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此，“八一”这个响亮的字眼具有了特殊意义，这个日子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本文主人公刘荣辉（1908-1999），湖南省湘潭县人，原总后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务部副部长。1926年参加湘潭赤卫队，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作为一名历经战火硝烟、枪林弹雨的红军老战士，他亲历并见证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并在生前以口述形式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本文由刘荣辉之子刘京友整理、撰写。

刘荣辉

亲历湖南农民运动

父亲是湖南省湘潭县茶恩寺人，1908年出生，从小家境贫寒，只读过三天书。

父亲参加革命的经历，就是当时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的一个缩影，随着农民运动的起落而起落。毛主席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述的，与父亲家乡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

油画《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许宝中 绘。1927年1-2月，毛泽东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父亲回忆，他们家乡“1925年就有自卫队，1926年就有赤卫队。1926年，北伐军到了我们那个地方，来的是唐生智的第八军，是革命军。那时的队伍还不错，比起北洋军阀部队纪律好多了。那时我也参加了农民运动，拿着红缨枪，拿着鸟枪、大刀，那就是武器……我们成立了赤卫队，分土地，斗土豪劣绅，到1926年秋冬形成了高潮。赤卫队就住在地主的家里。南方的地主，家里的粮食、房子还是很多的。地主家后面有山村，请了很多长工，还喂了猪。我们就开仓救贫”。

北伐战争进军示意图。1926年5月，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开赴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农民协会由秘密状态进入公开时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起来。1926年12月1日在长沙召开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标志着湖南农民运动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北伐战争时期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他们成立农民协会，组建农民武装。在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形成“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局面。在经济上，开仓放粮，开展减租、减息、减税、减押斗争。在社会制度改造上，冲击一切封建宗法制度，禁烟禁赌、剪发放足、破除迷信、清除匪患等活动，使农村出现一派新气象。

1927年1月29日，由谢觉哉参加起草的《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布

1927年5月21日晚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内各地的反动军队、民团闻风响应，到处屠杀农运骨干，捣毁共产党领导的团体，10日之内在长沙附近就杀了上万人。湖南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湖南各地的农民运动遭到摧残，农民自卫军被镇压。

父亲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只得逃到武汉，赶上武昌警卫团成立招兵，就当了兵。幸运的是，武昌警卫团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武装，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营团干部甚至连排干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父亲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井冈山到瑞金，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直到全国解放，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

参加秋收起义

父亲所在的武昌警卫团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由张发奎1927年6月组建。因为当时驻在武昌国民政府（旧督军府）院内，所以称为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或武昌警卫团。

1927年7月31日深夜，武昌警卫团收到两封电报：一封是参加南昌起义的周逸群发来的，召唤速往南昌参加起义；另一封是军阀张发奎发来的，命令从速赶至九江，随第二方面军总部行动。

团长卢德铭当即和团参谋长韩浚、团指导员辛焕文研究如何响应南昌起义的命令。问题是武昌警卫团目标很大，且在国民党控制森严的武昌驻防，这么一支大队伍要脱离张发奎的指挥，公开走上革命道路，谈何容易？最后他们商定，以执行张发奎的命令为掩护，先乘船到九江，然后再迅速脱离张发奎转向南昌。于是卢德铭回复张发奎，要求拨给船只。

父亲说：“当时我们只知道队伍要出发了，不知道去干什么。从武汉出发前，队伍成四路纵队，扛着枪游行，操练得很整齐，还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没收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收回租界’等口号。”8月1日深夜，武昌警卫团2000余官兵从武昌集合出发，8月2日凌晨开船离港。此刻，他们不知道南昌起义已在一天前打响，到了半路才得知起义部队已经撤离南昌南下。要想与起义部队会合已不可能，再加上张发奎的部队正在九江堵截，遂改变计划，在湖北阳新县的黄颡口起旱（登陆）。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父亲告诉我：“当时部队打着青天白日旗，阳新县衙门还列队欢迎我们。在阳新没驻多久，就从阳新出发到达江西北部的修水，赶走了当地的民团和反动武装，与平江、浏阳、铜鼓等地的农军会合。部队在修水休整。”

