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大规模战争，也是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血战。在近代中国百年风雨飘摇之中，从来不乏强敌，但日本、国军和本土军阀的战斗力，是远远无法和当时的美军抗衡的，太平洋战役的结局就是明证。反观当时的共和国，百废待兴，经济总量和工业产值尚且不及美国的零头。

然而即便是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几十万志愿军将士依然义无反顾地奔向朝鲜战场，与人民军并肩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一九五零年十月志愿军进入朝鲜，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取得史诗般的胜利，两年零一个月，英勇无畏的志愿军将士们终于把战争推向胜利。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她不仅是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纪念日，还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真正转折点，更是中国和美国、东方和西方近千年来强弱高下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有三个前兆，强烈预示着抗美援朝战争即将胜利。首先，从当时的世界两极格局来看，对于支持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始终犹豫不决的苏联，在此之后才真正坚定起来。

当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斯大林是犹豫的，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在志愿军最为艰难的时间段内，苏联向中国总共贷款32亿卢布。而在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当志愿军依靠自己站稳脚跟之时，斯大林才真正相信志愿军是打不垮的，因而又向中国贷款32亿卢布。两次贷款对比之下不难发现斯大林和苏联的信心变化。苏联的全力支持，是抗美援朝即将胜利的第一个前兆。

其次，从战场局势看，抗美援朝获得全面胜利也只是时间问题。早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彭德怀就高瞻远瞩地预见了即将到来的持久战。这位在抗日战争中磨练出来的持久战战术大师，明智地提前下令，在朝鲜东西近百公里，南北数百公里的志愿军战线和腹地上，开始修筑防御工事，试图将上百万志愿军战士深深扎在朝鲜的每一寸土壤上，让美军寸步难行。

六十五军第一九三、一九四和一九五师，以极快的速度修筑好了一个又一个坑道和地下掩体，又将和谐地下坑道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坑道系统。系统之内，武器库、医院、指挥所、厨房和卧室，应有尽有。这样，在面对联合国军强大的地面火炮和空中火炮优势时，志愿军可以进入坑道，而在敌人冲锋之时，无数志愿军战士又能从坑道中突然冲出杀敌。

彭德怀离开朝鲜之后，邓华将这一战术延续了下去。到上甘岭战役结束时，一百八十万志愿军和人民军，连同无数朝鲜人民，在原有坑道防御体系的基础上，在纵深几十公里、长达一千公里的正面战场之上，修筑了一条由坑道、地道和钢筋水泥组成的钢铁防线。至此，杜鲁门、范弗利特和克拉克，再也没有办法从正面突破志愿军防线。这一战场局势，是抗美援朝即将胜利的第二个前兆。

上甘岭战役胜利后，美国国内舆论环境也在倒逼美国政府尽快结束战争，这进一步预示着抗美援朝的全面胜利指日可待。朝鲜战争之初，美国舆论界配合政府的对外政策，用铺天盖地的片面宣传，向美国民众宣扬朝鲜战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合法授权动用武力，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麻痹美国民众。

然而随着战争进展受阻，美国民众愈发认清了真相，反战情绪逐渐升温。从第一次到第五次战役期间，美军在伤亡总数达到二十三万人（超过越南战争）的前提下，却迟迟没有拿下那个他们曾经向美国人民许诺的弹丸之地。当时，麦克阿瑟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在日本公开发表的三个月内占领朝鲜全境的狂言妄语，音容犹在。

一九五二年，随着美国舆论界倒戈，对朝鲜战争的意义和价值开始进行大规模负面宣传，最终倒逼美国民众反战情绪高涨，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支持率骤降约33%，这一降幅只是略微低于越南战争。顺便，杜鲁门的下台正因为此。

杜鲁门竞选时，以低于杜威20%的支持率而逆袭创造了奇迹，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他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在执政1240天的平均支持率排名中，排名美国历届总统倒数第一。因此，当时美国的国内政治现状，是抗美援朝即将胜利的第三个前兆。

