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意为“政治主体基于自身目标与价值实现的现实期待，而采取有效措施和方法对其他群体进行宣传和鼓动的过程”。从方式来看，主要有组织动员、宣传动员、示范动员、策略动员等。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社会动员的过程总是与政治社会化实践密切相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社会动员史。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激情饱满地投身于爱国卫生运动。由于党强力有效的社会动员，爱国卫生运动成效显著：不仅较大改变了人居环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而且降低了疫病暴发率，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同时也使党树立了政治权威，赢得了政治认同。这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一次成功实践，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揆诸现有研究，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著述早已有之，总体来看，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论述爱国卫生运动的缘起、过程、特点和影响等；二是围绕以“除四害”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展开研究；三是聚焦某一地区的爱国卫生运动，对其开展过程进行全景式描述。部分学者在论述过程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社会动员，且多从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或宣传教育角度去讨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尽管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较多探讨，但仍有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以社会动员的形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方式主要有哪些，具有什么样的特色？产生了怎样的效应？如何认识公共卫生治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尝试以1950年代的上海为视角，基于多种史料进行实证研究，回溯以社会动员模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背景、方式、产生的强大效应，公共卫生治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等问题，以揭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赢得更为广泛的民众认同，这也能为新时代提升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更好地开展社会动员，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借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肇始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发生既是中国共产党出于注重防疫、解决严峻公共卫生危机的考虑，更是其在应对美国“细菌战”所带来严峻挑战时作出的智识之举。作为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地位皆具举足轻重的上海，更是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成为群众运动萌发并走向高潮的重要场域。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快速消解，社会原有控制机制在应对各种社会问题时倍感乏力；与此同时，连年战争所造成的灾荒、疾病纷至沓来，对社会造成严重冲击。
据不完全统计，1900—1949年间，鼠疫波及20个省（区）的501个县、旗（市），全国累计发病人数超过115万人，死亡率高达89.0%；解放前霍乱流行更是长达128年，其中1932年尤烈，流行城市达306个，患者10万余人，死亡34000人；天花同样非常猖獗，每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此病；此外，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在我国分布广泛，猩红热、白喉、麻疹、伤寒、斑疹伤寒等也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病如麻风病、结核病、布氏菌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等也非常严重。这些疾病分布广泛、病因复杂，病情严重，不仅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健康，而且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在落地区显得非常严峻，即使在经济、政治、文化、医疗等方方面面均处于领先地位的上海亦如此。
