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隆隆炮声中，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中共中央移驻晋察冀解放区，西柏坡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夺取全国政权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是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结果。
面对国民党发动的重点进攻，中央确定中央工委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7年3月，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胡宗南部发动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大举进攻中共中央驻地。18日，中央撤离延安。月底，中共中央召开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央领导机构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央领导机构的这种分工，是为应对胡宗南部对陕北解放区进攻采取的重大决策。这时虽然还不涉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转移方向问题，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中共中央最终向华北的转移并进驻西柏坡，又与中央工委的落脚点有着重要关系。
“适当地点”为何处？事实上，中央工委行动之初东移路线及目的地是确定的，即经晋绥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周恩来没有参加枣林沟会议，3月30日，即会议结束的当日，毛泽东、任弼时给贺龙转周恩来的电报中十分明确：“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并就在晋西北的中央直属机关人员的行动作了原则安排，“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里说的五台、太行，分别指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朱德、刘少奇到达临县后，对中央机关人员转移进行了具体安排，并于4月4日电告中央：“留河西者七百人……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者约一千人，决定去太行者三千八百人，第一批行军走三千人，其余陆续走。”不仅如此，朱德、刘少奇还提出，“具体过路日期及所经路线及所须牲口、粮食等……通知晋察冀。”当时在晋西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有5500人，准备长途跋涉赴太行的达三分之二以上，表明中央工委的目的地十分明确。4月11日，考虑到中央留在陕北，为工作起见，中央部分采纳了叶剑英、杨尚昆等意见，对中央机关留走人数作了调整，最后确定去太行的1300多人，并要求“由安子文负责率领，经五台直去太行，沿途由晋绥、晋察冀及太行负责接送。”同时，在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方委员会。
将中央工委行动的目的地落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央虽然没有作具体说明，但从当时战局看，与国民党进攻态势、晋冀鲁豫野战军有力作战以及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相对稳固有重要关系。这对中央工委在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下开展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倚恃其军队在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全面进攻解放区,并扬言在三五个月内消灭人民军队。继1946年6月进攻中原解放区后，国民党军又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然而，经过八个月的作战，到1947年2月，人民军队歼敌71万余人，使国民党军“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而在包括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内的其他战场转取守势。
从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2月，晋冀鲁豫解放区认真贯彻中央制订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定陶、同蒲、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等战役，粉碎了敌人打通平汉路、津浦路，歼灭我军主力的企图，配合了山东、苏北战场的作战，初步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于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发起的晋西南战役、汾孝战役，配合了晋绥部队保卫延安、进军吕梁。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了歼敌28.7万人的骄人战绩，为解放战争总战绩的四分之一，列各区成绩第二位，多次受到中央的表扬。他们一面在内线作战，一面为向外线出击做准备。1946年11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在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建立了豫皖苏解放区，作为战略进攻的跃进基地，同时在组织领导上也作了分工，由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日常工作，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野战军作战。进入战略进攻前，晋冀鲁豫解放区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参军支前的热情高涨。这时晋冀鲁豫主力部队达到42万人，民兵增加到90万人之多。这些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使晋冀鲁豫解放区不断发展和巩固。
◆枣林沟会议会址。
延安中央机关的转移和疏散并不是始于1947年3月间。还在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国民党就开始了对延安的轰炸。从1946年10月开始，胡宗南即奉蒋介石之命，封锁陕甘宁边区，加紧准备进攻延安。此时中央就曾考虑把机关转移到太行，只是由于担心国民党军队可能对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新的进攻，才打消此念。这在10月20日毛泽东致任弼时信中说的很明确：“敌大军占焦作，将来有攻上党可能（虽然目前不会），太行并不怎么安全。目前中央机构，凡疏散至各区分配工作者均可进行。”鉴于延安的临战气氛越来越浓，从11月开始，延安中央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往瓦窑堡等地。中央还考虑如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这些机构可再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
在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前，晋冀鲁豫野战军继豫北大量歼敌后，又主动进行巨金鱼战役，并取得胜利，加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出击吕梁作战，中央担心国民党军进攻上党的情况并未出现。因此，中央撤出延安之初，在考虑中央机关转移问题时，再次提出“必要时经同蒲过太行去”，并于3月26日发出《关于中直、军直向太行转移的两个方案的指示》。之后，把中央工委的落脚点考虑放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这期间，还有两个决策印证中央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相对巩固的认同。一是1947年1月3日中央决定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与会的华东代表团团长薛暮桥回忆说，中央之所以选择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开会，不仅因为那里位置适中，而且那时“晋冀鲁豫地区处于相对和平状态，战争干扰较少”。4月16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二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中央电令晋冀鲁豫中央局紧急筹建新华社临时总社。晋冀鲁豫中央局接到中央紧急指示后，火速从太行、太岳和冀鲁豫调集干部，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在太行山麓的涉县把临时总社的架子搭了起来，保证了文字广播一天也没有中断。
中央工委在转移途中指导晋察冀解放区工作是中央的既定安排
1947年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5月3日，与在平山县封城村指挥正太战役的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见面。聂荣臻建议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指导工作。5月10日，中央“完全同意中央工委及工委工作机关留在晋察冀工作一时期，以便能够帮助中央局解决各项工作问题”。聂荣臻的挽留和建议，与中央一个月前作出的决定完全一致。
◆1948年3月23日，在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结束了在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的转战，从陕西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图为毛泽东在渡船上。
