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读抗战史，读到蒋介石，都让人血压拉满。
这位公认的“抗战领袖”，最初就是个亲日派，试图借日本的力量反共；后来又在日本的不断挑衅中妥协退让，搞“不抵抗政策”；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他却试图私下与日本媾和；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又宽大为怀，把日本侵略者礼送出境，还收留甲级战犯继续反共......
不信，我们从头看起吧：
1928年，蒋介石北伐的时候，在济南遇到日军挑衅，残杀中国军人，制造济南惨案，交涉员蔡公时被割去耳鼻，残忍虐杀……然而，老蒋对日本暴行一声不吭，下令不许抵抗，最后居然让我国军人“解除武装”、离开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离开后，济南民众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
1931年8月16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吾方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是立刻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让东北军撤到长城。
蒋介石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如果抵抗的话，日军可以在三天之内横扫中国，占领长江流域，他说：“以中国国防之薄弱，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总结一下就是：日军太可怕了，不能抵抗，抵抗三天就亡国了。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爱国情绪，虽然日方侵略中国，但我们不能抵抗，不能妄动，同时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发电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要关怀备至，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去。“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蔡廷锴19路军驻地，史称“一.二八事变”。19路奋勇杀敌，但蒋介石不愿“过分刺激日本”，最终与日军妥协，在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妥协，双方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
3月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在蒋介石指导下，国府认真执行为日本“取缔反日宣传”之承诺，凡有“日本”既替以XX，如《中正文稿》，《总理遗教》中出现了很多XX帝国主义，XX警告之类，时任KMT宣传主管的邵元冲愤而辞职。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犯热河，蒋介石却在声称“吾惟有逆来顺受准备忍受一切侮辱”，长城抗战如火如荼，将士们舍生忘死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中说：“我们在一二八、长城之役，打的是糊涂战”，４月６日，蒋介石给国军各将领下达手令，提出了著名的“侈言抗日，立斩无赦”。
1933年5月30日，当傅作义正在和日军激战时，胡适上书要求和日本妥协，“避免局势扩大，当亦为国联、国际所渴望，此时千钧一发，稍纵即逝”，力主放弃华北主权，换取“和平”。蒋介石阅后大喜，点评道：“卓见甚佩”。
1933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成立，冀东变成了“非军事禁区”，中国的土地，不允许存在中国军队.......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罢免所有抗日的军政人员，撤走所有的政府机构，撤走河北所有的中央军和东北军......
1934年，蒋介石坚决履行他的誓言“侈言抗日，立斩无赦”，下手令秘密处决了“非法抗日”的爱国将领吉鸿昌........吉鸿昌曾于1933年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然而这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却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日军联合绞杀，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最终同盟军失败，冯玉祥下野。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工部局逮捕。为置吉鸿昌于死地，宋美龄不遗余力，她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将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11月24日，经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1935年，蒋介石颁布《敦睦邦交令》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意思是，老百姓不允许讨论“抗日”，不允许骂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
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还是寄希望于西方列强能够调停，根本就没有做好抗战的准备，以至于淞沪会战如此惨烈，却都是“添油战术”，白白把部队送上去，毫无战略部署，被日军舰炮轰炸。他依旧在幻想：“淞沪一役，实乃日本人逼迫太甚不得已而为之打”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更好地“谈”。”
其实淞沪会战早就应该撤出军民，逐次抵抗，把日军拖入复杂的江南水网地区，做长期抗战的准备。但蒋介石听说布鲁塞尔会议正在讨论中日之战，立刻寄希望于洋大人援助和“调停”，命令士兵们继续坚持，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10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
结果，列强们既没有同情，也没有支援，国军在战和撤之间，白白贻误了战机，日军反而出其不意，在杭州的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松江守军三面皆敌，死伤殆尽，淞沪战场从此一溃千里。
1937年11月5日，抗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蒋介石还在试图和日本媾和，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
“……日本提出的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寻觅友好的谅解，但前提是恢复战前状态（七七事变之前）。但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而中国会爆发全面革命......要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就在抗战的过程中，蒋介石政府也不断和日军进行沟通，试图“和谈”，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他曾经讲过，他的“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东北、外蒙是不想要了。