上海市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表现为人居环境恶劣，公众卫生意识淡薄。自1843年正式开埠以来，上海便迈入快速城市化的轨道，大量外来人口短期内纷纷涌入，但相应的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治理体系却未能跟进，整座城市面临巨大考验。一方面老百姓自建民房和棚区没有配套的下水道和垃圾处理设施，而过于集中的人口所造成的垃圾聚积很容易加剧霉菌传播；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陋习难以革除，滋生了很多卫生问题。如1862年到上海访问的日本幕府使团就发现，上海“粪芥路满，泥土足埋，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至新中国成立前，有些情况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1949年时，“虹口区镇老街、东余杭路、南市区国货路、斜桥的丽园路、闸北的海昌路等冷僻的贫民区，垃圾成堆，粪便四溢，臭气冲鼻，蚊蝇猖獗”。“山阴路里弄人们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乱抛废物，乱泼污水”。有些地方甚至积柩如山、尸骨暴露。很多人不注意个人卫生，认为“有钱难买六月泻”；有老人的床铺被褥，甚至35年没拆洗过。一些食品行业更是卫生情况恶劣，令人担忧。如阜丰福新面粉厂，因厂房内灰尘多，栈房内鼠雀多，导致面粉内生虫，不合标准。酵母厂生产的产品中经常发现垃圾、小虫甚至苍蝇，且有霉菌、细菌生长。
上海市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性还表现为，多种传染性疾病、地方性疾病长期存在，破坏性强，而相应的卫生服务、医疗资源却严重匮乏。1911年以来疫病频仍。据统计，1912—1948年间，上海暴发霍乱12次；1930—1942年间，伤寒流行，死亡近万人……抗日战争时期，百姓流离失所，纷纷逃难，疫病蔓延更为迅速。连年战事固然是导致1937年后上海疫病肆虐、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卫生防疫事业滞后及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则是更为关键的因素。遭到战争破坏，至1949年前，全国仅有医院2600家，病床数80000张；而上海共有医院153家，其中综合医院102家，中医医院1家，传染病院6家，精神病院2家，结核病院5家，妇幼保健院30家，儿童医院2家，其他专科医院5家，各类医院床位数合计10333张。作为国民党曾经统治过的重要城市上海情况尚且如此，其他省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就更为稀缺了。面对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医疗资源匮乏、防疫体系脆弱，使各地的防治工作极为力不从心。
（二）应对美国细菌战与发起爱国卫生运动
面对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注人民需求，着眼人民健康，始终把卫生工作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而朝鲜战争中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罪恶行径就直接成为党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坚定不移发动群众，开展社会动员的导火索。伴随一系列关于卫生防疫方针政策确立及推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公共卫生道路”的艰难探索与确立之路。
1952年初，美军开始使用细菌武器以图挽救战败局面。从1月28日起，大量携带细菌的毒虫“连续在朝鲜我军前线阵地和后方的上空”撒布。随着形势发展，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范围逐步扩大，直触我国境内。仅2月29日至3月5日，美军飞机共68批，448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大量撒布携带细菌的虫类，确诊或疑似由细菌所致鼠疫、霍乱等传染病患者384名，其中126人死亡。美军投放毒虫的卑劣行径不仅会引起中朝军民的恐慌，扰乱社会秩序，而且严重威胁到两国军民的生命乃至国家安全。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关注此事。1952年3月14日，政务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委员。从此，反对美国细菌战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布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党和政府的组织与领导下，从1952年起，党和政府发动了以粉碎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规模宏大的群众性卫生运动。由此，卫生运动被冠以爱国之名，“卫生防疫”与“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这标志着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开始突破纯粹清洁的意义，被赋予政治领域的关怀与隐喻，目的是“以强化的效果来呼吁人们作出理性的反应”。
与此同时，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1952年初，上海市爱国卫生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爱卫会）成立，同年6月，市爱卫会下设办公室，共有秘书、宣教、防治、组训、疫情、环境卫生、饮食卫生、检查、资料9个小组。此外，人民群众还成立了居民卫生小组、红十字卫生站、除害消毒服务站等群众卫生组织。截至1953年，全市共“成立了1436个支会，88个大组，22057个防疫卫生小组，包括区内公共派出所地区成立支会158个，中心组88组（相当于支会），团体成立防疫委员会支会323处，防疫组190组，水上船民及轮船成立支会29处，防疫组25组，屠宰业及乳品业各成立支会1处。为加强上海市的机动防疫能力，全市发动中西医务人员6900余人，在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统一组织领导下成立了1600多个注射小队，成为全市预防接种的主要力量”。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下，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快速有序地开展起来，并创造了空前的奇迹。爱国卫生运动推行仅一个月，全市90%以上的里弄就进行了2到4次大扫除；市师附小2000多学生吃饭，厨房里看不到一只苍蝇；霍山路小学绝大多数儿童不吃露天零食；上海自来水公司职工子弟小学的小朋友已养成爱劳动、爱清洁的好习惯。