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武昌警卫团留在修水，准备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以父亲所在的原武昌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安源的工人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原武昌警卫团的一个营和浏阳的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参加起义的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当地土匪武装的一个团。

《秋收起义 》 何孔德、高泉、纪晓秋、陈玉先 绘

秋收起义部队按照湖南省委“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的命令，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按计划爆发。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后三个团的行动全部受挫，收编的土匪武装乘机叛变，打了我们的埋伏。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1600多人。毛泽东当机立断，下达了停止进攻长沙，到浏阳县文家市会合的命令。

秋收起义口号

跟着毛委员上井冈山

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浏阳县文家市。当天晚上，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中国的武装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要图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向赣南撤军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力量还小，好比一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部队到了文家市的一座庙还是祠堂呀，也可能是祠堂改的一所学校，毛泽东给我们讲了一次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他穿一件长袍，拿一把雨伞，头发留得很长，穿一双草鞋。警卫团受国民党那一套教育，营长都穿大马靴，很神气，部队也是整整齐齐的。我们看到一个老百姓跑到这里来讲话，穿了一件长袍子，一双草鞋，头发又这么长，感到很奇怪。我们悄悄地议论着，这是个什么人?后来才知道是毛委员。毛委员是搞革命的，搞农民运动是有名的，是党的领导人。毛委员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讲形势，讲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攻打大城市，还强调指出，革命必定是艰苦的，必定会碰到挫折，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毛委员讲话很风趣，我们很愿意听。”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

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23日，起义部队在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仅剩不足1000人，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军阀习气严重，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

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缩编为七个连，五百多支枪。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成立士兵委员会等政治原则。

三湾毛泽东旧居

父亲说：“从芦溪到三湾后，毛委员又讲了话，讲了土地革命，讲了我们不要怕军阀、土豪劣绅，我们的部队要革命，要打倒土豪劣绅。在三湾，提出了打土豪，还没有明确提出分田地。到了1928年，才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分田地。警卫团到三湾损失了不少人，警卫团的连排干部大多是黄埔学生，有些人对革命形势不了解，革命意志薄弱，陆续跑了。毛委员将我们这支部队和农民及安源工人改编为中国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部队的旗帜也由青天白日旗换为红旗。补进来的安源矿工比较坚定，农民自卫队的同志革命也是很坚决的。”

10月27日，毛委员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几百号人终于从大井走上了茨坪，从而在井冈山正式安下了家。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诞生了。

《井冈山会师》林岗 绘。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

井冈山的斗争

在井冈山时期打了很多仗，地主民团不断骚扰，几乎是走到哪打到哪。打茶陵，打高陇，打遂川，打宁冈，三攻罗定，四打永新，龙源口战斗，黄洋界大捷……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湘赣边界的武装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令国民党当局坐立不安。1928年6月中旬，国民党的两个师，师长都姓杨（杨池生、杨如轩），进到永新县南部的龙源口一带和宁冈。

今日井冈山（新华社图）

父亲回忆说：“我们31团阻击七溪岭。七溪岭是宁冈通龙源口、永新的要道，只有一条小路能上下，是个有利于阻击的地形。敌人在半山腰，我们在山上。夏天太阳挺大，天挺热。敌人冲不出来，我们也下不去，僵住了。两边都是树林，战斗解决不了。后来朱德军长来了，还带来一个短枪排督战，每人一把马刀，一支廿发快慢机驳壳枪，两颗手榴弹，另有四支手提式花机关冲锋枪。当时花机枪很稀罕，以后红军中有个开玩笑的外号，把有麻子的人叫作‘花机关’。朱德自己背着驳壳枪和皮包，脚穿草鞋。他仔细察看了阵地后，把短枪排组织了一下，就发起了猛攻。四支军号同时吹响了冲锋号，我们从山上往下攻，杀声满山。敌人摸不清情况，本来他们到根据地就怕，这样被我们打下去了。毛委员指挥的28团、29团从侧面插到龙源口，正、侧面一起猛攻，敌人就垮下来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就是指这次战斗，这是朱老总提的，那时我们都知道。那次缴获的枪支弹药不少，还抓了大批俘虏。龙源口战斗结束后，部队再没有背梭镖、鸟枪和大刀的了，全都换上了缴获来的‘汉阳造快枪’。‘汉阳造’装五发子弹，打完了再装五发，打个三四发枪筒就热了，散热的技术比现在差远了。”

