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蔡元培，有人说他近乎完人，即便有瑕，也大节无亏，不过“狡猾的老兔子”罢了。
可问题来了，蔡元培这么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爱国运动，怎么会八年之后，1927年就突然支持蒋介石搞“清党”，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亲自主持浙江的“清党”？
要知道浙江的“清党”，那可是杀得人头滚滚，被捕1805人，932人被杀。一位口口声声“爱护青年”的人生导师，怎么就变成了专杀青年的刽子手了呢？
这就要从民国初年的一桩公案说起了。
当年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各地的革命派形成了三大革命团体，即孙中山的华兴会和黄兴的兴中会，孙黄合作就诞生了同盟会，此外还有个光复会。华兴会以广东人为主，兴中会以湖南、湖北人为主，光复会则以浙江人为主。同盟会成立之后，不少光复会员，比如蔡元培和陶成章都参加进来。但光复会仍然保留，两会之间，会员可以自由选会，既有光复会成员志愿加入同盟会的，如蔡元培、章太炎和陶成章，也有像秋瑾这样的，先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的。
油画《蔡元培与光复会》
如果您不了解清末到民初的这段历史，觉得什么这会、那会太乱了，没关系，光复会的大佬有几个人，除了前面几位，您一定听说过鲁迅和徐锡麟吧？鲁迅先生写的小说里，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纪念的是徐锡麟烈士；随后发表的《药》，则是为了纪念秋瑾烈士，两篇相隔一年，都发表在《新青年》上。
蔡元培和章太炎，名冠天下，大家都熟知了，陶成章可能知道的朋友不多，但我要告诉您是谁暗杀了他，您就知道这位也不是个简单人物了。
凶手叫蒋介石，而指使蒋介石下手的，叫陈其美。蒋介石、陈其美和陶成章，大家都是浙江人，也都是同盟会员。此外，陈其美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陈果夫，一个叫陈立夫。蒋介石靠着刺杀陶成章，自此得到重用，走上历史舞台和个人发展的快车道。而陈其美死后，两个小陈则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直到1949年，他们一起滚出中国大陆。
蔡元培曾是光复会的早期领导人，秋瑾甚至是因为听了他的革命宣传，才决定加入光复会的。可谁也没想到这位蔡先生，后来觉得光复会太激进，就分道扬镳了。更让人没想到，若干年后，蔡元培竟然为向清廷告密，造成秋瑾遇害的劣绅胡道南洗地，说这事儿跟我哥们胡道南无关，你们搞错了，冤枉好人了！
事实如何呢？
1911年11月绍兴光复，秋瑾烈士的几位挚友从绍兴知府衙门里，取出了相关卷宗，公布于众，发现就是蔡元培的这位朋友胡道南，出卖了秋瑾，而且告密文字有之，绍兴知府贵福援引告密文件，也提到了根据胡道南“面称”，就是当面告密。更可恨的是关于如何镇压大通学堂里的革命者，胡道南也与贵福“熟商妥办”，等于前前后后，都少不了这家伙的深度参与。
此外，蔡元培的这位朋友胡道南，作为清廷忠狗，害死的光复会员，还不止秋瑾一人。秋瑾被捕前，她身边的同志里，有位我们河南老乡，修武县的秀才程毅，时任浙江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监学兼体育教员。
大通是我国最早创设体育专修科的师范学校，程秀才不单是体育教员，还是该校的监学，也就是今天的学生处长。光复会主要是浙江人，大通就是光复会的活动中心，徐锡麟、陶成章是创办人，秋瑾是督办，也就是校长。
《狂人日记》
按理说，这里面没你河南人什么事，可偏偏程毅受秋瑾聘请，千里迢迢去参加革命，而且毅然决然坚持到最后，与秋瑾一起被捕，遭受了比秋瑾更残酷的刑求。17次拷问下来，诸般大刑用尽，程毅这个河南人，皮开肉烂，膝骨尽露，也没有出卖任何一位浙江同志。
秋瑾牺牲后，这个河南人用河南戏曲《五更寒》的调子，日夜唱诵自己编写的《哭秋瑾》。闻者无不落泪，胡道南知道后，觉得程毅是个“祸害”，你个河南人如此作死我们浙江人的事儿，不能留了你，遂买通狱吏，在饭菜中下毒，可怜这位25岁的革命者，死在绍兴监狱中。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秋瑾的同志和绍兴老乡，蔡元培为什么要给出卖革命党人的汉奸胡道南写辩诬文章呢？
这就要从当时的国内形势说起，此时袁世凯已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民国成了袁家朝廷。光复会员身份的浙江都督朱瑞，见利忘义，倒向老袁，受封兴武将军、一等侯，《申报》称他是“最效忠袁总统铁手腕的将军”。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1920年3月
如何显示效忠之心呢？
自然是要大杀特杀昔日同志，染红自己的顶子了，于是大批浙江籍的革命党人，遭到朱瑞的精确捕杀。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三刀，何况又是一起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同志，杀起来自然顺手。这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传奇的，当属光复会的王金发了。
王金发跟这三个人物都有关系：蔡元培跟他是好朋友，他的墓碑和纪念文章，都是蔡元培写的；刘师培则差点因为出卖革命同志，被王金发干掉，陈其美又安排蒋介石接着干，要不是孙中山给紧急叫停，也就没有刘师培在北大教书了；而鲁迅先生跟王金发关系最深，既是好朋友，又是死对头。鲁迅先生能叫“鲁迅先生”，能去北京发展，能为《新青年》写稿，被陈独秀催更，即全拜王金发之所赐。