按照常理，既然战争胜利已经板上钉钉，志愿军完全可以有序撤回国内，即便继续待在朝鲜，也只需保持原先队伍规模，等待战争彻底结束即可。然而，因为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他几乎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上甘岭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人悉数参加。

会上，毛主席请大家就下一步的方案发表意见，结果，所有人的意见大致相似，认为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让最初进入朝鲜作战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按批次回国休整。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毛主席却出乎意料地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

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我认为，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加强。

不得不说，毛主席的辩证思维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所有人只能看到战争即将胜利之前的积极因素时，毛主席却能洞若观火，洞察其中的消极因素。

正当众人心服口服之时，毛主席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出人意料的看法：

如果杜鲁门或者艾森豪威尔不从朝鲜撤军，那对中国的发展将大为有利。

这一著名论断，非常幸运地以录像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毛主席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发表演讲时意气风发地说道：

时间要打多久，我讲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毛主席对于当时局面的判断和决策，获得了一致拥护。一九五三年二月中旬，毛主席召见彭德怀，让他秘密调遣第一、第十六、第二十一、第五十四共四个野战军，和六个铁道兵师，共计二十万大军进入朝鲜，并让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继续留在朝鲜待命。随后，彭德怀将这一最高指示传达给了在朝鲜指挥作战的邓华，邓华开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毛主席之所以做出这样一反常理的决策，源于他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持续观察和精准洞察。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在一九五二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朝鲜战争期间，发生美国总统换届，成为毛主席判断当时局势的重要支点。

杜鲁门下台时，在他领导下的美国在朝鲜战场之上的表现非常糟糕。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兵力峰值达到178万人（是越南战争的3.5倍），前后投入战场的兵力总数超过200万人，伤亡、失踪总人数约为57万人（是越南战争的10倍），其中，美军阵亡36574人，负伤人数为103284人，花费军费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美国1950年GDP才1.45万亿美元）。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却没有达到战争目的，导致杜鲁门逐渐失去了美国财阀、两党和民众的支持。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上台绝非偶然。第三十三届美国总统大选时，杜鲁门就力荐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自己愿意做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这一提议被艾森豪威尔拒绝，因而他在一九五三年的当选就格外特别。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是军队出身，一九四四年担任霸王行动总指挥官，一九四八年之前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一九五二年之前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因而，他的背景、履历和辉煌战绩，是他当选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的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美国众多财阀和军火商必须要推选出一位能打胜仗的总统，以扭转朝鲜战争的局面。

正是因为洞察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本质，毛主席才做出了派兵的决定，事后证明，毛主席的这一决策是真的高明，因为几乎在毛主席决策的同一时间，克拉克就向艾森豪威尔递交了《8-52作战计划》。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成功当选后（还未就职），亲自前往朝鲜半岛督战。这位在竞选纲领中向美国民众承诺要在上任之初就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的美国总统当时是极为矛盾的，因为正是美国的好战分子们将他送上了总统宝座。

他抵达朝鲜半岛后，向克拉克和范弗利特了解情况。经过权衡，艾森豪威尔认为从正面战场突破志愿军防线，已经绝无可能，因为当时志愿军已经将三八线以北修筑成了一个巨大的要塞，到处布满碉堡、地道和防御工事。熟悉麦克阿瑟的读者们应该能够猜到，此时艾森豪威尔决定故技重施，上演他的仁川登陆，意图在志愿军后方通过大规模登陆战，突然开辟一个战场，从中截断志愿军部队。做出决定后，他立即命令克拉克着手制定登陆计划。

在《8-52作战计划》中，美军决定在平壤以南进行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同时轰炸和突击中国境内，阻断中国的援军。计划拟定后，美军立刻进行演练。他们在一九五三年初的演习中，投入了两个南朝鲜步兵师、六个独立团和二十八个炮兵营。

