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若干真相及评析*

王 岩 程恩富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抗日战争具有重要价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内含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复杂矛盾，中国抗日战争力量是同盟国在亚洲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军事力量。苏联对中国抗战持一贯支持态度，提供了道义支持和大量的人员、物资直接援助。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呈现出从“中立”到支持、再到抢夺战后支配权的变化，在军火、贷款、人员、道义上提供了“有条件”的支持。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态度，造成节节败退和主权沦丧等恶果；共产党坚持积极抗战和全面抗战，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美苏援助；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21）11-0044-12

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在西方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有研究提到，“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低估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作用和贡献，为了历史也为了今天，世界都应该还中国一个公道！”[1](p.304)没有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不会这么快结束，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命运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年后的今天，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和战败国的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在美国纵容下，日本通过“修宪”等手段不断突破“禁止发展进攻型武器”的限制。一些日本政客不但不愿直面侵略历史的事实，还甘愿充当美国霸权主义急先锋；日本右翼势力不但不深刻反思其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反而经常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其侵略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抗日战争，对于全面客观分析和处理中日、中美、中俄等大国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性作用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版图上逐渐形成了德、日、意组成的法西斯轴心国，和苏、美、英、法、中等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其中还包括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其他弱小国家。这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生死角逐。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有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以英、美、法为主的西欧战场、苏德战争的战场和以美英为主的太平洋战争的战场”。[2](p.72)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世界级的阶级搏斗，战争结束后，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了。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内含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复杂矛盾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及战争的性质时指出：“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3](p.383)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相互争夺地盘的非正义战争，而二战的性质由“非正义”转为“正义”。毛泽东曾把二战划分为“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战争”和“正义战争”不同性质的三个阶段。二战期间，参战各国由于制度性质、参战方式不同，大国之间表现出四重矛盾关系，一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主要表现为日德意与美英法不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二战前夕，美英法一直对日德意采取绥靖政策，在欧洲，德国打破欧洲大陆均势甚至攻到英吉利海峡，美英法被迫宣战。在亚太，日本不仅侵略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地区，还不断入侵印度、缅北甚至太平洋众多岛屿，直接威胁美国利益，所以美国也被迫参战。二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如日德与苏联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三是帝国主义与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关系，主要表现为日本侵略英法亚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缅甸及对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关系。四是日德意国内法西斯主义与其本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日本和德国国内人民并不是全部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日德广大人民大众也深受战争之苦，反对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纐缬厚指出：“我从小就知道日本发动的战争很残酷，不仅给邻国造成巨大伤害，而且也使日本许多家庭四分五裂。正因如此，我对战争相关问题非常感兴趣，一直想揭开‘日本为什么会发动侵略战争、犯下滔天罪行’之谜。”[4]1940年，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历尽艰险，不远万里，从莫斯科赶往延安，在他的建议和协助下，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创办日本工农学校，专门从事对被俘日军的思想教育与改造工作，野坂参三任亲任校长，毛泽东为学校定名和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①学校通过对被俘日军的思想教育和改造，清除了他们原来的军国主义思想，大批日军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反战组织。[5](p.15)

由此，我们应将日本法西斯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也存在法西斯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就世界范围来看，反法西斯战争总体性质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反对日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反侵略“正义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单纯争夺瓜分世界的“非正义”性质不同，二战内含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复杂矛盾。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本质上是非正义的，意图侵略和殖民中国乃至全亚洲。二战期间，日本时任首相近卫文麿提出了疯狂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设想与德国合作，把中国和东南亚作为战争基地，打着“大亚细亚主义”的幌子，实施对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因此，日本在中国通过扶持伪满洲国傀儡、汪伪、华北、蒙疆等伪政权，来分割统治全中国，称霸亚洲。日本学者木下半治曾说：“日本右翼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主张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并且一贯以大亚细亚主义的名义，进行侵略大陆的宣传。”[6](p.71)李大钊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②

（二）中国抗日力量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军事力量

第一，从战争地位和历史贡献分析来看，中国抗日战争战场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是牵制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亚洲和其他区域的主要军事力量。从国内意义来看，在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是中国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从国际意义来看，中国抗日战争及取得的胜利为广大亚非欧国家和地区抗击法西斯主义侵略树立了榜样。

