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伟大战士。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抗战期间，她创建保卫中国同盟，领导与组织援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其中就有成立于河北省邢台市的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创建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主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其正义性受到不少拥护正义的外国组织和人员的同情与支持，成立起许多反日援华团体，相继开展募捐支援活动。但是，一方面，由于中方当时没有接受外国捐赠的专门机构，捐赠活动显得杂乱无章；另一方面，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实行严格的物资封锁，禁止向中共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因此，国外援助大多自发寄给了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红十字会和地方国民政府，而装备给养奇缺、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和医疗权都无法保障急需援助的中国共产党军队仅得到其中极少数。
1938年1月，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廖承志在香港成立了秘密的八路军办事处，并与廖梦醒、邓文钊酝酿组织了一个援华机构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无建树”。而且，3月12日，为办事处作掩护的粤华公司又被港英警察查封。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无法站稳脚跟、打开局面。
◆廖承志
种种情况表明，中国特别是中共需要一个合适的机构来接受捐赠并及时进行合理分配。最首要的是，新的机构必须由一个享有国际声望、值得信赖的人来领导。而这个合适人选，非宋庆龄莫属。
宋庆龄，在中国有着独特的政治地位，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既有巨大的爱国热情，又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联络，是“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心里的一面旗帜”，而且与中共长期保持密切关系，十分同情中共，是发起组织国际统战机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世界人民、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众望所归的理想人物。抗战初期，住在上海的宋庆龄得知八路军挺进山西开展敌后抗日的消息后，就曾立即与何香凝一起帮助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募集大批物资支援八路军。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宋庆龄身处危境，难以继续革命活动。最初，孙中山早年投身革命事业时，即以港澳为基地，与东南亚、南洋和夏威夷等地的华侨建立了密切联系，给宋庆龄创造了一定的人脉基础。孙中山逝世后，一系列政治事件已经把宋庆龄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两者结合，使得在香港这个相对自由又易于与国际联系的地方，可以让宋庆龄更便利地为抗战事业多做工作和贡献。于是，1937年底，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撤离上海，搬到香港定居。1938年3月16日，她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号召海外侨胞继续给予祖国抗战军队以“鼓励援助”。
在此之前，1937年秋冬时分，新西兰作家、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访问了延安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拜会周恩来，谈起华北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周恩来对他说要组织起来，找医疗物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并让贝特兰把在游击区前线见到的缺医少药的情况写成详细报告，交给在香港的宋庆龄。3月，贝特兰到香港见到廖承志，告知了周恩来的意见，廖承志很快转告给宋庆龄。彼时，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取道香港去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志愿人员，响应宋庆龄号召支援中国抗战的海外捐款也陆续汇到，出现紧迫而有利的形势。宋庆龄得知情况后，即和廖承志商定尽快建立一个面向国际的救援团体，成为中国人民与海外之间的桥梁，提出这个团体必须而且敢于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它是民间组织，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具有鲜明的奋斗目标，有坚定的原则，它的全部工作是帮助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宋庆龄让廖承志代表她召集开个会。会上，廖承志提出要组织一个国际性救援组织，要扩大工作，要找很有影响的人带头。经过讨论，通过了由宋庆龄选定的“保卫中国同盟”名称。4月初开始，宋庆龄开始着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右一为廖承志，右四为宋庆龄。
1938年6月14日，在宋庆龄住宅的小客厅里，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宣告正式成立。宋庆龄亲自担任主席，并邀请国际友人、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英国人约翰·利宁负责宣传工作（其8月回国后由爱泼斯坦加入并接手）。主要成员还有廖承志、廖梦醒、邓文钊及贝特兰。
当时，中国特别是中共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切断了。保盟的成立，就是要“突破日本侵略者占领沿海城市后的封锁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施的物资和新闻封锁。尤其在接受外援一事上，保证各个环节的方方面面都能畅通无阻”。因此，《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中提出保盟的目标是：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
