中，有135名国民党起义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22人、士兵99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就多数留队的起义军官来说，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问题，并不是某网红写手拍脑袋主观臆想的“国民党军的旧习气依然很严重”，而恰恰相反，经历了九台政治整训，特别是经历了起义官兵惊天动地的“泪血大控诉”后，他们生怕别人说自己有“国民党军的旧习气”，甚至听到师首长在电话里吼一句“你给我省着点打炮，不要像国民党打仗那样”时，都要感受屈辱而伤心落泪，以至于虽然本人作战勇敢，但与老部队来的干部比较，带起兵来往往缺少“慈不掌兵”的狠劲儿。
类似的人和事，我在书中举例多处。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强调：“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
某网红写手“不回避问题”的著史初衷没错，但一分为二不是“一个西瓜切两半”，更不是添油加醋“切西瓜”，不能唯利是图取材，更不能随心所欲凭想当然做结论。著述军史，需要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史学立场，需要掌握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无捷径可走，容不得半点偷懒！
写军史，某网红写手搜集史料欠“丰富”“翔实”也就罢了，考证史料欠“准确”也就罢了，不了解我军政治工作史也就罢了，缺少我军政治工作理论学养也就罢了，问题在于他不仅不去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还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地找了一顶违反基本史实的政治性、思想品质性的大帽子，给浴血汉江前线的志愿军部队扣上，太随意了！
难道，“这才是战争”？
六、历史虚无主义经典手法的欺骗性
虽然，某网红写手也常著文歌颂我军，但其秉持“单纯军事观点”著史所表现出来的上述问题，不仅搅乱了军史，还有败坏史学风气、为历史虚无主义开门揖盗等问题，不容轻视。
因为，上述问题通常可以合成历史虚无主义最常用、最迷惑人的经典手法——通过片面引用我党我军的历史资料，随意歪曲甚至肆意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
这些年来，这类“不折不扣的大忽悠”还少吗？比如，高华等人的一些作品。
众所周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就实行自我批评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而言，上下五千年，中外八万里，任何一个政党都要望我党之项背，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与我军比肩。
任何一个政党、一支军队都不可能不犯错误。我党我军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善于发现错误，敢于承认错误，勇于纠正错误。而这，靠的就是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荣传统。于是，浩瀚的党史、军史档案中，记载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海量的缺点和错误，并且批评得十分严厉，不少“上纲上线”的严厉批评甚至是当代“玻璃心”难以承受的。
如果仅仅盯着这些不足、缺点和错误，不看全局，不看主流，不看本质，不看历史发展，那么，片面引用古田会议史料中披露出来的部分问题，很容易将“朱毛红军”说成是一帮“乌合之众”；片面引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历史档案中的部分史料，很容易将我军任何一支参战部队贬损得一塌糊涂。
这样写史，太容易随心所欲了！太容易“不折不扣的大忽悠”了！
高华，写过一部谴责延安审干运动的作品。本人曾不止一次听到有人盲目赞赏该作品“依据史料充分”，“可信度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和党校教师。对此，我除了提醒对方注意思想方法和采信方法外，还特别强调了高华作品未能回答延安审干运动所基于的三个历史背景和历史局限问题：
其一，延安审干有无必要？
作为延安审干运动的背景，郝在今同志在《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中记载：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陕西汉中设立特务训练班，将受训毕业的特务陆续派往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至1942年底，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已有特务打入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委二局、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边区保安处、山西省委等要害部门。而实际上，军统派遣特务远远不止这些。全国解放后，各地公安机关查明，军统在浙江、汉中两地共培训派遣特务320人，除已经处理或逃亡海外的，尚有40多人下落不明。1955年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缴获的一份保密局文件称，其培训的派遣特务达670人，除少数外，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务。
在此背景下，不审干行吗？
其二，延安审干有无更好的方法？
比如说，派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外调，可行吗？就算对个别人可行，对全部由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敌占区进入延安的青年，外调得过来吗？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允许吗？
其三，在敌我斗争极为残酷的年代，与蒋介石清党相比，与苏联肃反相比，与我党土地革命时期的肃反相比较，延安审干运动实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是不是历史性进步？置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血腥环境，谁有本事能在纯洁内部的方法和路径上，不走弯路、不犯错误、不经过挫折便能一步抵达尽善尽美的境界？
延安审干运动确确实实有问题，对此，毛泽东主席曾主动代表中央当众公开担责并检讨道歉。
时下的问题是，采用无视甚至遮蔽复杂历史背景和客观历史条件局限的史学方法，片面引用局部史料，以偏概全，用支流代主流，把局部当全局，将现象作本质，进而得出背离历史本质真实的史学结论，这些年来确确实实“不折不扣的大忽悠”了不少受众。
延安审干运动不是“单纯”的，军事也不是“单纯”的，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历史背景，都要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
这类“单纯军事观点”“单纯审干观点”“单纯××观点”的“大忽悠”套路，有其唯心史观和非无产阶级战争观的思想根源，有其主观的、片面的、机械的思想方法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认知习性，有其浅尝辄止自以为是的史学研究风格，有其逐利于市唯我所用的著史追求，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予以批评或批判。
与史学研究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