中国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军事力量，日本国内陷入重重矛盾之中。一是战争拖垮了日本经济。日本的直接军费开支在战争之初的四年就翻了一番，占其国民收入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使未脱离经济危机之苦的日本人民生活雪上加霜。人民收入严重下降，造成民众对政府怨声四起。二是日本政府的信任危机加剧。1931年至1945年，日本内阁更换了15届，严重削弱了战时日本政府的领导力和号召力。三是日本的军心和民心趋于动摇。陷入长期战争泥潭与原来日本军方宣扬的速战速决形成极大反差，长期不见尽头的疲劳应战，令日本民众精疲力竭。所以说，随着在亚太的局面逐步恶化，日本国内积压的政治经济矛盾也逐步暴露，最终造成政局动荡和二战中的战败。

1945年7月，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布，作为三个发起国之一，该公告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大国地位得到认可。从具体战场局势来看，一是日本深陷战争泥潭，不得不放弃“北进”进攻苏联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屯兵80多万，在苏联边界修筑了“东方马其诺防线”，制造了“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7]矛头直指苏联。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要求日本配合德国东线作战，在远东开辟侵苏新战场，但此时日本正遭遇中国军民顽强抵抗，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已力不从心，无力开辟苏联远东战线。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帝国目前正在忙于中国事变，而且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处于微妙阶段，所以，以暂不介入（苏德战争）为宜”。[8]中国的英勇抗战使得日本只得放弃“北进”苏联战略，日本陆军主力始终疲于应付中国战场。二是中国抗日战争牵制日本陆军主力，使日本“南进”扩张计划延时实施。早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英法美把战略重心放在应对德国的欧洲战场时，日本就想乘机“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大量日本军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拖延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为美英备战赢得了时间。三是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相互配合，牵制和分散了日本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商讨成立共同对付法西斯的联合作战区，其中，中国战区辖整个中国及其周边岛屿和泰国、中南半岛等，抵抗的是总人数达100万的日本赴中国派遣军，外加驻扎在中国东北的70万日本关东军。[7]为扭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日本增派大量军力，想快速拿下中国战场，没想到却深陷其中，造成太平洋战场兵力薄弱，战局被动。直到战败投降，日本陆军主力始终未能从中国战场完全抽身。

习近平指出：“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民族牺牲，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9]这表明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二，从战争实际投入和损失分析来看，中国抗日战场抵御日军的数量占据日本总兵力的多数。1937年至1942年，日本陆军从24个师团增加到41个师团，其中投入中国战场的师团始终占7成以上，最高达94%的兵力。至1943年，日本陆军增至67个师团，其中39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总兵力的58％，23个师团用在太平洋战场，占总兵力的26％；1944 至1945 年，日本总兵力为365 万人，其中199 万人投入中国战场，占总兵力的54％，166万人投入太平洋战场，占总兵力的46％。[10]在中国全面抗日的８年中，中国军队进行大小战役达20万次之多，[10]中日双方最多投入总兵力超过400万人，作战面积超过160万平方公里，整个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1945年，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军队人数达128.3万，创造了日本境外投降人数的记录。在亚太战场，苏联仅伤亡3万多人，美国仅伤亡32万人，而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11](p.625)中国军民共毙伤俘日军150万余人，[12]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195万人的80%。[10]在战争中，日本在中国战场消耗了较多人力、物力、财力。1939年，日本参谋次长泽田茂曾说：“我作为参谋次长，首先从各方面了解了因中国事变的拖延，日本的力量究竟还剩下多少。我认为，从外表看日本是强大的，但恰好象水果从内部腐烂那样，所以是不能长久的。烟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13](p.113)1945年初，日本已经面临全面崩盘的危险境地，军需奇缺，工农业产能大幅度下降，已经难以维持作战部队和国内百姓生活所需，兵员锐减，已经到了几乎无兵可征的境地，不得不将征兵年龄降低到14岁。