宋庆龄作为保盟的主席，是保盟的灵魂和神经中枢。爱泼斯坦曾在回忆中表示，“那个时候，实际上，不是名义上，保盟中央就是宋庆龄……所谓庞大的中央委员会是不存在的。但有一班人，有很有力量的核心。后面有周总理，有没有毛主席我不知道”。这一方面说明宋庆龄是保盟的领导核心及对保盟的极端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宋庆龄和保盟是取得中共的支持的。
援建国际和平医院
保盟遵照创办宗旨，成立伊始积极开展活动。宋庆龄更是大力呼吁国际友人捐赠，“因为中国贫困，中国的士兵缺少武器，穿不暖，吃不饱却走上战场”。当时，国民党政府成立有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目的是严格控制和统一所有募捐活动，包括通过特务线索控制各地华侨的爱国捐献团体，企图使每一分钱都落进蒋介石的腰包。其公然宣称：“进行独立募捐就是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反对抗战。”针对此，宋庆龄坚持要求保盟的各种活动都要符合既定原则，即“援助不受政治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分配运送援华物资时，坚持一定要把国民党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并重，并尽可能更多地提供给敌后战场。因此，国际上捐赠给保盟的款物，除了少数由捐助者指定对象外，大部分由宋庆龄全权做主拨给最迫切需要捐助的抗日根据地。也因此，保盟被一些人认为是“专门援助红色分子的组织”。为此，蒋介石动用各种手段威胁保盟，甚至通过英帝国主义和在香港的代理人进行恐吓威胁。但这些都挡不住宋庆龄。尽管困难重重，保盟还是将大量捐款、医用品和其他捐助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中共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使其“成为共产党控制地区主要的外部供应来源”，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其间，最重要最显著的一个援助是建立国际和平医院项目。
1938年3月，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携带大批医疗器具与药品到达延安，4月转赴晋察冀边区，以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1937年11月7日建立）为基础创建了“模范医院”。7月，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上号召援助中国抗战，决定由国际援华团体帮助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建立伤病医疗中心（即国际和平医院）。会后，宋庆龄与援华代表商定把白求恩建立的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定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不久，宋庆龄协助将英国援华会提供的2450英镑和美国、加拿大的中国之友社提供的捐赠物资送给该院。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40年1月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担任首任院长。
◆1938年9月，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松岩口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讲话。
为了切实有效持续推进国际和平医院建设项目，宋庆龄还特别委托她的驻延安代表马海德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帮助督促落实，并及时向她通报边区军民真实的情况以及缺医少药的困难，使处于国民党重重包围之中的延安中共中央始终与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保持密切联系，从而确保和促进了对中共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的顺利援建。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保盟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援建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除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其余7个分别是：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苏北国际和平医院、华东国际和平医院、晋绥国际和平医院、冀热辽国际和平医院、中原国际和平医院。共下设42所分院，拥有11800张床位，以及20个流动医疗站，组成了国际和平医院网络。
不完全统计，1941~1945年保盟拨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款共65万美元和1.7亿元法币，各种医疗卫生保健物资如X光机、显微镜、化验剂、手术器械、理疗设备、医学书籍、药品、敷料、毛毯、被服、奶粉、维生素、罐头等不计其数。曾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的沈其震后来回忆：“其数量之大，一时难以统计清楚。只记得，仅华东军区一次转移中，就用了500名民工搬运了一天多。”
抗战结束时，得益于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边区一亿四千万人民得到了基本的医疗保健。就此，1944年9月，曾在国际和平医院接受过治疗的129师师长刘伯承、386旅旅长陈赓等148人联名给宋庆龄写去感谢信：“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
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39年11月7日，延安中央医院成立，对外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12月13日，为纪念白求恩，延安八路军军医院改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1943年前后，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二分院（又称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129师野战医院三所相继迁驻于山西省黎城县，在西村、东坡、霍家庄长期驻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置国家利益与人民意愿于不顾，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山西反共急先锋阎锡山更是急不可待，抢先下手，进犯上党。8月20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撤销129师编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原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当时，刘邓参加完党的七大仍在延安，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向毛泽东提出派人到晋冀鲁豫军区组建一所大型正规医院同时建立一支医疗卫生队伍的请求，以解决前方医疗缺乏和质量较低的问题。毛泽东很快作出决定，派遣原延安中央医院院长何穆、原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等人赴晋冀鲁豫军区开展医疗工作。