在充分洞察美军意图后，毛主席又做出了一个高明的决策，他强大的直觉预感到美国人可能又要故技重施，因而向邓华提出三大肯定，让邓华将这三大肯定当作既成事实，准备与美国决战。第一，美军肯定要登陆。第二，肯定要从朝鲜半岛西海岸登陆。第三，具体登陆地点肯定在清川江至汉江之间。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邓华立即做出部署。他将三十万大军部署在清川江至汉江之间，防止敌军登陆。同时，投入两百架飞机和一个鱼雷艇大队，时刻准备迎战。

美军登陆之前，由中央情报局派出特工前往前线探查我军部署后发现，所有预定登陆点早已被重兵把守，任何登陆作战都绝无可能。至此，艾森豪威尔彻底明白，自己拿中国军队毫无办法了。那些时刻渴望通过战争大发横财，却将世界人民的生命视如草芥的美国战争贩子和大资本家们也彻底明白，只要和中国较量，他们就只有一个结局：破产。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发现，在抗美援朝胜利前夕，毛主席因为决策高明，每一步走在敌人前面。不过，如果认为毛主席的英明决断只有这些，那就太低估他了。实际上，毛主席甚至预料到了斯大林如果突然逝世，局面该如何应对。而这一切，在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前夕，真的发生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斯大林和拉夫连季·贝利亚、尼古拉·布尔加宁等人在莫斯科的别墅里聚会。聚会持续到第二日凌晨四点。三月一日上午，警卫员一直没见斯大林走出房间，而斯大林命令警卫员决不能打扰到他工作。直到当日晚上十点，警卫员进入房间后发现斯大林倒在地上。经过抢救无效后，斯大林最终于三月五日逝世。

斯大林这一级别的人物在关键时刻逝世，很容易导致局势骤变，历史上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例如，在七年战争期间，腓特烈大帝独自带领普鲁士对抗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等国，并几乎处于亡国边缘。就在最后一刻，奇迹发生了。1762年1月5日，反对腓特烈大帝的俄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突然逝世，她的继承者彼得三世是一位腓特烈大帝的热烈崇拜者，所以突然改变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不断宣布退出对普鲁士的战争，甚至宣布与普鲁士结盟。这一奇迹被称为勃兰登堡王室奇迹。

斯大林的突然逝世，对于当时局势的影响，与此类似。前面说过，经过三年艰苦战斗，中国终于获得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全力支持。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担任苏共第一书记，他的内政外交政策与斯大林大不一样。对内，他是反对斯大林的。对外，他是亲美的。苏联的支持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关键，这一变故，直接影响了胜利前夕的抗美援朝战争。

例如，一九五一年中国曾与苏联达成一致，陆续从苏联进口舰艇八十一艘，在赫鲁晓夫上台前，这一协议始终被很好地履行着。赫鲁晓夫上台后，突然停止出口这批舰艇。又如，在抗美援朝之初的中苏谈判中，苏联曾经约定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四年，向中国提供六十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这批订单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前一直稳步地推进着，在他上台之后，被大幅度削减。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体来看，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没有彻底延续斯大林时期和中国的外交政策。

不过，这一切都抵挡不住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断，他虽然没有料到上台的是赫鲁晓夫，但却为斯大林可能突然离世做好了各种准备。所以，虽然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苏关系、抗美援朝战争局面起到过一点影响，但当时的主动权已经被牢牢把控在中国自己手中。

抗美援朝战争如今已经过去了七十一个年头，在这场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中，无数将领和战士抛头颅、洒热血，为身后四万万中国人民筑起了一道钢铁防线。在这场光荣的战争中，毛泽东主席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一次次挽救志愿军于水火之中。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坐镇国内，遥领战场，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巨大的贡献。没有几百万将士在前线的浴血奋战，就无法迎来胜利，没有毛主席等人在后方的英明领导，胜利更加无法想象。值此七十一年胜利之际，让我们在缅怀先辈英烈的同时，深切怀念毛主席和他当年的英明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