可见，二战中日本在中国投入陆军人数最多，在中国发动战争次数最多，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最多。同时，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消耗也最大。所以说，中国抗日战争是阻击日本法西斯扩张的前沿阵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较量的主要战场，对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第三，从外国政府首脑和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评价来看，苏美英日等国外首脑和不少学者都作出积极评价，高度认同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贡献。斯大林指出：“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14]苏联朱可夫元帅认为：“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14]美国罗斯福总统认为，我们“忘不了中国人民在7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7]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指出：“中国的抵抗牵制住了至少60万日军，西方盟友珍视这个事实。在战争初期，这意味着那些军队因此不能轻易被派往亚洲其他地方。”[1]日本学者藤原彰认为，日本虽然对英美宣战，但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仍留在中国大陆，它的主力仍然陷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日原莞尔认为：“日本对华用兵越久，则国民负担越重，越深入，则越不能自拔。”[15](p.91)

遗憾的是，二战后，在西方世界反映二战题材的影视、著作中仍难觅中国的踪影，英语世界的相关史学解读仍较为匮乏。

二、美苏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分析

在二战中，苏联和美国在不同阶段对中国提供了援助，对于具体的历史情况要做具体分析。

（一）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一贯支持态度和支援情况

苏联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最早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后对东北抗联的大力支持。“卢沟桥事变”后，苏联不仅在国际社会给予中国抗日战争道义支持，还在人员、物资上给予了大量的直接援助。

第一，政治、外交上的道义支持。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基础。在同年9月召开的国联大会上，苏联代表做题为《集体抗击侵略，集体捍卫和平》的发言，呼吁国际联盟制止战争，援助中国。西方各国则采取“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即指责战争暴行，但不说是谁犯的错，牺牲中国，纵容日本。在1937年布鲁塞尔中日冲突国际会议上，苏联明确支持中国，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制裁日本。在1939年联共（布）第18次会议上，斯大林严厉谴责了西方大国对日本的“纵容娇惯”态度。可见，苏联在国际社会上对中国抗战的声援是公正而有力的，与西方大国对日本侵略的暧昧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对中国提供军事顾问、飞行员等人力援助。德国军事顾问撤离中国后，应蒋介石请求，苏联政府于1937年底至1942年初先后派出了德拉特文、切列帕诺夫、卡恰诺夫、朱可夫4位军事顾问，1938年帮助国民政府组建苏联军事顾问团，协助训练军队、制定作战计划，先后训练9万多学员，参与制定武汉会战、宜昌会战、长沙会战等作战方案。淞沪会战之后，中国空军损失殆尽，面临制空权危机，苏联政府应中国求援，迅速支援大批飞机和飞行员、空军技术人员。从1937年10月到1942年初，苏联援助情况如下：派遣来华的飞行员、地面服务工程技术人员等总计5000多人，支援飞机1280多架，培训中国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 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帮助中国组建两个飞行大队，并快速形成战斗力；紧急情况下，苏联飞行员亲自驾机参战，如南京保卫战、南昌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兰州保卫战、桂南战役等25次对日作战，击落日机1049架，炸毁舰船100多艘，牺牲了235名优秀飞行员。③

第三，对中国提供军火、贷款的物资支援。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6月，苏联援助对华信用借款共有三笔2.5亿美元（实际利用超过1.73亿美元），这些贷款条件优惠，全是信用贷款，无须抵押，五年期年利息3%（美国贷款利息超过4%甚至超过6%），利用这些贷款，中国又从苏联低价（低于世界市场20%的价格）采购了先进的军火武器：作战飞机904架。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等等。④苏联不仅在关键时刻给中国提供了珍贵的军需物资，还为中国战时提供巨大的运力保障。1937年10月至1939年2月，在苏联境内为中国作战提供的运力包括：铁路货车3640列、汽车5260辆、汽车总行程1850万公里、参与运送的人员4000多人。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自身抗德压力，苏联才逐渐减少直至停止对中国的援助。⑤