9月上旬，何穆率领延安中央医院姚冷子（何穆夫人，当时还带着他们不满2岁的女儿）、侯明、何智泉、常宗礼、陈志英一行6人，从延安出发，翻山越岭，晓行夜宿，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抵达位于河北省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刘伯承和邓小平向何穆提出了为军区培养质量较高的卫生干部和尽快建立一所较正规的后方医院的指示。何穆当即提出了一个先办医院作为依托，逐步形成培养基地的方案。刘伯承、邓小平一致同意。同时，为争取国际援助，决定新建医院名称为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在此之前的筹备期间，先叫预备医院。并委任何穆为军区卫生部第二副部长兼医院院长，负责筹建任务。
随即，何穆等人离开赤岸，按计划前往山西省长治市，途经黎城时，与驻扎在西村的129师野战医院三所和第十八集团军野战预备医院二所取得联系，宣布了军区的决定和命令。为了尽快开展工作，何穆决定先将野战医院三所和野战预备医院二所合并，组建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预备医院（原计划由野战预备医院一所、二所和野战医院三所合并，当时，派常宗礼前往联系一所，因一所受伤病员拖累，不能及时前来，后经何穆同意，该所另行接受任务，未参加合并。又因当时野战医院三所和野战预备医院二所部分干部和医护人员此前调至前线，所以参加合并的实际只有留守人员）。合并后，预备医院共有何穆院长以下六七十人，驻地为东坡霍家大院。出于实现医院工作正常化、制度化，摆脱以往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游击化”影子，为建立正规化总院打基础所考虑，何穆还亲自制订出了预备医院首个规章制度（通称“何穆院规”），予以公布实施。
◆和平医院工作人员臂章。
1945年10月8日，上党战役结束，长治城解放。1946年1月，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预备医院在长治市正式挂牌成立，地址位于西北城区上党门附近一座日据时期敌伪陆军医院故址。开诊前后，为了充实力量，军区卫生部专门从野战卫生学校本科医疗队抽派王绍仪、黄爱晨、王庚金、林清文等10名毕业生到医院工作。另外，又从有关部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任医院各机构和党政机关。如调侯文周任院政委，符碧桂任政治处主任，洪明贵任副院长，及业务干部曹鸿山、王仲兴等，逐步使医院步入正规。
1946年春，随着“双十协定”的签订和邯郸战役的胜利，解放区扩大，革命形势好转，但内战危机并未消除，反而日趋严重。为配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东进，3月，遵照军区决定，预备医院迁往河北省邢台市北关师范学校旧址（原高德林公馆），正式筹建总院。7月1日，经过一段紧张工作，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正式挂牌成立。何穆任院长，政委（党委书记）侯文周，政治处主任符碧桂，副院长洪明贵，院办主任王仲兴。时有床位200张，设内科、外科、眼科、儿科、妇产科、传染科等医疗科，化验室、X光室等辅助室，医护职工共225人。开院典礼上，卫生部长钱信忠到会祝贺并作指示。
总院开诊后，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1945年12月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还牵线搭桥联合国救济总署派来数名外国医疗专家指导工作，前后有美国人艾乐思、加拿大人沙菲尔、德国人李柏、新西兰人伊斯平（女）等，对医院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然而，建院不久，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公然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由于总院驻地邢台地处平汉线要冲，是国民党军队进攻重点之一，被迫在重重困难条件下转移。7月20日，总院建院刚刚20天，就不得不迁移至邢台县固坊村。但形势继续恶化，在固坊村仅驻扎40天，又被迫迁往沙河县安河村。数月后，局势仍旧没有好转。最终，几经周折，直到1947年3月，迁移至武安县西井村，才算安定下来。
◆1948年，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人员合影。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随之，刘邓、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3支大军逐鹿中原，逐步恢复和扩大中原解放区。与相适应，大量部队所属机关单位纷纷奉命随军南下。是时，薄一波（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从发展老区医疗卫生事业、造福老区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考虑，请求总院留在太行根据地，得到上级与刘邓同意。于是，总院得以留下未走，并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48年5月，根据城市发展需要，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奉命迁回长治市，驻入市区东南角大营盘日军驻扎留下的旧兵营里。
1949年春，遵照华北人民政府决定，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更名为长治国际和平医院，正式转入地方。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改为山西省立长治医院，1959年又改为晋东南地区人民医院，1984年更名为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和平医院，1985年继承沿用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名称，1986年成为长治医学院附属医院，1999年定名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