在中央工委还未进入晋察冀解放区时，1947年4月11日，中央发出《关于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及其人员分配的通知 》，十分明确地提出：“中央工作委员会现由刘、朱、董三同志为常委，刘为书记，朱、刘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这里没有具体提出指导晋察冀解放区的哪些工作，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解决好军事问题应属首位。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晋察冀部队的作战处于不利地位。按照中央制定的夺取“三路四城”的任务，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部队于1946年7月底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由于事先对于大同城防坚固估计不足，以致久攻不克。当傅作义部增援时，我军在集宁打援失利，9月13日集宁失守，随后大同撤围。在此之前，承德于8月28日被国民党军攻占。集宁、承德被占后，张家口已经处于被夹击态势，傅作义部由东西两路进攻张家口。10月11日，晋察冀部队撤出张家口。聂荣臻认为，当时晋察冀部队存在着悲观情绪，对“张家口得而复失，觉得可惜”，“好像撤离了张家口就不得了”，由此产生“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即便是之后的作战，也“还没有完全掌握主动，摆脱被动”，“有些仗是在被动情况下打的”。
为统一思想，1946年10月、1947年3月召开的晋察冀中央局涞源会议和安国会议，对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作了分析和总结。中央也要求晋察冀部队“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中央工委出发时，晋察冀部队作战的被动局面还没有改变。因此解决晋察冀部队存在的问题，是中央考虑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一个时期指导工作的直接原因。
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的主要原因是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并明确暂留后，随即告知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央工委及各机关决留晋察冀工作一时期，不去太行山。”不久，中央工委正式在西柏坡办公。从这时开始约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的来往电报中，均未再提领导机构转移问题。
据杨尚昆回忆，1947年十二月会议时，中共中央与中央工委会合的问题，中央“就有所考虑。”1948年1月4日，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的中央后委领导人叶剑英、杨尚昆致电中央工委：“三交机关经中央批准将于三月初出发，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次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致电中央：“三交机关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甚好。陕北中央机关是否亦搬来，搬到平山后是否应作较长期打算，请即复示，以便做各种准备，因在平山附近房屋仍不够。”可见，这时中央工委对中央东移后是否在晋察冀解放区久留还不清楚。但到了1月中旬后，中央机关准备与中央工委会合并不再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基本确定。1月20日，周恩来、任弼时在致中央后委电中提出，“后委迁移照原议不变”，“三月中开始行动”，“中央决定后走”。并特别提到“邯郸广播台如人力技术有困难而必须推迟迁移，请你们电廖商办”。这不仅对中央后委机关、中央机关迁移到中央工委所在地作了初步安排，还涉及新华总社从晋冀鲁豫解放区向平山迁移的问题。3月10日、20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到“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处”。并通报全党，中央“准备移至华北，与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1948年，毛泽东等到达西柏坡。
按照中央安排，3月中旬，在中央后委的机关分两批出发，陆续到达中央工委驻地。在全国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延安收复在即的形势下，中央留在陕北的目的已经达到。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先期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新华总社也于5月从涉县抵达平山。5月27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至此，中央完成了向华北转移的使命。
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并没有再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转移，最终西柏坡也成为中共中央驻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中央工委任务繁重，再进行转移，不利于已经展开的各项工作。1947年6月14日，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不久，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中央提出的这三项工作，并非给中央工委的新任务，而都是中央工委东移时确定的。所以，中央工委还没有到达西柏坡，三项工作已经展开。刘少奇主持中央工委工作，工委常委中又有分工。刘少奇把极大精力放在召集全国土地会议和指导解放区复杂的土地改革上，而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一直到1948年春才得以纠正。朱德具体负责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他提议组建野战军，贯彻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亲临前线指导青沧、保北、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董必武在结束武安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后，返回中央工委驻地主持华北财办工作，华北财办连续召开华北军工会议、华北交通会议和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中央工委的工作一个接着一个，一环扣着一环，难以再继续转移。
第二，晋察冀部队作战由被动转入主动，晋察冀解放区扩大和巩固，中央工委有了安全的保障。晋察冀部队撤出张家口后，于1947年4月至5月发起正太战役，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解放县城7座和井陉、阳泉等矿区,控制获鹿至榆次间铁路180余公里，孤立了国民党军战略要点石家庄。6月，在晋察冀野战军组成后，连续发起青沧战役、保北战役，歼敌1.8万人，并解放了沧县、青县等数座县城。经过三战三捷，晋察冀部队牢牢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进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北战场的被动局面。而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只占据平（北平）津（天津）保（保定）三角地带和被我军包围的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等几座城市。10月，晋察冀部队继续出击，在清风店取得全歼国民党第3军1.3万人的辉煌战绩。11月，晋察冀部队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歼敌2万多人，并夺取了这座重要城市。晋察冀部队半年多的作战，扩大了解放区，国民党军已无力进攻解放区，完全陷入被动局面。加之土地改革、整党等项工作在解放区普遍开展，晋察冀解放区空前巩固，为中央工委创造了稳定安全的工作环境，也为中共中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柏坡。
第三，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中央工委和中共中央移至太行已无必要。石家庄解放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分割封锁，华北形成了较为完整、拥有5000万人口的大片解放区。显然，在同一区域内，中央工委再移驻他地已经没有意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48年2月16日，刘少奇及时向中央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与五台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3月6日，毛泽东致电中央工委，指出：“合并两中央局有利无害”，“以中央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中央局成为北方局。”但又提出“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不合并。”3月7日，中央工委致电中央：合并党务、财经机构，而不合并军政两项机构，势不可能，因主要机构均需迁至石家庄附近，才便利工作。10日，毛泽东给中央工委复电，同意中央工委关于两区党政军财一律统一的意见。中央也向党内通报，“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可见，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后，中央强调“以中央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中央局”，“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这表明，中央也把指挥解放战争的中心放在了石家庄附近。
从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到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其间涉及到的行动方向都与战争的进程联系在一起，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特别是华北战局的变化，是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