第四，苏联对日本的军事行动。1939年5月至9月的诺门罕战役，面对日本关东军对满蒙边界的入侵，苏联投入了强大的反击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苏联红军当时投入机械化部队10万多人，飞机、坦克、装甲车、大炮各500架（辆），载重汽车3000辆，燃料和粮食数千吨。歼灭日军19000多人，炸毁飞机、坦克、装甲车辆数百辆。诺门罕战役迫使日本“北进”侵苏计划搁浅，只能改为“南下”袭美，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被熄灭。1945年8月8日，苏联远东红军150万人出兵中国东北，一举歼灭70多万日本关东军。苏联太平洋舰队出动600多艘舰艇（含78艘潜艇），空军和陆军集团军支援5300 架飞机、5600 辆坦克和3 万多门各种火炮，俘虏日军6万多人。

（二）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和支援情况

第一，对日本侵略战争所持态度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面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美国主要奉行“中立”政策，规定不给任何一方输出物资，但实际上美国没有排除“现购自运”，当时日本既有大量外汇资金，又有强大的海运能力，而中国政府却没有。据统计，1932年至1940年，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出口中，无论是出口总额还是总出口占比，日本都是中国的2—7 倍。[16](p.82)1937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战略物资占日本战略物资总进口额54.4%。1937—1940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物资总额近10亿美元，占日本进口物资总额七成以上。1937年，美国驻华代表史迪威说：“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如此举足轻重的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如此有效，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以被制止和停止。”[17](p.363)美国的战略目标，一是保证美国利益，二是要把日本战争引向苏联。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被迫对日宣战，开始真正援助中国抵抗日本。美国援助中国的真实目的，一是瓦解日本在亚太的侵略，二是抢夺战后对日本、中国、南太地区的控制支配权。由于奉行“先欧后亚”战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一直以欧洲战争为中心，在美国国会批准的500亿美元《租借法案》援助中，90%以上援助了欧洲战场，援助中国战场的不到3%。1945年8月6日，为减少美军伤亡，与苏联抢夺对日本控制权，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之前，先后向日本投放2颗原子弹，造成日本3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已经在与美国等国商量投降事宜。

第二，对中国军火和贷款的物资支援。美国的贷款援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白银协定。1934年11月到1937年7月，美国政府以不到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国民政府四批2.06亿盎司白银，占国民政府发行法币外汇准备中的绝大部分。到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存在外国的黄金和外汇准备共1.35亿多美元，其中70%存于美国。通过承购白银，国民政府从财政上对美国依附加深，养肥了美国的白银集团，美国得以通过掌握中国的黄金外汇准备来控制中国的金融，通过操纵银价影响世界金融市场。⑥第二阶段：经济借款。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五次经济借款，总额1.7 亿美元。其中，1939 年2 月《桐油借款和约》2500万美元、1940年4月《华锡借款和约》2000万美元、1940年10月《钨砂借款和约》2500万美元、1941年2月《金属借款和约》5000 万美元、1941 年4 月《平准基金协定》5000万美元。[18](p.165)这些借款的特点包括：有抵押、高利息，大多以桐油、滇锡等稀缺战略物资作抵押，利息高达4%—6%；必须由中国银行担保；必须在美国购买物资（军火限购）；款项使用权主要由美国控制。第三阶段：政治借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让中国从大陆拖住日本，1942年3月中美签订《中美财政援助协定》，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借款。这些借款特点为无利息、无条件、无担保、无期限，使用方式不限制。武器装备援助方面，抗战期间，中国从美国获得约8亿美元武器援助，但其中大部分装备被配给中国远征军，用于抗击侵略南亚日军。实际上是美国人出钱，中国人卖命，保护英法殖民地。