在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和精密部署下，烙在旧中国人身上已久的“东亚病夫”屈辱符号最终转化为发动全民、激发共情、集中力量、共渡难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力话语武器。1953年7月23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爱国卫生运动所承担的“战时使命”暂告结束。然而，大规模群众运动所爆发出的巨大力量让中国共产党着实体会到社会动员对于公共卫生防疫事业的巨大推进作用。因此，爱国卫生运动被当作固定的群众卫生工作保留下来，并在实践中逐渐制度化。事实证明，此举不仅能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提供重要保障，而且有助于加速基层社会秩序结构性转变，促进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成功控制了鼠疫、霍乱、天花等各种烈性传染病，大幅降低了各种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危害；成功化解了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多种公共卫生危机。此过程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及新生的人民政府极高的国家治理效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通过群众运动，最大限度调动了有限的社会资源，有效缓解了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初资源匮乏与任务艰巨的尴尬境遇；二是通过组织化将全国范围内每个民众纳入社会改造的体制框架，为实施改造奠定了基础；三是将运动成果制度化，促进了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密不可分。
二、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社会动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52—1955年为第一阶段，1956—1959年为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开展清洁卫生工作，减少并消灭危害民众生命健康的霍乱、麻疹、伤寒等传染病。而在第二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以“除四害”为主要任务的运动新局面。尽管两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有所差异，但社会动员始终是强力手段。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组织动员：领导重视干部抓
组织动员是指，动员主体“根据组织的功能或人们的职业、年龄、性别等分门别类地把人们吸纳到各种社会组织中”。组织动员有利于确保动员渠道上下畅通，在较短时间内聚集力量、实现动员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理念源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抗衡”。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将其运用于中国实际，并把组织化当作凝聚力量和战胜困难的万能钥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始终秉持组织化理念。为推动运动顺利开展，许多单位指定一个党委书记或常委专门负责爱国卫生运动，并且采取党政领导同志按职责分工分片包干的办法。如县委分工包公社，公社党委分工包管理区，管理区总支委分工包生产队，支部和党团员分工包小组和户等，层层包干，逐级推动。与此同时，卫生、农、林、水利、商业、粮食等部门和工、青、妇以及有关团体加强协作，分工负责，实行了条条贯彻、块块结合等办法（如商业部门抓行业卫生，文教部门抓学校卫生，铁路部门抓铁路卫生，妇联抓集体福利事业卫生，劳动部门抓劳动卫生等）。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省、市、县、乡、村，各个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组织机构与网络建立起来。
按照调控机制的不同，可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分为制度调控和权力调控两种。制度调控主要表现为“构建组织网络”，权力调控则表现为“领导挂帅”。各级组织网络的构建，不仅使零散而缺乏约束的民众被纳入组织的范畴，为实施爱国卫生运动，改造社会和民众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确保社会动员朝着规范合理且有秩序的方向良性发展。领导挂帅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协调和重新整合多种社会资源，因此，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爱国卫生运动中，领导挂帅往往占据重要地位。如在上海，爱国卫生运动之初，市委秘书长王尧山就亲自动员，带领各部门研究制订清除打扫办法；大扫除结束后，他又亲自检查整座办公大楼，对厨房、饭堂和寝室检查得尤为仔细。爱国卫生运动突击月时，市卫生局局长王聿先带头整理宿舍，并和副局长李穆生带领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大扫除；进行补课运动时，老闸区各团体、机关率先展开大扫除，消灭“死角”；“除四害”时，黄浦、邑庙、卢湾等区机关领导干部更是带头走向里弄、小便池、垃圾箱和各个蚊蝇孳生地，翻缸、倒罐、挖蛹、洗刷、填洼地、喷药水……
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陈云也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事实证明，领导干部下基层，赴一线，不仅了解了基层情况，知晓了民间疾苦，而且对执政党发动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领导干部们在历次大扫除过程中表现出不畏脏臭、忘我劳动的精神风貌深深影响并感染了每一位民众。民众们热情高涨，也以更加饱满的姿态投入到爱国卫生运动。
（二）宣传动员：形式多样成效显