1938年，英国殖民政府对日绥靖，对香港反日言论进行管制，但香港文化官员汉语水平太低，无法对华文媒体进行有效管理，英国殖民政府致函国民政府要求予以协助。国民政府选派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前往，但凡碰到“抗日”字样，全部改成“抗X”，时人讽曰“委员不知亡国恨，隔海由删抗X言”。
香港工商日报，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一日有篇文章标题叫做：《XX残杀下，南鹏厉症流行，X拒给医药死者日多》。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原因是新四军在黄桥战役中击溃了准备投敌当伪军的国民党何克谦部，这个何克谦，后来被国民党自己以汉奸卖国罪枪毙了。
最令人玩味的是——日军居然在皖南事变之前，就拿到了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这份“皓电”，并且洞悉国民党的进攻策略，甚至还有配合国民党行动的意思。
奇怪的是，国军的战略，日军为何如此清楚？
不但如此，蒋介石政府还一直给国内的伪军发军饷，因为这些伪军，都曾是国民党的军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至少有50万之多。”
伪军将领亲口承认：“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蒋介石政府抗战无能，害民有术，在七年抗战中，国民党自己拉壮丁征夫虐待致死的新兵，远胜在战争中死去的士兵。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注释。
到了抗战末期，国际形势已经好转，苏联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美军也即将赢得太平洋战争，中国作为拖住日本法西斯的主力，蒋介石作为全民族的“抗战领袖”，本来声望应该达到巅峰了，《开罗会议》中，美苏英给了蒋介石极大的尊重，他能够作为大国领袖，与罗斯福、丘吉尔等人平起平坐，甚至有资格去谈战后的世界格局。
如果蒋介石能把握住机会，那么中国就是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崛起，琉球、外蒙都能收回，甚至有资格制定战后东亚秩序的建设。
但蒋介石自己把这一切玩砸了，他根本没有能力、没有魄力得到这一切。
罗斯福还指望这位“中国领袖”可以带头反攻日本，因为这时候全球都在大反攻了，就连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都如火如荼，如果这时候蒋介石可以反攻日本，那么二战就可以更快结束。没想到刚开完，常德就丢了，接下来还搞了个豫湘桂大溃败，美式装备的国军被日军三流部队打的一溃千里，平汉线粤汉线被鬼子打通，中国差不多一分为二......史迪威气得大骂，美国给了这么多钱，还不如去援助共产党和八路军。
罗斯福没有想到蒋介石如此无能，他只能去找斯大林求助，大国博弈，是要谈条件的，罗斯福求斯大林，蒋介石是你美帝的小弟，为你的小弟拼命，得加钱，斯大林就狮子大开口了，苏联出兵东北可以，但要外蒙自治，要南满铁路，要旅顺，大连.......罗斯福、丘吉尔都答应了。就这样，英美为了换取苏联出兵，联手把中国卖了，但这怪谁？只能怪蒋介石，给他机会他不中用！
从此之后，蒋介石就再也没有资格站到世界舞台上了！
到了雅尔塔会议的时候，就没有人带他了。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裕仁天皇发布带有侮辱中国词语的停战诏书后，蒋介石的回应讲话却充满了“不念旧恶”的表达，不但把犯下滔天血债的200万日军“礼送出境”，还给许多日军将领开了“欢送会”，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与日军将领很多都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同学，双方把酒言欢，洒泪而别......
蒋介石政府对日军战犯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日本军人不像是是投降了的战败国军人，而像是国民党座上的贵宾。
投降的日军享受和中国正规军相同的伙食待遇，甚至还有零用钱发，让日军自行采购副食。
在遣返过程中，蒋介石政府允许日本官兵与侨民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另外侨民可带1000日元、军官可带500日元、士兵可带200日元的现款......“让他们体体面面回家”。
在神州大地饱受日军蹂躏14年，数千万人死亡，山河破碎，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之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要“卖国援日”，简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日寇之欢心”。
对此，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曾感叹道：日本的士兵从东南亚回来时，就跟乞丐一样，唯有从中国回来时，跟走了富有的亲戚一样，什么毛毯、衣服、皮靴、手提包什么都有，还有现金。
蒋介石的战后对日政策总基调为“以德报怨”，包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内的大批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满手鲜血的冈村宁次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了蒋介石日后反共的“军事顾问”。
冈村宁次甚至穿上了国民革命军上将军服，佩带上青天白日勋章和领章，头带青天白日帽，出现在1947年1月2日的中国山东鲁南地区，成了鲁南战役国民党军方面的最高指挥官.......
更夸张的是，国民党政府居然还留下了15000名日军在山西担任“保安工作”，此部日军打后多次参与国共战场，被称为“山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总队”，直到1948年3月，在临汾战役中，被徐向前元帅指挥的华北野战军彻底消灭。
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惩办战犯，还放弃了分区占领日本，甚至还大幅减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当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赔款如下——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韩国：3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中国：0.25亿美元。中国遭受伤害最大，但赔款却最少，这源自于蒋介石的“博爱”，认为侵华战争只是日本军阀的错，没必要把负担压到日本人民身上.....
解放战争后，一败再败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为了反共，更是要拉拢日本。1952年，蒋介石居然擅自以中国的名义彻底放弃了对日本的全部战争索赔......解放战争之后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伪政权，已经完全变成了亲日派。
1956年，国民党“伪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张道藩甚至带着国民党官员去日本参拜靖国神厕......
2021年8月6日，东京奥运会期间，国民党官方账号，居然替日本哀悼广岛核爆75周年......
如今的他们，已经和日本右翼、法西斯余孽是一家人了。
也难怪，至今日本本土，还有一座专门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神社”。
这个蒋公神社还有一块碑，碑文上写着：
“本社是为了纪念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分区占领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200多万军民即行遣归日本。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你看，全世界只有日本人念着蒋介石的好。