第三，对中国的军事顾问、飞行员等人力援助。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有：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司令克莱尔·李·陈纳德、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中国美军指挥官阿尔伯特·魏德迈等。1941年4月,罗斯福签署秘密行政命令，允许退役军人援华，同意中国购买原定援英的100 架P-40B型战斗机。[19](p.64)陈纳德5人招募小组以去远东冒险为名，在美国各地用高薪招募空军、地勤志愿者，签订一年合同，飞行员、地勤人员分别能得到600美元和250美元的月薪。击毁一架敌机奖励500美元。[20](p.62)“第一批110名飞行员和150名左右地勤人员于7月10日出发援华。美国志愿航空队从1941年8月1日成立到1942年7月4日解散，历时11个月；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军珍珠港的第二天（8日）起，实际参战7个月，作战50余次，击落敌机299架（可能击落153架）；在空战中损失12架P-40战斗机，在地面损失61架（包括在垒允自行焚毁的22架）。建队时的3个中队长在内的20多名志愿队员牺牲。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第23战斗机大队作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在空中击落敌机149架，另外可能击落85架。自己损失16架P-40战斗机和1架B-25轰炸机。直至1945年8月，第23战斗机大队在中国战场作战达3 年之久，共击落敌机941架。”[20](pp.112、115、152)作为在华唯一参战部队，美国“飞虎队”“以少胜多”，以较少的空军力量重创日军。然而蒋介石的最大愿望是美国能够派出地面部队支援中国抗战，可惜美国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点，正如美国军方历史学家所说，“美国不会派遣地面战斗部队，因为根据战争部的打算，美国在中国的作用就是帮助中国人自我防御。战争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愿意为之提供建议、技术以及空中支援，但仅此而已。此外，每向中国派遣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每月向中国运送0.62吨补给物资，因此史迪威必须将在华美国地面部队和服务人员保持在最小规模，以尽量减少战略物资的消耗”。[21](p.19)

第四，对中国政治、外交上的道义支持。在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表面上美国从外交和道义上给予中国足够的尊重，但实质上，首先，美国邀请中国以同盟大国身份参加开罗会议，约定将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全部归还中国，不仅维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也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完整。然而，“中国在开罗会议上如此‘崇高的地位’竟在几天之内就被削弱”。[1](p.304)很快，美国就改由“支蒋容共抗日”策略转向“扶蒋反共”策略。正像罗斯福所说，给予中国在未来联合国中较高的地位，美国真实目的是让中国能够在抗日战争中投入更多力量，让中国配合完成自己的战略意图。美国真实目的不是照顾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通过给予中国体面的奖赏”达到“中国会加强对敌作战”的效果。[22](p.483)其次，1945年7 月26 日晚，波茨坦会议召开，会议邀请中国共同发布《波茨坦公告》，表面上看是为了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而实质上仍是美国人在打美国利益的算盘，短期目标是减少美军在战争中的损失，长期目标是实现战后日本服务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日本的投降不像德国那么彻底，并不是真正的“无条件投降”，“不包含变更天皇的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由此，日本的《终战诏书》并无“投降”“战败”之类的字样。[23](p.37)

三、国共两党抗战截然不同的特点和历史效果

1945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强调，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24](p.1124)“上山”“下山”的比喻形象刻画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内战”的生动过程。“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24](p.1124)正是因为共产党领导解放区人民和军队“积极抗战”“持久抗战”，战场被动局面才得以扭转，中国人民迎来了战略反攻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一）国民党消极抗日的特点和效果

第一，战略战术分析。“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制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积极剿共、消极抗日、依靠外援之间来回切换。抗战前期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就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⑦1930年至1934年，蒋介石调重兵包围红军，对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其中第五次“围剿”调动了100多万兵力、200多架作战飞机，持续作战一年以上，规模和时间都远超四年之后的“淞沪会战”。全面抗战前期，国民党没有科学而成熟的抗战指导思想，造成政令不一、上下不一致，直至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才被迫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制定对日基本军事战略，即把“最高战略”确定为“持久消耗战略”。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采取“以空间换时间”，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阵地防御战为主，在抗战指挥上专守防御，很少打主动进攻仗，抗战结果是节节败退。在“淞沪会战”中，把装备与日军悬殊的百万精锐投入一个没有坚固工事的狭小区域，暴露在日本海陆空飞机大炮火力网中，干着“乞丐与龙王比宝”的蠢事，在具体战斗过程中有许多局部可攻的机会却不准攻，没有进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3](p.484)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为名，不准出击，以拖延时间，只想等到九国公约国日内瓦会议召开，作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结果等来的是国民党军队退路被日本截断，几十万大军混乱溃退，溃退的损失竟比战斗额损失大得多。为赢得和日本妥协谈判的砝码，蒋介石还先后制造了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抗日战争后期，在“英美指挥安排”下，蒋介石居然把国军仅存的10万主力精锐调往滇缅，意图“保卫”英法南亚殖民地，结果损失6万，造成国内兵力空虚，为1944年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埋下重大隐患。