宣传动员是指动员者“通过阐述某种思想、主张、观点和主义，达到使动员对象的思想感情乃至行为活动能够按照动员者的愿望变化的一种文化传播形式”。宣传工作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与“阵地”，宣传动员是党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之初，许多民众对卫生工作并不了解，更不重视。在学校，有校长借口“考试”“进行思想改造”“业务忙”等拖延应付爱国卫生工作；有些干部把爱国卫生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对立起来；工商界有些老板讲迷信，说“垃圾是‘财源’，不肯把垃圾扫出门去”；有工人更是认为“生病是免不了的，上海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医院”。深谙“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倘若不能及时统一思想、端正认识，不仅不利于爱国卫生运动顺利开展，而且可能会影响获取民众政治认同，巩固政权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活动，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就成为重要推动力。
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人组织了一支专兼结合，涵盖机关干部、科学家、医务人员、教师、学生、艺术工作者、工人、家庭妇女等群体的宣传大军。在宣传动员过程中，宣传人员充分借助活动、会议、传媒，文化等载体，灵活采取报纸、刊物、广播、漫画、年画、歌曲、电影、诗歌、戏剧、花鼓戏、秧歌剧、快板、话剧、哑剧、小调、顺口溜、标语、小说、相声、花灯，甚至墙报、黑板报、幻灯片、展览会、座谈会、测验、控诉会、动员大会、学习班、演讲、讨论、竞赛等形式，融显性教育、隐性教育为一体，将集体动员和个别教育相结合，深入城乡每一个角落开展宣传教育。
爱国卫生运动夏季宣传周时，老闸区的2000块黑板报，以新闻、漫画、讲话等形式集中力量展开宣传；蓬莱区在唐家湾、大兴街、车站三处市立菜场设立了广播站，针对饮食摊贩及家庭妇女进行饮食卫生的宣传；江宁区各商店用五彩水粉在橱窗上绘写宣传文字、图画；静安区举行了1500多人参加的里弄卫生工作队宣传大会；徐汇区举行纳凉会、座谈会进行宣传；虹口区工商联出动了一辆宣传车，在区内巡回宣传……在郊区，市街头艺人改进协会组织了4个演出组，分赴龙华、江湾、真如、洋泾4个区宣传爱国卫生。据统计，1953年爱国卫生突击月期间，上海市共有2179273人次受到动员。除一般性宣传动员外，有些地区还安排卫生员、护士等上门服务，针对年纪较大、思想保守，不愿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提供宣传教育。
为提升宣传人员业务水平，培养群众卫生骨干，中央和各级政府还积极组织举办各类训练班，邀请专家讲学、积极分子现身说法。针对医务人员、学生、摊贩、里弄居民、文艺界人士及工人等群体，根据各群体自身特点，因材施教。在上海，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之初，市卫生局就组成医务人员爱国卫生训练班，招收学员2400余人，分为6个班，每日上课2小时，每周3次；禄振英、徐宝瑞、梁后青、丁济民、李博民、戚冠六等为班主任。针对学生，“以学校为重点，从教学、教材等角度推进学生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教育”。针对菜场和饮食摊贩，重点讲授卫生安全知识。据统计，1952年全市训练了3万名卫生积极分子，组成近4千个卫生工作队，指导群众卫生运动。各类培训为进一步提高卫生工作质量，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动员打下了基础。
作为一场需要广泛社会动员的群众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是一次全方位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切可能想到的方法都得以运用。大多时候，各种方式并非彼此孤立、单独存在，而是错综交织、相互促进的。正是通过多次集中、大规模、有组织的宣传动员，中国共产党密切了与普通民众的联系，党的施政纲领、政策主张为民众所了解，社会动员的成效得以彰显，中国共产党发动爱国卫生运动的目标终获实现。
（三）示范动员：典型模范引群众
示范动员是指，“动员者运用先进群体和精英人物的优秀事迹或者典型事例来规范动员对象的行为，激发被动员者的赶超心理”，从而实现动员者初衷。一般而言，先进群体和精英人物在政治素养、业务水平及综合能力等方面比普通人高，代表着先进的社会力量；典型模范又源于普通民众，因而能吸引民众，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为民众提供现实的学习榜样。
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动员方式，示范动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广泛使用。为鼓舞广大群众的战斗热情，各级党委纷纷制定出“典型”和“模范”的评比条件和奖励办法。在评比时，各级党委更多将视线投向普通民众，成功挖掘并塑造出活跃在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如1952年7月23日，上海市里弄、摊贩卫生积极分子召开颁奖大会，潘汉年副市长为积极分子颁奖。各区代表2000多人参会，里弄居民94人、摊商46人受奖。他们大都是在清洁大扫除中忘我工作，发动群众，助推爱国卫生运动迅速开展的先进人物：有每天凌晨4点出门调查粪便出路，仅用一两个星期就成功改造庆云大楼臭气熏天、乱泼秽物面貌的糖果商贩马桥生；也有积极宣传动员，消除里弄居民恐惧心理，使大家愿意主动打防疫针的居委会宣教组长冯祥丰；有面对群众嘲讽“吃饱了饭没事做”“发傻”，依然两三年如一日，每天打扫弄堂的陈元龙；还有为说服不肯打扫自家马桶和粪缸顽固老太太而累病了的家庭妇联总代表王芸芳……
