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一份报纸公布了1000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50名商业巨头。在这份财富排行榜中,有6位中国人榜上有名。他们是刘瑾、和珅、成吉思汗、忽必烈、伍秉鉴、宋子文。其中,伍秉鉴的总资产是另外五人财富的总和。(参见:http://online.wsj.com/public/resources/documents/mill-1-timeline.htm)
伍秉鉴,就是中国买办的“教父”和“祖师爷”。
1757年,清政府规定,广州十三行为全国唯一可以同洋人打交道的中介机构。
伍秉鉴做广州十三行首领总商30年,当时估算的财产是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占清朝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伍秉鉴还收养了一个美国义子约翰·福布斯,在回到美国时,伍秉鉴专门给了他50万银元,福布斯利用这笔钱修好了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一跃成为美国豪门,而他的后代,还出过前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这样的大人物。
后来,英国人开始大肆对华输入鸦片,很快扭转了对华贸易的逆差。伍秉鉴终于抵御不住鸦片的诱惑,开始涉足其中。在他的穿针引线下,沿海各省走私商人、海关官吏家人、个别水师巡船结成了走私鸦片的利益集团。
林则徐到了广州后,马上就传讯伍秉鉴之子伍崇曜等十三行商人,让他们和洋人都交出鸦片,并声称要将不法中国商人正法。伍崇曜表示愿“以家资报效”,宁可行贿也不愿交出鸦片,让林则徐大为恼怒,说出了那句震耳欲聋的话:“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
三天后,伍秉鉴派伍崇曜带着外国鸦片贩拼凑的1037箱鸦片送到官府。林则徐看穿他们蒙混过关的伎俩,对伍崇曜加以严斥。二月初九,伍崇曜被革去职衔,逮捕入狱。随后又予以释放,并令其督促外商缴出全部鸦片。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后,伍秉鉴立即与投降派串通,成了与外国侵略者谈判的主要牵线人,经过伍崇曜与义律谈判,最终签订了《广州停战协定》,伍崇曜也被清政府任命为了“洋务委员”。
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外贸专营也由此终结,日渐衰落。
1842年12月23日,伍秉鉴写信给美国友人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十分想移民美国。南京不平等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中溘然长逝。终年74岁。
五口通商初期,当时中国最大的买办集团就是李鸿章集团,堪称中国最大的设备买办,军火买办,外交买办。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宰相(李鸿章)合肥天下瘦。
左宗棠和张之洞坚持产业自主,而李鸿章极力主张“造不如买”的外买泊来政策。李鸿章的专用买办盛宣怀,直接在洋商的开价上加个数字,然后找清政府报销。仅克虏伯一家公司,回扣最高时都达到了50%。这个差价,大部分都被李鸿章拿走了。
当时一个造机器的工厂,负责研发的工程师没有几个,负责采购的人倒多得很。随着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李鸿章和他手下买办们的家产自然是越来越多,可清军士兵使用的武器却是越来越烂。
而同期的张之洞,也搞了汉阳造步枪,制造成功以后,从袁世凯的新军到武昌起义,从北洋军阀到抗日战争都在使用,1944年才停产。
但这引起了李鸿章的嫉恨,开始给张之洞使绊子。张之洞主要成绩汉阳钢铁厂一直到清王朝灭亡都没能正常投产,过去给出的解释是技术路线和选择的铁矿石与煤矿不配套。但通过后人翻阅技术资料,赫然发现是李鸿章指使盛宣怀的关系优先把高品位的铁矿石和焦煤卖给日本人,而将劣质矿石供应汉阳,导致长期不能投产。
甚至,为了保证外国钢铁的垄断,买办集团异口同声说汉阳所出钢铁质量严重不过关,绝不可用,而事实上,一些清末汉阳制造的钢轨一直使用到二十一世纪。
更让人惋惜的是北洋水师,当时,北洋水师25艘战舰,10艘是从德国买的,12艘是从英国买的,这些军舰的造价相当于清政府的全年收入,其中十分之一都被李鸿章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李鸿章外甥张士珩在天津采买军械时,用偷盗抵换的方式倒卖库里的武器,把海军的炮弹都卖给了日军,赚了几十万两银子。李家这个买办集团,已经和洋人有着分割不开的利益联系,哪怕出卖自己的国家,也要保证洋人的利益。
1883年,法国入侵越南,张之洞指挥抵抗了1个月,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可李鸿章却力主向法国人求和,让中国“不败而败”。
1865年,新疆发生叛乱,沙俄和英国趁机侵占中国领土。李鸿章却上了个折子:“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要不是湖南人左宗棠抬着棺材收复新疆,哪有我们今天如此便宜的天然气生活?哪有风景如画左公柳的广袤新疆?