既然扯远了，就再多说两句，刘师培和陈独秀又是莫逆之交。刘师培穷困潦倒之际，能去北大教书，全靠陈独秀引荐给蔡元培，而到了北大，俩人各办的杂志虽针锋相对，可陈独秀被捕，仅剩下半年活头儿的刘师培，却抱病出面，积极营救。
此外我还想说个八卦，就是刘师培的惧内。刘师培的夫人何震，在当时的文人圈也很有名，据说是“美而悍，能文字”，而且交际能力很强，在东京中国留学生里，有“东京交际草”之名。
对何震，刘师培惧内到哪种程度呢？
有人说，有次张继来北京，哥几个难得聚聚，喝喝酒，吹吹牛。正开心狂欢，忽听敲门声，以为何震来查岗了，吓得刘师培钻到床底下。一开门发现不是何震，这才钻出来，还两腿颤抖着呢！
不过这对夫妻也算有情有义，刘师培死后，何震就疯了，每天在北大门口痛哭，说等老刘下班，在后来削发为尼，法号：小器。
扯完北大人的恩怨，再说王金发，鲁迅先生认为老王这辈子干了一件最漂亮的事儿，就是除掉了出卖秋瑾的胡道南。可蔡元培在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大杀自己革命同志的时候，认出卖秋瑾的汉奸胡道南为“相信相爱”知己，替其呜冤叫屈，这是几个意思呢？
“鉴湖女侠”秋瑾
除非被人蒙蔽，或者您要告别革命，不赞成任何“急进主义”，要坚守“秩序主义”了。从急进主义到秩序主义，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你看人家是急进主义，殊不知还有更秩序主义者，看你也是急进主义呢？！
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给朋友写信，说时任校长蔡元培和汪精卫、李石曾、王正廷和章太炎“同归于神经病一流”，典型症状就是“偏喜新理，不识时之未至。“说白了，“急进主义”嘛！日后蔡元培参与“清共”，大杀四方，也是这理由。老人看新人新事大抵如此，何况中国这激荡百年？
说到“急进主义”，或曰“过激主义”，其实往往是个五十步笑百步的角度问题。五四运动，严复看蔡元培是过火了，而如果站在学生的角度，未必不觉得他们的蔡先生太保守。
蔡元培反对封建专制的旧思想，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但却不赞成示威游行，不赞成火烧赵家楼，反对殴打章宗祥。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蔡元培的未来，充满了局限性和妥协性，他恐惧任何“过激主义”来破坏他刚刚建立起来的，所谓的秩序感。他也完全看不到，更看不惯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最可宝贵的觉悟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觉悟了。殊不知这才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买办压迫，走向革命与救亡道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觉醒。没有这个，没有千百万五四新青年抱定这一觉醒，前仆后继去革命，去牺牲，去闯蔡元培布下的屠刀，他蔡元培所深爱的中国，就永无出头之日！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蔡元培和无数个蔡元培式的人物，都具有两重性，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说过：
“‘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我们看蔡元培的一生，就是如此矛盾，你也许想不到的是，曾经以爱护青年著称的蔡元培，却恰恰是“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1927年3月20日，即“四·一二” 之前半个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上海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个关于蒋介石未来动向的内部报告，说：
“他（蒋介石）的最秘密的，还有个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国民党右派分子蒋梦麟的回忆，也证实了这点。就在共产党人召开上海特委会议没几天，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第二天，就把吴稚晖、蔡元培等人请到枫林桥旧淞沪镇守使署，也就是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镇压革命、杀害革命青年的大本营“淞沪警备司令部”，密谈未来反共大业。蒋梦麟说：
“当时（吴稚晖）先生约蔡孑民先生、邵元冲先生及余四人，与总司令临室住宿。吴、蔡两先生与蒋总司令朝夕讨论清党大计，吴先生并相约，清党明令未宣布以前，我们四人不得离此外去，以免外人探知吴、蔡两公行踪，多所推测。”
蔡元培
由此可见，蔡元培在国民党“清党”运动中，即“四·一二”开恶端的一系列针对我党和革命群众展开的大屠杀中，所起的举足轻重作用。从1927年3月28日到4月15日，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共举行了6次会议，主席均为蔡元培。在“清党”期间，蔡元培赤膊上阵，跟吴稚晖沆瀣一气，红白脸轮流唱，毫不回避自己的反动观点：