龙源口大捷发生地

红军以不足三个团的兵力，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一个团，缴枪千余支，取得了朱毛红军会师以来一场重大的军事胜利。

父亲在战争年代先后5次负伤，其中3次是在井冈山。

红军当兵真快乐

部队在井冈山多半是行军打仗，训练的时间很少，休息几天就抓紧时间训练。训练时，早上起来跑步，或者是做体操，或者是练射击、刺杀等，内容和在警卫团时有些不同。在武汉主要是教练步伐，在井冈山虽然也搞步伐，但主要是锻炼身体，练急行军和奔袭跑步、爬山，搞刺杀、射击、瞄准，从实际出发练兵。

“我们这个团是正规团，在三湾补充了一些，打了茶陵以后又有些补充。补充的这些大多都是工人、农民，这些人革命比较坚决。那时上午补充了，下午就要打仗。俘虏也一样，昨天俘虏，今天就打仗，打得也蛮好，很坚强，很勇敢。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懂得革命是干什么，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是为谁。当时部队这方面的教育比较突出。打仗的时候这么勇敢，就是因为脑子里树立了这么一个观念，不是为豪绅地主，不是为了军阀官僚，而是为了求解放，为了自己打仗，要解放穷苦人，要解放自己。不打人，不骂人，官长士兵平等，我们的部队就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使农民的觉悟提高了，俘虏兵的觉悟也提高了。当时流行这么一个歌子：红军当兵真快乐，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当排长的、当连长的都和士兵一个样。”

“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就发生在井冈山

父亲还回忆道：“我们的文娱生活很简单，吃饭后做游戏，如摸瞎子，还唱歌子，搞清洁卫生，士兵委员会公布伙食。生活虽然艰苦，但很快活。一不打土豪，生活就很艰苦，在山上就吃红米、南瓜了。虽然生活艰苦，伙食也差，士兵们还是挺满意。并不觉得苦，因为官长同士兵是一样的，朱德、毛泽东都穿着草鞋，也在一个锅里吃饭。朱老总平易近人，我们常见到他。行军的时候，他有时走在队伍的前头，有时走在队伍中间，皮包、驳壳枪总是自己背着。他常问我们，累不累？饿不饿啊？我们回答，不饿。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很亲切，平易近人，见到战士常常问问家庭的情况，本人的情况，问问什么时候出来的，哪里人，打仗怕不怕死。战士们都不拘束地回答，不怕死，怕死就不出来了，在家里的话我早死了。”

井冈山茅坪村八角楼毛泽东旧居

对于战争的残酷性，父亲说：“打起仗来，我们的部队是很勇敢的，不怕死，打起冲锋来没有冲不垮的敌人。国民党部队打仗怕死。那时火力都不是那么强的。红军主要是凭勇敢和讲战术。当时部队各战斗单位都有旗帜，平时卷着，打起仗来就展开。部队还发了红袖章，脖子上挂红带子，部队一出发，打起仗来是一片红，那时讲得很朴实，也很简单。敌人杀我们穷人杀得太多了，我们穷人的血流得太多了，红带子就是这样来的。红旗，是工人农民的鲜血染成的。看到红带子、红袖章，红旗，就要记住报仇。”