不管是里弄商贩积极分子还是市级模范，其共同特点是身份普通，思想觉悟较高。新旧政权更替之际，他们能迅速靠拢新政权并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奋力投身爱国卫生运动，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强力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在全社会多次成功创造政治绩效密不可分。众多典型模范的树立构建出一个鲜明的行动坐标系，每个个体在这一坐标系中都被赋予一个具体的坐标点，并被标出与模范之间的距离。从而，行动被量化成可以丈量的距离，追赶有了明确目标。这些“小人物”身上的“不平凡”事迹，感染并打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表彰大会的举行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和学习先进者的行为。如蓬莱区的杨世珍老太，看到经积极分子清洁过的里弄深受感动，亲自泡茶绞手巾来慰劳积极分子；裕德里居民看到王爱宝抱病带领大家大扫除，使里弄面貌焕然一新后，说：“王大姐领导搞卫生，一定搞得好！”这些在旧社会里倍感压抑的社会底层民众，此时有了发挥作用的良好平台，“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感极大鼓舞着他们投入伟大的爱国卫生运动。于是，一幅幅追先进、赶先进、争先进的景象在各地持续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示范动员所树立起的典型模范，既有个体，也有由诸多个体集结成的群体，甚至做法、经验、地域空间都可以被当作典型。这样细致的划分，使得行动坐标更加精细准确。爱国卫生运动中，影响最广、规模最大的树典型活动就是每年一次的卫生模范评选。卫生模范评选分级详细，由高到低分为国家级、地方级、单位级、个人级。1952年12月，全国及华东地区首次评选爱国卫生模范，徐家汇区徐镇路北平民邨被评为全国乙等模范，老闸区被评为全国丙等模范；同时，被评为华东地区模范单位的有7个，个人模范5人。1956年上海市评选“除四害”优秀单位382个、积极分子723人。1958年，上海市被评为全国除害灭病先进地区，21个单位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17人被评为中央一级除害能手。通过这种树立典型模范、构建行动坐标系的方式，越来越多的群众被纳入集体行动。当爱国卫生运走向高潮时，很多地区互相挑战，纷纷开展友谊比赛，通过“竞赛—检查—评比—奖励”的方式，群众得到了更好的教育，示范动员的效果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大量正面、先进典型得到树立的同时，不重视、不拥护甚至消极抵制，官僚作风等负面人物或事件也经媒体曝光，被广泛知晓。如上海市高桥区高行农校卫生工作一塌糊涂，厕所中挂满了蜘蛛网，坑蛆满地爬。面对检查，领导以工作忙为借口，推诿责任；由于不重视卫生工作，1952年12月东沟总校流感蔓延时，总校近40%的师生被感染……在报刊、电台等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过程中，对先进榜样的颂扬与称赞以及对落后行为的批评与讨论，成为人们在历经爱国卫生运动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活动，通过先进与落后的鲜明对比，“学习先进、摈弃落后”成为人们做出的理性选择，中国共产党典型动员的目标得以实现。
（四）策略动员：方式灵活经验丰富
毛泽东曾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事实证明，无论在革命战争亦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各种战术、策略，并将其成功应用于各类社会动员活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之时，尤其是“除四害”期间，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并组织群众创造了“除四害五、六、六、八字综合措施”等多种灵活新颖的战略战术，甚至制造出许多战斗工具。这为丰富、总结工作经验，推动爱国卫生运动起到了强劲有力的助推作用。
在上海，高桥区陆三生在灭蝇灭蛆过程中开动脑筋，解决了“给粪缸加盖难”的问题，改变了该地区“一到夏天，蚊蝇成群，臭气洋溢”的面貌。徐汇区的北平民邨，“用毛竹代替沟管”“在邨里装了阴沟”，以节约又实用的办法建造“小便池垃圾箱”；由于卫生工作得力，该邨以往流行的急性肠胃炎传染病、疟疾及皮肤病等大大减少。静安区一中心组长成功改造了放置卤腊制品的橱柜，使食品卫生达到要求。铁路管理局第二装卸区孙毛头，用松香拌桐油一天就抓到麻雀156只。市北中学学生程立群利用废物创造出捕鼠箱，5天捉获11只老鼠。市立第二结核病院充分摸透蚊虫习性，针对户外、室内蚊蝇采取不同扑杀策略，全院仅用半年基本消灭七害，其中灭蝇96斤，灭蚊400多万只，全院已不需再挂蚊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充分发挥主动能动性，创造创新出很多除害灭病的土工具和好办法。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8年12月举办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上，就展出了几百种”。这些土方法、土工具往往来源广，制作简单，操作容易，花钱少，效果好，很好地解决了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时遇到的药械不足这一困难。由此，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只要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把科学技术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便会产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巨大力量。
三、爱国卫生运动中社会动员取得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我国公共卫生面临严峻危机，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正确指引下，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群策群力，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契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中国共产党最广泛地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使爱国卫生运动成功抵达城乡每一个角落。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会动员符合党和国家的意志与初心，在改变人居环境、培养民众良好卫生习惯、降低疫病暴发率、提高生产效率，增进干群关系以及促成政治认同等方面成绩斐然。