“总理故后，共产党乃暗结小团体，实行其共产主义。其方法专从农民工人人手，工人则组织工会，农民则结合土恶组织农民军，给以武装，到处干涉行政，同志始知共产党之阴谋日亟，于是在北京西山开会，会议对付共产党。惟在广东方面之忠实同志，尚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三月二十日，共产党重要分子本欲解决国民党，幸我同志知机在先，早行下手，未受其害。”
简单说，就是我杀对了，就是我带头杀的，我就是要杀你们，你们不服能咋滴？
“四·一二”之后，杀得人头滚滚，仅蔡元培亲自坐镇的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三天就杀了三百多人，抓了五百多人，还有五千多人失踪，而“四·一五”也杀了2100多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对此，蔡元培满意吗？
显然不满意，1927年6月6日，仍由蔡元培担任主席，主持召开的清共会议上，还提出了个《检发共产党叛逆案内应予通缉人之名单》。关于这份名单，蔡元培和吴稚晖在上海办爱国学社时的学生柳亚子，作为国民党左派，也遭到通缉，他说：
“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
影响有多大呢？
刚从北洋军阀降将改换门庭，成了国民革命军的新编第十独立旅旅长兼苏州警备司令的张镇，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亲自带人来抓国民党的“老革命”柳亚子。要不是柳亚子家里有夹壁墙，得以幸免，随后亡命日本，他多半会和他的不少共产党朋友、国民党左派同志一样，不是被杀在龙华，就得瘐死在上海漕河泾监狱。
在蔡元培亲自拟定的这份名单上，除了大量国民党左派外，当然少不得共产党人，比如柳亚子毕生的好友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与柳亚子，当年同上蔡元培的黑名单
杀伤力有多大呢？
我们暂不提我党，而说说对于国民党左派的“功效”，仅以蔡元培亲自担任清党委员会主任的浙江为例，浙江的豪绅地主假借清党之名，把各地宣传主张减少地租的人，不管是不是共产党，都给批发上一顶顶“红帽子”，硬说人家就是共产党员。然后相关军警单位也开心了，这下抓人、杀人指标就有着落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统统以共产党员的名义，或抓或杀。可问题是你们的先总理中山先生，一直在倡导“耕者有其田”，所以国民党员倡导减少地租，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倡导减少地租，必然动了老爷们的禁脔，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你都站到了反动派的对立面，参与反革命大合唱的蔡元培先生，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你。
1928年4月，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内中哀叹：
被杀害的革命者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这么干，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一位叫孙东城的党务干部，就浙江省的清党工作，直言不讳地说：
“结果，本党少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同志，即多添了一个不革命的份子，若照蒋介石同志的‘不为同志，便为仇雠；不为信徒，便为叛逆。’一句话讲起来，便可说是，本党少了一个同志，即多添了一个仇雠；少了一个信徒，即多添了一个叛逆；等到这般忠实努力的同志，少到一个都没有的时候，便是本党宣布死刑的一日。”
被随意捕杀的革命者
请注意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它预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最终命运，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逼得国民党内，稍有良心者，基本都成了“叛逆”，不是加入共产党，就是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也包括蔡元培本人，还有曾经参加了“清党”大屠杀的李济深和许多人。
还有浙江国民党基层干部的神吐槽更直白，说国民党的清党，造成逆淘汰，结果就是“国民党好比是一只垃圾桶！”
（顺便说我们看看对岸，如今的国民党，那真是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以至于他们自己都吐槽“国民党是丐帮。” ）
蔡元培参与主持的“清党”大屠杀，杀了多少人呢？
时人说：“据今年共产党济难会方面的调查，从去年清党时起至年终，各省方面被杀被拘禁的约计七万人。”
血粼粼的反动标语
这是共产党方面的损失数据，那么国民党呢？
清党前夕，国民党员总数号称100万；清党后，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在1929年10月的统计，减至65万。
这还是算上大量滥竽充数的新党员，即便不算，35万的数字也相当吓人。“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国民党反动派超额完成了目标，蔡元培“功不可没”！
论“功”而言，周恩来同志在“四·一二”前，就评价蔡元培是蒋介石反共参谋部里的“学究”，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正好我的本专业是宋代政治制度史，前段又写了纪念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牺牲的文章《灼灼其华》，可以从龙华监狱的“规范化”角度，谈谈这个“学究”的意义。