第二，成效分析。首先，在战争效果方面，国民党部队在22 场大型战役中溃败15场，仅取得了3场胜利、4场战平，以及台儿庄战役、桂南会战、长沙会战、缅北滇西战役、湘西会战等少数战场的胜利，但是在淞沪会战、上高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等大型会战中均节节溃败，直到败退至中国西南部，使整个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这些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地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全部落入日军手里。而且，在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和58位将官投敌。其次，在国土与主权上，在面对日本威逼利诱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投日派又发生大规模哗变，组成了百万伪军，变成了卖国汉奸。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虽未叛变，但表现出从抗战意志动摇到逐步对日妥协退让。“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逐步加深对中国侵略的局面，蒋介石一方面寄希望于美英法在国联调停，另一方面不断和日本接触谈判绥靖退让，秘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在北方主权日丧。在抗日战争后期，虽然成功争取到了美国的援助，但是1945年10月到1948年8月不到3年内，国民党反动政府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成渝铁路修建协定》《中美航空协定》《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等17个卖国协议。通过这些协议，美国从蒋介石手中逐步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还有部分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以及农业、工矿、商业、海关、文化教育、内政外交等各方面权利，中国“主权”俨然成为美国“主权”。战后国民党政权，成为美国控制中国和亚洲的“附属政权”。再次，在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上，“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万人。……按照1937年的比价，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25]“国民党政府丧失国土275.3 万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城市1200 余座，丢弃1100 余座；当时全国人口4.5亿，遗弃同胞2.8亿。”[26]《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记录，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27](p.650)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配置是1：10，但在大部分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中投降日本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远超侵略中国的日军总数，日本就是利用这些伪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国民党政权虽然得到德国、美国、苏联的人财物大力支持，拥有亚洲人数最多的军队，但从战场节节败退、人员经济损失巨大和出卖主权的“大方”结果等方面来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效果并不比腐败的清政府好。

第三，溃败原因分析。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何会节节溃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蒋家政权”代表的是剥削阶级利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主要是由大资本家和买办官僚组成，他们是人民的对立面，民心不服。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只是形势上统一，内部帮派林立，面对抗战，有不抵抗投降派、中立妥协派、坚决抗战派。国民党内部集团也是“山头”林立、“派系”纷争。连日本人都觉得“中国实力派之大都采个人或小集团之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因此就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的状况”。⑧可以看出，在日本法西斯眼中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就是一盘散沙，所以他们迫不及待要侵略中国。二是国民党治党治国治军水平不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经济上内靠江浙财团支持，外靠苏美援助，但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战争期间却中饱私囊，发国难财，在美国存款多达上亿美元，所以在争取美国援助时，美方也提出为何他们不用自己存款的疑问。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金融体系上过分依赖美国，无论白银还是法币，都没有稳定住国统区的经济秩序，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经济体系濒临崩溃。国民党军队实行官兵等级制，官员经常盘剥士兵，“喝兵血”现象普遍，常常拖欠或者不发兵饷。即使发了兵饷，由于通货膨胀，士兵也买不了所需的东西，所以士兵战斗力不强，“投诚”或“哗变”者较多。三是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是被动、消极的，领导集团内部亲日思想流布甚广，抗日决心不足。战争前缺乏对中日两国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准确判断，战争中也未能明确提出抗战方略，甚至在日本侵略中国达10年之久都不敢正式对日宣战。1937年8月6日，胡适写信给蒋介石，要求中日开战之前应该以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为代价，以最大努力和诚意来调整中日关系⑨。

（二）共产党积极抗日的特点和效果

第一，战略战术分析。其一，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抗日战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着持久抗战。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战略制胜”始终是最重要的一条。战争伊始，中共中央就组织和动员抗日力量积极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民族统一抗战。此后，中国共产党努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全体人民的赞成和支持。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陆续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等著述，成为指导抗战的战略方针。比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和“坚决抗战八大纲”；[3](pp.343-350)《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六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3](pp.404、407)《论持久战》的演讲批判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提出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根据在于“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3](pp.441、447)其二，日美均承认中国共产党抗日战略战术的有效性。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赞叹：“中共及其军队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的首脑部在长期的逆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苦难的历程，其坚强意志和智谋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28]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评论：“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⑩日本军事战略家叹服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战略书籍都丰富。他那富有想象力的叙述，是举世罕见的。在20世纪出现的多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29]