（一）改变人居环境和养成卫生习惯
在各级党委坚强领导、统一部署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城乡住室、厕所、墙圈得到全面整理，大量垃圾污物清出。与此同时，人们逐养成勤洗澡、勤理发、勤剪指甲、刷牙漱口、不随地吐痰等良好习惯。爱清洁、讲卫生，不仅开始成为社会新风尚，而且成为社会公德的一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2年半年时间内，全国就清除垃圾7400余万担，疏通沟渠28万余里，改建厕所490余万个，改建水井130余万眼；而当年上海市“共清除垃圾83.7万余吨，消灭蚊子9.8万公斤、苍蝇0.8万公斤、老鼠46.1万只”。随着爱国卫生运动持续深入推进，摊贩们工作时开始穿戴白色清洁衣、帽，不用手接触熟食，增设防蝇、除尘设备，做到食具消毒。工厂也严格执行食具消毒，不吃隔夜菜。在队部，战士们经常烫洗衣服、晒被子，在自己造的洗澡池或澡盆里洗澡。至1957年3月，最容易滋生苍蝇的行业如制革厂、屠宰场、菜场等，绝大部分已基本做到无蝇；素来臭虫最多的旅馆、浴室也有90%以上已消灭臭虫；全市粮食部门出现了许多无虫、无霉烂、无鼠雀、无事故的“四无”粮仓。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卫生运动，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重塑家国”的重要作用。
（二）降低疫病暴发率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爱国卫生运动在推进，尤其是“除四害”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对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展开了普查、检验与医治工作。由于部署周密、政策得力，该项工作收效巨大。
截至1958年底，全国有192个市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斑疹伤寒、回归热、麻疹、百日咳等常见急性传染病的发病率大为降低；天花、鼠疫、黑热病、疟疾、瘫疾基本被消灭；婴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发病率也大大降低；丝虫病、钩虫病、性病、甲状腺肿等疾病在一些地区基本被消灭；曾经被认为无法治疗的大骨节病，有了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工矿业中基本控制了急性中毒、高温中暑的现象，对矽肺及慢性中毒也有了比较有效的防治办法。过去“千村薛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疫区，出现了“人寿年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此外，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7年实现了县县有医院；1958年全国病床发展到44万张；大多数人民公社都有了医院、产院，生产大队都有了卫生所、保健站，生产小队都有了不脱产的卫生员。
在上海，天花被消灭比全国早9年，比全世界早26年，1951年7月后绝迹；霍乱也于解放后不久再未发生过；1952年9月急性传染病患者比1951年9月减少26.8%；1956年和1955年相比，“伤寒和副伤寒已降低60%，食物中毒已降低了19.7%，疟疾已降低了19.2%，乙型脑炎降低了4.5%”。在传染病发病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人民的健康水平快速提升。以1957年时上海市中、小学生的体重和身高为例，与1931年相比，男女生体重平均增加了2－4公斤，身高平均增加了3－4厘米。1954年，上海市区男女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均超过60岁，这与1951年时的男性42.0岁、女性45.6岁相比，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快速提升令整个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天增产、人增寿”的繁荣景象，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升，极大支援了工农业生产，促进了国家建设。
（三）树立政治权威和赢得政治认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是一场移风易俗，抵御和消灭疾病的运动，更是一次构建全民政治认同的社会总动员。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全过程中，各省、市、区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各级领导能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并给予具体指导。在工作部署上，由上而下，首长动员，层层贯彻。
如冬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期间，上海市委、市人委、市工联、团市委、市妇联等机关团体首长和干部1000多人，组成100个除害突击队，深入17个区的38个单位，突击开展清洁卫生工作。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陈丕显、魏文伯亲赴上海牛奶公司第三牧场，身着白色工作服，和工作人员一起，拿起铁铲除牛粪。副市长宋日昌、市人委办公厅的负责人与菜场工作人员一起清扫洗刷地面、角隅，擦试门窗。市教育局副局长汪亚民、杭苇带领市教育局全体干部，共同清除地下室积水和20多袋纸屑，使蚊蝇、老鼠无处藏身。蓬莱区区委书记、区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干部300人到中山南路毛骨作场挖蛹。