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呈请准予辞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及兼代司法部长等本兼各职。作为代司法总长，蔡元培最大的“贡献”，就是给国民党反动政权，搞出来个“军人监狱”，来专门关押共产党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江浙沪抓的革命者太多了，监狱里都塞不进去了，传统什么人都关里面的监狱，比如龙华监狱，也就是陈延年、陈乔年烈士被关押、被杀害的地方，原先关押的基本都是刑事犯中的重犯，结果如今关押共产党为主了，“赤色分子”最少也能占到四成。
孑民先生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最好搞个军人监狱来关押这些人比较好，为啥呢？
他老人家当然说得很堂皇，比如不好管理，比如抓得太多，还源源不断，江苏的所有监狱都人满为患，一监、二监都超额千人，三监也超额七百，而且关押条件太差，完全谈不上清洁卫生，搞不好就酿成疫病。总之“自由刑变为性命刑，属难免之事实，实非国家行刑之本旨。”
说的多好听？可实际上呢？
他没说，我可以来回答下，就是不利于我们做群众工作，不管是看守还是同狱犯，都换成军人，这样你就不好做他们的群众思想工作，给你们开方便之门。
简单说，这就是国民党的私监黑狱，把我们党不屈服的同志关进去，不管你是不是军人，关到军人监狱，出了事就送军法机关，不送法院，处置起来“方便”。
龙华监狱正式叫“龙华陆军监狱”，就是蔡元培搞出来的“德政”。由此可见，与吴稚晖相比，蔡元培更主张诛心，而非杀人。
“清党”固然杀了很多人，但蔡元培对乱杀人是不太赞成的，或者说不赞成乱杀人。然而请大家注意的是，作为“清党”的主谋，蔡元培必然可以预见到乱杀人这个结果，除非他足够天真，可他却依然毅然决然发起“清党”，说明他接受这个结果。当然，杀到最后，他怕了，怎么可以杀这么多人呢？孟子曰“君子远庖厨”，这个比喻最好了，吃肉可以，别让我看到血，听到惨叫。
南京政府成立时的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
这一差距，决定了蒋校长与蔡校长最终分手的命运，蒋校长是买办资产阶级，而蔡校长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终究不是一条道上的车。
关于这点，鲁迅先生说得特别好：
“其实像蔡先生，也还只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叹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
大家并不熟知的“反革命的蔡元培”，大家熟知的“革命的蔡元培”，其实都是蔡元培，一体两面而已，只不过形势逼人。
毛泽东同志也曾经说过：
油画《启蒙者》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
蔡元培先生转变就在于此，以“九·一八事变”为时间节点，他逐渐走上反蒋之路，重新成为“共产党同路人”，简单说就是被蒋介石反动集团逼上梁山的。不抗日，中国就没有出路，那时候在抗日的只有共产党，国民党反而把这些人杀得人头滚滚，所以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蔡元培，对共产党的态度改变了，从怀疑到理解，再到坚定支持和拼死参加，原因就在于此。
莫说蔡元培了，比蔡元培反共更早的，西山会议派里更死硬的胡汉民都说：“宁挂红旗死，不挂日旗生！”
蒋介石和吴稚晖
反之蒋介石反动派，包括吴稚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沿着反动道路一路狂奔，所以蔡元培就要跟蒋介石、吴稚晖分道扬镳了。
当年蔡元培在五四有个辞职信，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
其实跟蒋介石、吴稚晖分手，也是这个道理，你们自己玩吧？我不跟你们玩了！于是这才有了1932年底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了我们熟知的蔡元培先生，而不是那个我们不熟知的蔡元培。
是谁唤醒了蔡元培和无数个“蔡元培”的良知呢？
蔡元培最后时刻，陪在身边的小女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蔡睟盎同志，曾回忆说：
红星照耀中国
“父亲最后在香港养病时，认真阅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和斯诺夫人写的《续西行漫记》中译本，在日记中写下两书的摘要，并评论道：‘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
《西行漫记》还有个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正是无数共产党人，用生命的代价，为所有还有良心的中国人，照亮了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这才有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真正觉醒！
蔡元培先生有诗为证：
“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
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