第二，效果分析。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才使敌我力量此消彼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全面抗战爆发仅2个月，相对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节节溃败，八路军在山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打击了日军锐气，提升了我军士气。此后，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抗战捷报不断，如夜袭阳明堡、上下细腰涧歼灭战、七亘村伏击战等，尤其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重创了侵华日军。此后5年里，敌后战场逐步转化为主战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28]正如1944年英美联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成为打败德国的决定因素一样，东方的中国战场亦有第二战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从时间上讲，中国的第二战场是从1937年起开辟，而欧洲的第二战场直到1944年才开辟；从规模上讲，中国第二战场从东北到海南，大小有19块根据地，形成19个第二战场，要比欧洲第二战场的作战范围大得多；从战争结果来看，中国的第二战场后来成为主战场，并发动了对日的战略反攻，而在欧洲战场，打败德军的主要是东线的苏联红军，英美是在苏军对德进行反攻后才开辟的第二战场。[15](p.91)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并没有重视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力量，通常按照1：10的兵力投入来作战，可是没有想到八路军和新四军令他们屡吃败仗，所以后来日军把敌后战场的兵力投入配置提高到1：5、1：3甚至1：1，他们发现八路军和新四军越打越多，根本无法消灭，反而是自己屡吃败仗。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19块抗日根据地”。[26]

第三，取胜原因分析。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国外学者不断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成就予以总结和积极评价。⑪美国学者罗纳德·斯佩克特认为，广泛发动人民战争是中国抗战取胜的关键。加拿大学者赖小刚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战取胜在于他在经济、财政、社会等方面采取正确措施，善于建立党派合作，凝结力量。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展现了一个思想家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延安依靠坚决抵抗的策略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就像一座灯塔一样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最具凝聚力最有纪律性和最强势的抗日政权”，它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扩大，主要是因为实行了“三三制”和符合当地发展的政策。⑫日本学者盖特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在于阶级划分与联合，获得群众支持和进行政治经济重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纐缬厚认为：“中国战胜在经济、军事实力强于自己的日本，除了因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战争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比几万架飞机与大炮更有战斗力。‘人是战斗力’这一道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得到完美阐释，成为最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例子。”[30]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威力，日军在《剿共指南》中记载：“中共的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居我扰’的战术，与民众一起进行顽强的战斗。也就是说，敌人的武装力量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还有层层的民兵及其拥护者。……形成难以分清敌军与民众、敌方和我方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呈现出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局面。”[31](p.18)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对抗日战争胜利做过深刻总结。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3](p.606)

实践表明，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全民族统一战线，把包括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爱国群众团结起来，才保障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另一方面，武装斗争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上下细腰涧歼灭战、七亘村伏击战、百团大战等经典战例，都让日军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威力。同时，党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成功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全党高度团结，提高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完成了军政统一，巩固了中央权威，进而团结和带领最广大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结，“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2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习近平文化软实力思想研究”[17YJC710090]和国家社科基金委托研究项目“国际关系民主化研究”[11@ZH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岩，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学部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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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5]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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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左双文.历史中国[J].历史评论，2020，(3).

[34]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24.

[35]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04.

注释：

①王纪刚编著：《延安大学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09页。

②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③参见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198 页。

④参见CладковскийM.N. Nстория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йCCCP сКитаем（1917—1974），М，1977，С.138.

⑤阎丽：《抗战时期苏联曾给中国哪些援助》，《共产党员（河北）》2018 年第3 期。

⑥参见郑会欣：《〈中美白银协定〉述评》，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重庆出版社1988 年版，第280—294 页。

⑦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 辑，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24 页。

⑧参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4 年，第362 页。

⑨参见杨天石：《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

⑩参见《中国共产党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在哪里？》，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827/c40531-27525212.html。

⑪参见王寅：《近年来外国学者政要媒体对中国抗战意义和纪念活动的评价》，《红旗文稿》2015 年第19 期。

⑫参见[英]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

（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1期，授权红色文化网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