领导干部们不仅率先垂范，而且为民着想，给民办事，为民解忧。1949年5月至1952年8月，上海全市增设2800多只垃圾箱，[8]给水站从150几处增至1279处，极大改善了民众的居住环境。与此同时，政府投资123亿元用于改善劳动人民住宅区，受益人口30万。此外，市卫生局组织市内98个公私医院，成立互助组，划出病床2337张，为劳保病人服务，解决了30万享受劳保条例工人的医疗问题。1953年1月，上海市政府又投入1亿3千多万元，在凯旋路、梵皇渡路口建造了一个粪码头，极大便利了负责沪西半郊区（法华、周家桥）粪便清除任务的270多名工人，使其生活有了充分保障。工人们感激涕零：“人民政府像亲爹娘一样关怀着我们。”
实践证明，从教育和发动群众这个角度来讲，爱国卫生运动时的社会动员，其效果远远超出了发动者预期。经历过国民政府黑暗统治的劳苦大众，面对不怕苦、不怕累，与其一起辛勤劳动的干部们，内心欣喜又激动；当亲眼目睹身居高位的首长们跳入粪坑，挥铲掏粪时的场景，更是感慨万千。党和政府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排忧解难的做法最终让他们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情感瞬间爆发，不能自已。通过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民众们切身体会到新政权、新政府的温暖与可信。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党和政府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最终赢得了政治认同。正如小诗《歌颂除四害运动》对共产党的歌颂，“人民握政权，始能尽其仁。蚊蝇非小敌，天寿之所因。自有人类来，战胜史无闻。吾党立大志，从不惜辛勤。三年灭七害，一气转乾坤。群里必其成，奇迹播无垠。已雪病夫耻，更策强国勋。继善誓不息，日新又日新”。
社会动员从其实质来看，就是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动员具有发生密集、领域广泛、方式灵活、对象多元、时间交错、意义多重等特点。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内的重大改革都与社会动员相伴而生，爱国卫生运动亦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稳定政权、巩固统治的艰巨任务，而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正是洞悉和观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资源严重不足，内外交困的境遇下解决严峻公共卫生危机，进行社会革命，开展社会建设，进而获取民众政治认同，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维度。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由最初以“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为目的的“紧急行动”，制度化为与民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卫生清洁运动，此过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及国家治理能力。在国家的倡导下，卫生运动被冠以“爱国”的名义，如此一来，国家的诉求与社会乃至民众的诉求达成一致，卫生运动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广泛采用多种社会动员方式，确保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群众参与”被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最终，爱国卫生运动被打造成一场热情而不混乱、广泛但不松散、整齐却不呆板的“全民集体舞”。在此过程中，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越来越强，爱国热情达到高峰，主人翁意识萌发，对共产党的崇敬与爱戴之情与日俱增，共产党获取民众政治认同的目标顺利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动员无疑是构建政治认同的有效方式。
就过程来看，社会动员基本遵循了党中央的精神，符合国家意志，顺利且卓有成效。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攀比赶超、比速度、拼战绩、发展不平衡、形式主义、官僚作风，数字至上，虚报、瞒报，追逐政绩，违背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这在“大跃进”期间以“除四害”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造成这种转变，既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接连不断的重大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又与当时复杂多变的主客观因素有一定关系。
195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伟大创举。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向我们展示了一幕幕鲜活的案例，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高超的国家治理效能。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中国共产党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成功走出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建设道路。在此过程中，我们党还完成了社会秩序重构和社会结构系统性改进。今天中国“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们通过反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社会动员的丰富实践，可以不断深入发掘其内在的治理效能之魂，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说服力、解释力的动员理论、动员方法，开创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