民国时期,买办集团直接执政。随着孙中山的逝世,蒋介石被英美财阀和中国的江浙财团收买,最终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官僚买办阶级。
在买办的统治下,洋火、洋油、洋钉、洋伞、洋布、洋车、洋枪、洋炮,从吃穿用度到到飞机大炮,中国几乎全产业都被外国企业把持。在买办的把持下,民国的工业水平退化到了连腐朽的清朝都不如,而且科技创新也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1944年底,化学家樊庆笙研制出了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青霉素。战乱中的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率先批量生产青霉素的几个国家之一,在那个战争年代,1克青霉素比1克黄金还要赚钱。
可是,如此利国利民的大事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嘲讽到:“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呢?”宋子文无非是怕国产青霉素大批生产了,会影响自己的代理进口青霉素生意罢了。
买办没有祖国,所以对建设国家没有兴趣,对民族工业的兴趣远远低于对国内的掠夺,对买办而言,任何长期投入都不如短期见效的买卖好,所以买办控制下的中国没有任何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
1942年,日本人占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美国开辟“驼峰航线”,冒险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向中国西南地区运送援助物资。
就是在如此危急存亡之秋,买办们竟然做起了走私、倒卖外援物资的勾当。在当时昆明、成都的黑市上,大批“美国货”被买办们炒到了天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面战场上的抗日军队因为缺衣少粮不断溃败,广大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一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其它肮脏的东西。”
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买办家族,是靠联合国外势力,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压榨百姓。
买办的贪婪不仅仅在中国一家,苏联解体时,苏联的买办资本家们则是直接靠瓜分了几乎全部的国有企业,那是苏联人民积累了70年的发展成果,这简直是相当于抢劫国家。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以激进的“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过渡,各种商品的价格全面实行自由化,连续五年的通货膨胀(这里指消费价格总指数)率居高不下,超过三位数,1991年时为168%,1992年为2505.8%,1993年为844.2%,1994年为214.0%,1995年为131.4%。,五年里物价涨了近一千倍,失业率更是高达7.7%,国家窘迫的连教师和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参见:《俄罗斯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及其治理》,娄芳,《今日东欧中亚》1991年2月15日)
这时候叶利钦找到了资本寡头,希望他们拿点钱出来帮帮政府。而筹码却是,把剩下三分之二的国有资产卖给他们。
霍多尔科夫斯基用不到5亿美元买下价值70亿美元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波塔宁用1.7亿美元买下价值31亿美元的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石油、矿产、机械、传媒等这些重要产业,几乎全都落入七寡头之手。他们七个人所能控制的经济规模,超过俄罗斯的一半。
1996年3月,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七大寡头,双方达成协议,寡头提供支持确保叶利钦连任,叶利钦承诺维护寡头的经济利益。
在寡头操纵之下,叶利钦成功连任。为了答谢寡头,叶利钦将他们推到台前,从资本家转为政治家,进入政府中担任要职。
在叶利钦的就职典礼上,七位寡头在叶利钦身后齐齐占成一排,镇定自若,仿佛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一般。
苏联,从解放全人类出发,这个政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带有一丝背负着全人类命运的悲壮!如今却徒有悲伤和悲哀。
从伍秉鉴到李鸿章,从盛宣怀到四大家族,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世界买办寡头二百年祭,值得牢记,谨记。
对买办来说,掌握核心技术确实没啥必要,反正从洋人那里买来卖给你赚钱就成了。至于民族工业发展不发展,关键技术卡不卡脖子,都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儿。
对于买办和资本寡头,毛主席在5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他们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吗?最多是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去了。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的财富而积累资本资产的,而他们敢于侵略谁呀,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了,他们只能是联合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压迫本民族广大的人民百姓,或者贱卖自己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自己那贪得无厌的私利。”
从四大文明古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千疮百孔的祖国;从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沦为寡头林立瓜分、国家解体。古今中外的惨痛教训启示我们,买办与寡头,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心腹大患。
就让历史的污点,留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我们永远怀念它的伟大,也要永远谨记它的伤痛。
可惜苏联解体了,曾经的老大哥是那样的强大; 还好苏联解体了,否则我们怎会有复兴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