回忆起井冈山时期的学习生活，“我们学习是没有书本的，讲课的人也没有正式的课本，主要上政治课，有时传达上级讲的内容。那时干部有点文化，连排干部都是黄埔学生，后来慢慢就少了，因为打仗会牺牲嘛，同时部队也扩大了。我在井冈山当班长，下山前就是排长。那时干部提升是很快的，没有干部啊，不提没人啊。”

红军当年所使用的武器、斗笠

“小井医院设在小井的一家小财主的房子里。湘南部队上山以后，带来了一些医务人员，还带了一些药品。医院的负责人叫段治中，已有四五十岁，留着满脸的胡子，是随湘南起义部队骑着一只毛驴上井冈山的。后来曾志担任了小井红军医院党代表。这所医院在当时就算是好的医院了，分有内、外科和药房等。有中西医官，医务人员大部分是捉到的敌方的医务人员。对伤病员进行治疗，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能做简单的手术。”

对于医院艰苦的医疗条件，父亲仍记忆犹新：“医院的条件很差，没有床，最多用板子搭个铺，但还是睡地铺的多，打通铺，地上铺些稻草，没有席子也没有被单，盖的是夹被和稻草。天冷时，我们经常生一堆火取暖。医生看病上药是没有桌子、凳子的，就蹲在地上。医疗器械大多是用竹子做的，像上药的镊子就是用竹子做的。夹板也是用竹子、杉树皮做的。药品大部分是草药，中药，比如鱼腥草，中暑后吃一些鱼腥草，喝点凉水就好了。伤病员的伙食主要也是红米、南瓜和一些蔬菜。伙食标准比部队高一点，部队是五分钱，有时还没有，伤病员有一角钱。有时外面打土豪缴到一点东西经常会送来，表示慰问。上级领导也经常来看一看。开抚伤会时，给每个伤病号发抚伤费，轻伤发一元，重伤员发二元钱或一元五角钱。油和盐虽然很少，但对伤病员是保证供给的，有三钱油，五钱盐。”

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内景

偏师借重黄公略

父亲还给我们讲述了黄公略牺牲时的情形。

黄公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参加领导了平江起义。关于他的牺牲，现在能查到的资料都是这样介绍的：“1931年9月15日，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我父亲当时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黄公略牺牲的整个过程，并参与了抢救。父亲讲述的黄公略牺牲时的细节，在我查阅到的所有资料中从来没有见到过。

《平江起义》许宝中 绘。1928年7月22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

父亲回忆说：“黄公略是红三军的军长，是彭德怀那里的。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时，我在红三军七师军医处当医官、副处长。9月15日部队行至吉安东固时，敌机突然飞来了，八九架的样子吧。那个时候飞机飞得很矮，故意欺负我们。看到了飞机，部队就地隐蔽。山沟不宽，骡马呀，药担子，挺乱的。东固下面有一个村，叫个什么村记不得了（笔者注：应当是六渡垇），黄公略跑到村里了，刚好我们七师也在那个村。他探出门看看部队隐蔽好没有，上面的飞机就咔咔咔咔，机关枪打在他肚子上，打穿了。我和姜齐贤一块给他上药。姜齐贤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中校军医主任，三次反“围剿”时我们在老营盘打他们的伏击，刚好打了他们的后卫，把他们的药担子，后卫部队全部歼灭，俘虏到我们这里来了。那时候找到这样的技术人员是不放的，要争取他当我们的兵呀，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他就这么到了红三军七师军医处。黄公略的肠子都流出来了，我们先用一个搪瓷碗捂住肠子扣在肚子上，用整匹的纱布缠上，再用手指这么宽的胶布胶住。这个时候黄公略脑子还挺清楚，他当时指挥红三军七师、八师、九师三个师，他指定九师师长徐彦刚代理军长。如果当时给黄公略做手术，大概会好，死不了。”

1931年9月19日，在黄公略烈士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并撰写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黄公略

历经枪林弹雨的战争磨砺，父亲又继续踏上了革命征途。从苏区的红米饭、南瓜汤，到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从华北大地的抗日烽火，到解放全中国的浴血奋战。人民军队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锻造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